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奮六世之餘烈，自公元前221年一掃六國，九鼎歸一，完成了自春秋以來大爭之世的統一。然而，這樣一個代代明君，血雨腥風中打造的帝國卻在公元前207年滅亡，這個曾威懾天下，戰無不勝的偉大帝國僅僅存在了15年，便因內部的崩潰二世而亡了。
戰國時代
如果不算亂世中那些亂七八糟的政權，秦帝國的滅亡在漫長的王朝歷史中是極少的特例，但要分析帝國滅亡的原因，則不應僅僅從秦二世胡亥或是趙高、李斯個體說起，而是應從全域性的角度，將時間線拉回到秦始皇執政的晚期，從而準確把握帝國是如從一統天下，光耀千秋的巔峰直接墜入深淵，使自己的皇帝成為封建歷史亡國之君一代目的！
與普通人印象不同的是，一個王朝的初生期其實是非常脆弱的，此時國家剛剛經歷長期的戰亂，高層有權臣大將，掣肘君權；底層民生凋敝，社會不穩，所以王朝初期帝王往往鐵血無情，大殺功臣，且輕徭薄賦，穩定民心，不然不足以安天下。可不是所有的王朝都可以處理好這些問題，歷史上出亂子的比比皆是，如漢高祖劉邦死後出現呂氏之亂；唐高祖李淵立國不久，武勳集團便推著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明太祖朱元璋死後，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了小輩的江山；甚至隋朝直接入秦帝國一般二世而亡。
由此可見，封建王朝的權力交接是個危險的環節，而其中王朝初期的權力傳承則更為兇險，朝中大臣、武將都是亂世之中博出的人傑，都不是一般戰士，搞事情簡直是必修課，而秦朝就是驗證這種危險的第一個反面案例！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開始了他生命中最後一次巡遊，而此次與以往不同的是他的小兒子胡亥參加了這次巡遊，而在經歷了十個月的行程之後，本就代表出巡的秦始皇已病入膏肓，至平原津病情加重，但由於始皇帝“惡言死”，且愛殺掉言死之人的習慣，看到皇帝病重，群臣除了心中惴惴外，也不敢多說什麼。而秦始皇自己也因為這個忌諱而未在公開場合對繼承人的事做出安排，結果後來沙丘變亂的出現埋下了隱患。
《大秦賦》中的秦軍將領
本來，始皇帝是準備將皇位傳給長子扶蘇的，其在臨死前擬信要扶蘇自上郡急返咸陽，然而信還未發出，其始皇帝便駕鶴西去了。而丞相李斯認為朝中重臣大將皆在外，為了防止皇帝死訊傳出引發變亂，便自作主張隱瞞了始皇帝的死訊。從沙丘到咸陽，數千裡的路途，秦始皇的屍體在途中便已無法儲存，但隨同大臣卻還對此一無所知，而李斯的“為國之舉”不僅沒起到作用，反而為趙高策劃政變留下了充裕的時間，以至於後來自視甚高的丞相李斯在宦官趙高的脅迫之下，縱容和參與了趙高的陰謀，將始皇遺詔的內容改為賜死扶蘇，讓胡亥登基。自此，政變事成，天下將變！
胡亥的登基似乎是一連串的“偶然”促成的，但真的是這樣嗎？始皇出巡之前，扶蘇遠在上郡，而胡亥和趙高則身在帝國中樞，更是皇帝的身邊人，對皇帝的身體情況不會有人比這二位更瞭解。出巡長路漫漫，皇帝能否回到咸陽都是個未知數，與其在咸陽等待一個未知的訊息，不如和皇帝一起出巡，守在身邊，一旦生變即刻下手。畢竟，機會總是留給又準備的人的。
也不知那時的嬴政知道李斯之後的所作所為會不會這就掐死他
彼時秦國帝國雖已隱患頗多，但胡亥接手之時卻還遠未走到覆亡的邊緣，為了更直觀的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拿秦始皇和漢武帝對比一下。兩者都是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但也都殺伐成性，好大喜功，給帝國和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壓迫和沉重的負擔。
秦帝國在統一之後，繼續推行法治，為沒有給新徵服的國人一個過渡適應的時間，使原六國之人倍感壓迫；而老秦人也在結束戰亂之後，沒能獲得期望中的喘息之機，這種戰時法度的延續對帝國的傷害是很大的。同時，為了應對巨大的軍事開支，以及修長城，開馳道，修陵墓的需要，導致徭役、賦稅沉重，而嚴苛的秦律卻如懸在人們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稍有不慎便是滅頂之災，是以當時民眾苦不堪言，社會矛盾空前激化。
在秦始皇晚年甚至發生了數次臨近皇帝自身的動亂，如始皇二十九年，在陽武博浪沙為盜匪所驚，皇帝險些遭遇不測，而後更有甚者，其對皇帝的使者說了“今年祖龍死”這樣的大逆之言。可見，當時天下對始皇帝的不安已不僅僅侷限於言語，而是真正的有所行動了。不過，始皇帝畢竟兇名赫赫，時人攝於皇帝威勢，倒是沒有發生什麼大規模的起義和暴動，反對勢力還沒能對帝國的統治根基造成實質性的損傷。
再說漢武帝時，由於北伐匈奴，南征南越，又多次東出封禪，還如秦始皇一樣篤信方術，尋長生不老之道，且重用酷吏，嚴刑峻法，至武帝晚年，已是民生凋敝，天怒人怨，其時的社會矛盾激化程度較秦末時更甚。然而天佑大喊，漢武帝及時看到了治下的危機，及時調整了施政方針，這個剛強的帝王甚至對大臣說過，自我繼位以來，行事狂勃，使天下困苦不堪，自今起凡有傷國家百姓的事都應該停下。其後處理方士，又下罪己詔，罷兵止戰，恢復生產，一系列合理的舉措是一度陷入深重危機的漢帝國趨於穩定，重獲新生。
漢武帝很幸運，還有機會改過
透過對比可以看出，秦皇漢武之時皆以出現崩潰之兆，然秦帝國所以亡，漢帝國所以興，在於漢帝國可以及時止損，剎住歪風，重回正軌，這是在有了秦亡之兆的情況下，未蹈秦之覆轍。而秦帝國則不然，始皇帝晚年，征伐無度，法度嚴苛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有日趨加重的趨勢。或許性情仁厚的扶蘇繼位會有所緩和，然而在陰謀中登基的胡亥，卻扼殺了挽回帝國的可能。
由於自身登基沒有法理依據，擔心帝位不穩的胡亥便在秦帝國中樞掀起了腥風血雨，在李斯和趙高的慫恿下，二世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始皇帝其餘諸子，以及蒙恬等先帝重臣，實際上這等於是直接對先帝的政治集團動手，而這些人本該是二世繼承帝國，穩固江山的中堅力量，只因為秦二世的不自信和過度猜忌，變成了被打擊剪除的首要物件。
趙高對秦二世說，沙丘之謀，諸子和朝臣皆有所懷疑，諸子皆為宗室，大臣又是先帝重臣，陛下初立，這些都不是真心服氣，不除之恐生變亂。所謂上陣親兄弟，打虎父子兵，秦朝宗室和朝廷重臣曾在數次變亂中拯救了尚是“大秦”的秦帝國，而秦二世卻不顧國本的聽信了趙高的諫言，對宗室亮出了屠刀，幹掉了秦王最忠實的家底，而那些敢於直言，維護國家的大臣也在各種罪名下丟了性命，這使得秦帝國上層的矛盾空前激化。
而胡亥不愧是始皇帝的兒子，他對於修建宮殿、巡遊和刑罰的熱愛不下於其父，甚至較始皇帝時更加嚴酷，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本已不可調和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於是，當人們不願在忍受這種壓榨時，叛亂便不可避免了。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揮出了斬向秦帝國的第一劍。
其實，秦二世本事不是個愚蠢之人，但為何在明知隱患叢生的情況下，他不僅沒有剎住歪風，反而變本加厲了呢？這便得由其成長的過程來看了，戰國時代思想活躍，百家爭鳴，但秦帝國以法治起家，遵從法術，至始皇帝時，更是獨尊發家。而法家的主張便是君主專制，獎勵耕戰，最大限度的集中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國家集權治理、大型建設和對外征戰，這樣秦帝國所處的大爭之世是相適應的。但秦始皇在天下一統後未作出適應性調整，仍迷信暴力，揮霍無度，不過底層人的死活。
而胡亥出生之時，便對這些耳濡目染，又對君權的至高無上充滿迷信，他自然也學不到別的。在秦二世看來，國家就是皇帝私人之物，我愛怎麼著就怎麼著。
而此時，趙高和李斯則出於自身地位的考慮，並未對秦二世給予應有的勸告，反而蠱惑秦二世壓制百官，乾綱獨斷，逐步拋卻了發家中合理和積極的理念，使秦帝國的施政失去了活力和彈性，也失去了拯救國家最後的契機和可能。自此，秦帝國的滅亡便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