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財政資源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多。在1875年清帝許諾的每年400萬兩“海防經費”中，到1877年後期李鴻章只收到總數不足二百萬兩，因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壓力，要它們給左宗棠遠征新疆之役提供經費。可是，李鴻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一特別是沈葆的合作，還是能夠擴充他的艦隊。

沈葆楨把原來南洋水師訂購的四艘英制炮艇讓給了李鴻章。在日本於1879年吞併琉球以及伊犁危機期間俄國的海軍威脅發生之後，李鴻章在1880 -1881 年奉旨向德國定造兩艘斯特汀式鐵甲艦和- -艘鋼甲 巡洋艦。它們的財政來源有下列幾個方面：“海防經費”項下的各種撥款；輪船招商局為償付政府過去債款轉來的100萬兩；皖南鹽商捐贈的60萬兩；以及向專用於外交用途的海關收人所借的“借款”。

1881年訂購的德國船隻直到中法戰爭以後才運到。與此同時，李鴻章還計劃在滿洲南端的旅順口搞一個大型船舶修造廠。旅順和山東的威海衛將成為他的海軍基地。1882年，清帝國可以號稱它擁有約50艘戰艦，其中約半數為中國自造。李鴻章直接經管著12艘船一8 艘小炮艇，兩艘1350噸的巡洋艦(透過赫德向英國阿摩士莊廠定造)，以及兩艘福州船政局的產品。

美國海軍准將舒斐爾特(1881 年李鴻章顯然曾考慮要讓他暫管北洋艦隊)讚揚了他所視察的英制船隻，他說：“每一項現代海戰工藝器械都裝備到了這些新艦艇上：用水力操縱的具有大口徑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機關槍、電燈、魚雷和魚雷艇，雙螺旋槳引擎，鋼製金屬撞角，如此等等，不-而足。的確，這個艦隊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顯然，若要使它確實發揮效益，它還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隊伍和一個完善的組織。”

李鴻章不是沒有覺察到人事方面的問題。他支援1872年派遣留學生使團去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於它可能提供受過西洋訓練的陸海軍人才。總理衙門在1881 年想撤回留美學生，李鴻章對這一意見作了 妥協，這部分的是因為，與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相反，安納波利斯軍校和西點軍校不接受中國學生受訓。1876年， 李鴻章又在天津製造局添建了一個電動魚雷廠。

到了1873年秋天，4名從福州船政局修船科畢業計程車官生已取得艦長或大副的資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將獲得同樣的軍階，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資格。一年以後，14 名輪機艙科的畢業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7名合格的工程師則等待分配。

李鴻章急於想利用這批由在華洋人訓練出來的專業人才。1877年， 第一批30名福州學生經李鴻章和沈葆楨的薦舉被派到歐洲去深造。1879和1880年回國後，他們都在艦隻上或福州船政局獲得了重要的職位。有幾個人為李鴻章效勞。

1875年以後，福州船政局日趨衰落，這部分是因為現在已沒有什麼洋員留任。頭兩任船政大臣沈葆楨和丁日昌卸任後，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較差的人員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評為軟、懶、貪的攤子。行政經費被削減，這表明北京和省級官員都對它減少了興趣。

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諭曾引用一份奏摺中的大意說，在多年的代價高昂的訓練之後，中國海軍學生仍然不知道怎樣駕駛船隻。雖然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鬥爭所調唆出來的，但從歐洲留學回來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確未博得信任。李鴻章本人也把他們形容為“文秀有餘，威武不足”。

李鴻章現在想法尋找一個更可靠的來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訓練的中國海軍軍官。1880- -1881 年，他在天津開辦了自己的水師學堂。它的第一任學 監是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嚴復，他在格林威治深造過，後因翻譯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譯家的盛名。水師學堂的外國教官包括海關派來的三位官員和名年輕的美國人阿靈敦。

1882年，李鴻章透過赫德招來了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此人曾幫助把李鴻音在19世紀70年代訂購的幾艘阿摩上莊船隻弄回中國。琅威理給李鴻章當了約兩年北洋水師總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師學堂的編制內。作為海軍提督丁汝昌(曾任淮軍騎兵軍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訓練李鴻章艦艇上的現役人員。

天津水師學堂在主要課程和學制方面類似於福州船政學堂的英語班。它開設兩個科：一為1881年開設的駕駛科，一為1882年開設的輪機科。為了想吸引那些不進學堂就會受科舉制度引誘的才智之士，李鴻章在水師學堂的告示中強調指出，中國的新式艦隻將給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進人仕途的新機會。

在說到福州畢業生的時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已.經學有所成……而且當上了艦長。有些人現已官至二三品，並且被授過了勳章。”這水師學堂的第一批學生 只經過三年學習就畢了業。他們在中法戰爭中處於戒備狀態的艦艇上繼續接受訓練。雖然北洋艦隊幾乎沒有參加這次衝突，但是由於英國是中立國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國海軍的現役。他的一位臨時的繼任者德國人式百齡，完全是一個無能之輩。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國海軍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