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率大軍進取漢中。秋七月，至陽平關，漢中太守張魯不敵，遂敗走巴中，又遭劉備率軍阻擊。無奈之下，張魯只好投奔曹操。同年十二月，曹操以徵西將軍夏侯惇、駙馬都尉杜襲督漢中，隨後便班師回朝。
從曹操的戰略規劃來看，他取漢中，是為攻取益州做準備。因此曹操在攻取益州之後，也應當趁勢進攻益州。於是司馬懿進言說：“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而另一位謀士劉曄也持相同意見：“今不取，必為後憂。”
曹操聽罷，反而不甚在意，甚至感慨道：“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此時的益州，剛落入劉備之手。曹操一直將劉備視為平生大敵，眼見劉備龍盤巴蜀，他也應當繼續進取益州，一鼓作氣消滅劉備這個隱患才對。但奇怪的是，曹操進取漢中之後，非但沒有進取益州，反而直接返回北方。那麼此時的曹操，究竟有什麼顧慮呢？
一、曹魏內部隱憂的可能性
據《三國志·法正傳》記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說劉備攻漢中，並一語點破曹操倉促而回的真相：“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奇怪的是，益州與鄴城隔絕千里，蜀地應當沒法接收到曹操腹地的訊息。那麼法正是如何得知曹操內部不穩定呢？
顯然，這只是法正的猜測。但不得不說，法正還真的蒙對了。在曹操返回北方的這兩年（即215—217）內，儘管史書中並沒有記載曹魏內部出現過叛亂的例子，但從曹操的政治舉動中，可得出一個結論：曹魏集團內部，是有著不和諧的聲音的。
縱觀曹操的權力之路，筆者也發現一個規律：曹操的政治地位每次得到提升時，曹魏集團內部總會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對此，曹操的辦法是“殺雞儆猴”。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初定北方，為漢丞相，大儒孔融滿門被誅。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平定關中，進爵魏公，謀士荀彧憂憤自盡。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取得漢中，進封魏王，名士崔琰下獄而死。
顯而易見，曹操在攻取漢中之後，要按照以往慣例得到再次升遷。但曹魏內部，同樣再次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因此曹操倉促返回鄴城，便是為了再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或許曹操想的是，等他再次出兵將益州平定後，自己便可以打算稱帝了。
另外，不僅是曹魏腹地可能有問題出現，曹操的另一大外患——江東孫權，也在蠢蠢欲動。早在曹操進攻漢中之時，孫權也趁勢發動了第二次合肥之戰。儘管張遼在逍遙津一役中表現出色，但曹操仍舊不放心，因為孫權依舊有捲土重來的可能性。故而曹操在返回北方之後，也曾親自到過合肥，並留下夏侯惇領二十六軍親自駐紮。由此可見，曹操對江東頗有防範意識。
二、曹操進取益州上的劣勢
上文探討的問題，皆是從客觀角度出發。因而不妨再從主觀原因考慮，曹操當時倘若進攻益州，會遇到哪些嚴重阻礙？依筆者觀點，曹操放棄進攻益州，可從三點現實原因考慮：
其一，降卒問題。曹操平定張魯時，曾遇到頗多阻力。據《資治通鑑》記載：“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裡。”聽聞曹操來襲，張魯原打算投降，但他的弟弟卻表示反對。張衛戰敗之後，其謀士閻圃也勸說他退守巴中。
從張衛、閻圃兩人表態來看，漢中內部有不少人是反對曹操統治的。因此不排除一個可能，曹操在進攻益州時，會有漢中降卒趁機作亂。倘若如此，曹操又當如何？
其二，戰術問題。縱觀曹操一生作戰，他最喜歡用的戰術是閃擊戰。官渡之戰前夕，曹操進攻徐州，不過三月左右；南下荊州，也是輕裝前行，只有半年光景；征討孫權，前後不到七個月。
這些例子都表明：曹操不擅長持久戰，或是他不喜歡持久戰。這也是他與劉備在漢中相持一年多，最終決定放棄的一個次要原因。而曹操進攻張魯時，卻花費將近一年時間。倘若他再進去益州，則又是一場永續性戰役。
其三，兵種問題。曹操喜歡閃擊戰，得益於他麾下的強大騎兵。在曹魏騎兵之中，既有涼並軍事集團（指董卓與呂布）的殘餘力量，也有遼東、烏桓等地的“天下名騎”，還有曹純虎豹騎這樣的“天下驍銳”。由此可見，曹操能迅速平定中原各地了，離不開這些騎兵的強大機動性與殺傷力。
但曹操若進取益州，他手中的王牌騎兵，則將會失去用武之地。眾所周知，“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益州地勢險要，步兵在蜀道行軍，都頗費功夫，更別提戰馬了。君不見，當年界橋一戰，公孫瓚麾下的三千白馬義從，便是在地勢上吃了大虧，從而煙消雲散。
三、試探不得當即退兵
儘管主觀、客觀原因都在向曹操表明，此時不適合進攻益州，但他還是小做了一次試探。據《資治通鑑》記載：“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可以看到，曹操依舊存有僥倖心理，希望蜀地動盪，自己能趁機進攻。為試探劉備實力，曹操還令張頜進軍巴西。只可惜，張飛據險而守，從容擊敗張頜。換個角度來看，倘若張頜當時沒有被擊退，說不定曹操也會冒險一次。到時鹿死誰手？倒是不可而知。
參考資料：司馬光《資治通鑑》、裴松之《三國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