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中和珅總是在皇帝面前卑躬屈膝地自稱“奴才”，而紀曉嵐卻總是自稱為臣。和珅自稱奴才在我們聽起來似乎是有點貶低自己，而紀曉嵐則顯得更有骨氣。事實上清代大臣在皇帝面前稱臣或是稱奴才是有講究的。紀曉嵐稱臣不是因為他有骨氣，而是因為他壓根不夠格自稱奴才。在清朝以前歷朝歷代的官員在皇帝面前都是自稱為臣的，”奴才“這個稱謂其實是隻有清朝才有的特色。
稱奴才比稱臣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更低賤。有人說清朝就是反其道告訴漢人：想要當有尊嚴計程車大夫是行不通的，只有當奴才才是天底下第一等最光榮的事。清朝就是要以此打擊漢人的自尊，從而確立滿洲八旗貴族的獨裁統治。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清朝其實是一個同時涵蓋滿、漢、蒙、回、藏等各族系的多元帝國：清朝的皇帝在中原是天子，在滿洲是部族首領和家長，在蒙古地區是大汗，在藏地是文殊菩薩的化身。
清朝皇帝在不同民族地區實際上是以不同的身份行使統治權的：清朝皇帝在面對中原漢人時是一種君臣關係，而在面對八旗子弟時其實是一種主僕關係。主僕關係和君臣關係有什麼區別呢？最本質的區別就在於人身依附關係。清朝在入關之前實際上還處於奴隸社會形態：清朝的八旗制度其實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種主奴體制。旗人中的包衣、旗下家奴實際上都是家奴身份。
旗奴、包衣在自己的主人面前都自稱“奴才”。“奴才”在這裡是一種私人領域的人身依附關係。其實漢語中的“臣”最初也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甲骨文中的“臣”字就是一個人被束縛起來。《尚書正義》注曰：“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章太炎先生研究後得出結論稱：“臣本俘虜及罪人，給事為奴，故象屈服之形”。所以漢語中的“臣”其實最初也是指的奴僕。
在上古時代”百姓“這個詞可要比“臣”尊貴得多。可能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臣是官員在皇帝面前的自稱，那麼百姓怎麼可能比官員更尊貴呢？事實上在戰國時代以前“百姓”這個詞其實是泛指貴族階層，因為從夏商周到春秋時期只有貴族才有姓氏。到了戰國時期列國紛紛透過變法強化中央集權，而在這一過程中分封制下的貴族階層逐漸被集權制下的職業官僚取代。
官僚和貴族最大的不同點在於：貴族是有自己的封地和臣民的，官僚在本質上是為君權打工的。在官僚制下無論官當到多大在本質上都是君主的奴僕，官僚與君主之間實際上就是一種依附關係。即使是像《紅樓夢》中的賈府這樣的鐘鳴鼎食之家也在君權面前瞬間就被打入地獄，即使是像韋小寶這樣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君權的提拔之下也能一路平步青雲。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兩千餘年專制王朝實際上一直維持著這樣的官僚制度。在官僚制的社會體系下門第高低只存在於民間的世俗觀念中，但在皇權面前是無所謂門第高低的，因為無論門第多高在皇權面前也不堪一擊，無論門第多低只要得到皇權的青睞就能改變命運。在封建官僚制體系下皇權可以讓人生、可以讓人死，可以讓小人物變得顯貴，可以讓大人物變得卑賤。
在官僚制體系下官員和君主的關係就類似於主僕關係，所以本來被用來指代奴僕的”臣“這個字眼被引申來指代官吏。在官僚制逐漸取代分封制的過渡時期職業官僚其實幾乎與君主的家奴無異：他們不像過去的貴族階層那樣擁有自己的封地，所以依附於君權是他們唯一的生存之道。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使君臣關係逐漸不能完全等同於主僕關係了。
孔子曾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則說：“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又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也說：“從道不從君”。很顯然在這些思想家的觀念中遵從道義比遵從君主更重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使原本屬於私人領域的主奴關係演變為公共性的君臣關係。
在唐代褚遂良敢不為唐太宗漂白玄武門事變，魏徵敢諫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李白敢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杜甫敢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到了宋代文彥博敢說：“與士大夫共天下”，范仲淹則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時大臣們並不把自己完全視為是君權的附屬物，而是自覺把自己視為天下道義的承擔者。
用時人的話說就是：“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如果皇帝幹了一件被認為是不符合道義的事，那麼大臣們應當主動承擔起諫諍的責任。明清時期君主專制比起唐宋時期大大強化：明代可以隨意折辱士人——直接在朝堂上脫了褲子打屁股。可以說這時君臣關係已和主僕關係沒什麼區別了。到了清代則明確要求旗籍大臣和非旗籍大臣分別稱奴才或稱臣。
有些說法提到清代的朝堂上滿族大臣自稱奴才、漢族大臣自稱為臣。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其實也存在一定瑕疵。清朝在入關之前就已征服了漠南蒙古諸部，同時也得到了相當一部分土生土長的遼東漢人的效力。清朝把臣服於自己的蒙古、遼東漢人也編入到八旗之中，由此形成了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這三者的地位是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
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之間的地位儘管存在差距，但當面對關內非旗籍的漢人時被編入八旗的三者都屬於統治階層。清朝規定旗籍大臣在皇帝面前要自稱奴才，而非旗籍大臣在皇帝面前則自稱為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於科場舞弊案的奏摺。奏摺上天保的名字列在前面，所以就一起寫成“奴才天保、馬人龍”。
乾隆皇帝看到奏摺後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清朝皇帝在八旗子弟面前實際上是作為大家長在發號施令的。皇帝以及八旗的旗主貝勒們和八旗子弟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主奴關係。《清代野記》記雲：“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餬口，或為御者，或為喪車槓夫，或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
清朝入關後八旗子弟內部也出現了貧富分化現象：入關後的清朝官制實際上就吸收了中原王朝的官僚制特徵，也仍保留著一部分本族的特點。入關后皇帝任用官員時並不一定優先考慮八旗的旗主們，所以久而久之有些旗主可能在政治待遇、經濟待遇方面混得還沒自家奴才好。然而哪怕是像和珅這種位及人臣的高官見到自家旗主討飯到了家門口也得畢恭畢敬請安問好。
這種“嚴分著主奴”的習慣反映到典章制度上就是滿臣奏事時旗籍大臣要自稱奴才。這表示自己不僅是皇帝的臣子，同時也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非旗籍的大臣和皇帝之間沒這層私人關係，所以就只能自稱為臣。如果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會覺得“奴才”是低於“臣”的，但這種判斷與清朝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奴才”實際上是一種滿洲人主奴之間的“自家稱呼”。
親近與尊重有時可能恰恰是相反的：現代職場中有時我們還能見到領導對自己看重的心腹往往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反而是對那些和自己關係不太密切的下屬在面子上倒還客客氣氣的。清朝皇帝讓旗籍大臣自稱“奴才”表面上看起來是不夠尊重，然而這恰恰說明清朝皇帝是拿旗籍大臣當自己人。非旗籍大臣不被允許自稱奴才表面上好像是出於尊重，實際上恰恰是因為皇帝對他們有戒備之心。
在清代的高壓統治下稱臣和稱奴才其實所彰顯的就是皇帝用來區分自己人的這樣一種心理。稱臣和稱奴才在本質上其實都是奴才，因為上至宰相下至乞丐在絕對的皇權面前都是奴才，只不過是得寵的奴才與不得寵的奴才之間的區別罷了。有時非旗籍即使按照規矩自稱為臣也難逃皇帝的斥責。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滿臣西寧、達翎阿與漢臣周元理聯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
兩位旗籍大臣皆自稱“奴才”，而周元理則自稱為“臣”。這本來是符合規定的，可乾隆卻懷疑周元理稱“臣”是“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不服當奴才。實際上週元理哪敢作如此想？其實他巴不得能自稱“奴才”。結果沒想到卻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在這件事上其實是玩弄了韓非子所說的“恃術不恃信”的詭道。規矩本來是自家定的，但他卻出爾反爾責備臣下。
這種完全不講信用行為正是韓非子所說的“恃術不恃信”。皇帝有時就是刻意不講誠信，就是要刻意玩弄權謀術數。皇帝有時就是想讓大臣們不知所措，從而讓大臣們時時刻刻如履薄冰提心吊膽，否則如何能體現皇權的威信呢？這是歷朝歷代的皇帝駕馭臣下的一個寶訣，而乾隆皇帝顯然對此運用嫻熟。這也從側面反證出稱臣和稱奴才其實在本質上都是皇帝眼中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