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孫承宗打造的關寧錦防線，從實用角度上看，就是明末版的馬其諾防線，是在明朝原有的長城九邊防禦體系之外再建長城。此舉對天啟崇禎兩朝，都是國家財政的“大放血”。

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更好的措施來借鑑呢？還真有。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不修長城。

李唐王朝立國不久，尚處在外夷包圍之中，北有東突厥，西北有高昌、西突厥，西有吐谷渾、吐蕃，東北有契丹、奚、高麗等。

李世民繼位第三年，東突厥首領頡利擁眾犯邊，唐太宗本著“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者，下也”的原則，一口拒絕了群臣在大漠邊緣修一道長城的請求。

唐朝是在隋朝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常年的戰亂迫使唐太宗冷靜地總結隋煬帝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唐太宗認為隋煬帝楊廣“興眾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亙千餘里，死者太半”“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

在唐太宗看來，楊廣築長城就是個昏招“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比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

大肆營造、虛耗民力——這即是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也是唐太宗不修長城的基本出發點。

李世民雖然有胡人血統，但手下大臣們卻以漢人居多，他們藉助秦漢抵禦匈奴的歷史經驗，不止一次地向唐太宗提出“請修古長城”的建言。李世民則堅持認為“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幷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

由此可見，唐太宗李世民看中的首先是“人心”，其次是“人才”，堅決避免的是“勞民”。

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唐太宗在唐高祖的“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大家氣度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總結出一種全新的“華夷一體”的安邊理念，他摒棄了歷代漢人統治者“貴中華、賤夷狄”的傳統偏見，打破了以長城限定南北的舊有模式，廣泛竭誠地團結周邊各少數民族部落國家，大肆任用少數民族官員，並採取了茶馬互市、聯姻和親、結盟納降、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措施，表現出他所具有的“容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和風範，並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得不說，在民族政策上，明思宗根本不可比唐太宗，甚至連明太祖、成祖都不能比擬。但是，李世民得“人心”、用“人才”、不“勞民”這三條成功經驗，好歹也能照貓畫虎吧？奈何崇禎全部反其道行之，大明怎能不亡啊？

我們再把目光投回明末。孫承宗應該也看到了關寧錦防線的致命問題，那就是對國家財政的鉅額消耗。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算是一個看上去比較有效的對策。之所以稱其為“看上去比較有效”，那是因為這個政策由孫承宗實施的效果並不好。要是遼人當真能自給自足、獨當一面，崇禎為何要持續加徵“遼餉”？

關寧錦防線也沒有真正擋住後金，皇太極率軍先後5次繞過這條防線進攻中原，第1次還是袁崇煥任督師的時候。這條防線的價效比，你說咋樣？

用軍事手段解決邊境戰亂問題，首要的就是“快”！長時間的久拖不久，必然導致“勞民傷財”，久而久之就成了心腹大患。從這個角度上看，熊廷弼的“棄遼”方略在當時未必沒有可取之處。

寫到這裡，我們再看一下如今的中國邊境。有一個事實不可否認，凡是跟中國接壤的國家，歷史上都跟中國發生過武裝衝突；有一個事實更不可否認，凡是歷史上跟中國發生過武裝衝突的國家，如今大都保持了睦鄰友好。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政府就沒有發生過類似於“大修長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