《覺醒年代》的熱播不禁讓人重新關注起那個年代的風雲人物陳獨秀。他對中共的誕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但他的結局不能不說遺憾，他的歷史地位又不得不講尷尬。

從反清開始，陳獨秀就結社，演講，辦報，赴日留學，積極投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多次被捕入獄，幾經逃亡顛沛，苦苦尋求救國之道。終於在1915年創辦了《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揭開了影響近代至深的新文化運動。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旗手，導師，他為近代中國尋求光明披荊斬棘，衝鋒在前，不可不謂執著。也正是他和李大釗，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從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征程。也正是十月革命讓陳李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由此而孕育了五四運動，並指明瞭今後中共的人民路線。

不可否認，陳獨秀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啟蒙以及中共創立和早期的活動可謂居功至偉。然而遺憾的是，他沒能看清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立的本質，由此而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導致革命的失敗。正如毛主席所言，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就是讓無產階級迎合資產階級。這從本質上講與馬克思主義是相悖的。不得不說，這就是陳獨秀覺悟的侷限。

也正是這種侷限，陳獨秀看不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以及武裝奪取政權是打倒一切反動派的必由之路。他的這種侷限歸根到底還是沒有看清階級鬥爭的排他性，仍以士大夫的中庸和融合來對待鬥爭的殘酷。由此也就註定必為更敏銳，果敢，睿智的後來人取代淘汰，最終落得抱憾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