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皇帝都是秦家店的大掌櫃，那麼怎樣解釋漢武帝“獨尊懦術”呢?怎樣解釋皇帝都尊孔，都對孔府倍加呵護?他們真的相信儒家的一套理論嗎?。本不是那麼一回事。漢武帝之所以這麼做，是有一些深層次的原因的。透過對現象的深入剖析，就可以發現歷代皇帝“獨尊儒術”的本質。
獨尊儒術
漢武帝吸取了秦始皇獨尊法術迅速滅亡的歷史教訓，因而反其道而行之，來一個矯枉過正，開始放棄了法家的獨尊地位。在漢文帝和漢景帝那個時候就不再像秦始皇那樣了，他們對黃老之學、儒學有所注重。《漢書·儒林傳》載：“孝惠、高後時，公卿皆物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指儒者)，然孝文字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司問，未有進者……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蚧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候，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文、景並沒有立即用儒家，儒家反對絕對君權的理論還是具有革命鋒芒的。漢初的統治者對於儒家是若即若離，經過一段震盪，儒家地位逐漸上升，到漢武帝時終於來了一個“獨尊儒術”。
儒家可用之一
到了漢武帝時代，孔孟反對絕對君權的思想已經被董仲舒這些漢儒們淡化了。他們又給加進去了好多“天命”、“尊卑之制”、“貴賤之差”、“三綱五行”這些消極的東西，所以新的統治者用這些變了形的儒學來統治天下，也不會影響王權的專制了。歷史上各個朝代主張尊孔讀經，也是因為孔孟並不反對君主制。否則，連這塊招牌皇帝老兒也不準備用。西漢以後在變了形的儒家那裡，民本主義幾乎沒有多少了，各個朝代尊孔讀經才更興旺發達起來。孔孟思想反對極端的君主專制被後儒們給閹割掉了之後，皇帝老兒才接受過來，豈不順理成章!
不過，儘管孔孟思想裡面有一些維護皇權的東西，但它比法家那種露骨的專制暴孽、陰苛險毒、對人性瘋狂絞殺的各種說教，要強得多。就是董仲舒的漢儒，依然保留著民本主義的一些東西。如董仲舒建議採取獻田、去奴婢、薄賦斂、省徭役等措施，“以寬民力*。後儒仍然強過法家的專制獨裁。
儒家可用之二
後來的儒學還會保留一些民本主義，這也更得皇帝之歡，用它來約束一下各級官吏，也是再恰當不過的。當時歷代統治者都需要一個好看的理論，給別人看，花花綠綠，自己不去實行，但也能欺騙人。後來的所有皇帝在言論中都講一些儒家的民本主義的套話，有的甚至去孔府祭拜，其實自己是沒有心思去實行的。
從漢代開始，歷代統治者從來沒有丟掉法家的嚴刑酷法的政治，常常是為了掩飾而外表尊孔。漢朝統治者提倡“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內法外儒政策。漢宣帝表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本記》)路溫舒上漢宣帝《尚德緩刑書》中揭露了統治者尚法嚴刑的殘酷現實。他寫道：“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日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賊殘而亡極，愉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對於這種官吏只知用法，冤獄遍於國中的嚴重現實，路溫杼得出結論：“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漢書·賈鄒枚路傳》)事情發生在“獨尊儒術”的漢代，各級官僚依然奉行著法家的殘暴政策，其他朝代可想而知了。好在有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招牌，否則，路溫杼這次講孔孟思想的仁政也不可得。
封建社會的官吏們要想貪贓枉法，非得用嚴刑酷法不可。殺得人們噤若寒蟬，這樣做多不方便，講仁義道德太麻煩了。你一講仁義道德，老百姓就高興，就要求他們的各種權利了。只要承認老百姓有權利，就得承認自己的官僚權力的侷限性。這樣，官僚們幹嗎?他們不會幹的，他們運用的就是嚴刑酷法，讓老百姓服服帖帖。
還是愚民政策
還有人可能說，漢武帝沒說學法家呀?是的，歷朝歷代的皇帝們沒有讓)們去學法家的。這些統治者害怕他人學會，在這點上，他們採取的是愚民政策而他們自己是樂不可支地偷著學呢!韓非在《五》篇裡明確告訴人主、不許別人學法家，只能人主一人學。韓非說：“境內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書法者有之而國貧：言耕者眾，執來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比禁無用.”這就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法家這些書，不是老百姓學的，你們都學會了，都知善戰，這不是對我的威脅嗎?所以秦始皇焚書時把法家的書一起燒了。
在國家圖書館留一本自己看就蠻可以了。中國有一句俗話，叫“掛羊頭，賣狗肉”，如果用在統治者對外鼓吹獨尊儒術，其實內行法術上是再恰當不過了。
當然，有的皇帝或地方上“土皇帝”自己不懂什麼是法家，這也無妨，他身邊肯定有一個謀士，謀權、術、勢的人物出現在他身邊。如劉邦身邊的蕭何、張良、陳平，朱元璋身邊的劉伯溫，近現代史上的幕僚也基本上是這類權謀之士。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這類著作，如《反經》、《官經》、《商君書》、《鬼谷子》、《政訓》等。這些著作都不是治國的，而是治人治官的。是一種統治術。
這些權謀家，社會怎樣發展，經濟怎樣發展，人民怎樣安居樂業，人類怎樣進步，甚至他們的子孫生活在什麼環境裡，他們基本上不考慮，他們只考慮皇帝怎樣把自己的政權穩住，把位子坐穩，怎樣擺平各種政治勢力，怎樣道貌岸然。
當然，有個別歷史人物能把治國與治人結合起來，把法家的東西和儒家的東西結合起來，治人服從治國，某些有為的國君特別青睞這類人物。諸葛亮就是這種全面的人物。批儒評法時把諸葛亮當作法家，而歷史上各代都把他當作儒家。從文化人格上說，諸葛亮是集儒、法、道於一體的人物。
歷代統治者統治壽命的長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經濟政策、文化政策。古代的文化裡面就有體制和政策這些東西。漢武帝的文化政策是“外聖內王”、“儒表法裡”，有軟硬兩手，哪一手都不丟。表面上看是一派溫文爾雅，實則內部充滿著殺機。一個王朝統治的長短原因是複雜的。不過在農業社會，社會政治結構簡單，文化政策對統治階級的統治壽命起到很大的作用。
總之，漢武帝在意識形態上雖然尊儒，其實質依然是專制法家，而不是純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