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可比天子,下不如平民,唐朝士人在飲食上也有兩極分化
唐朝燒尾宴部分菜品
一、精細奢華的飲食一般來說,能夠在飲食上講究奢華精細的,大都屬於士人階級的上層,他們有的出身於豪門大戶,有的和皇家有姻親裙帶關係,或者身居要職。從史籍記載來看,這些士人對飲食精細的追求,以及過分挑剔的行為,有時甚至超過了帝王。而這種挑剔的行為,有的是源於養生的觀念,比如唐高祖李淵之妻竇氏(唐朝建立後被追封為太穆皇后)的家族在日常飲食中只吃白麥面,只是因為聽從“白麥性平”的醫囑;有的純粹只是為了講究精細,如玄宗時期任吏部尚書的韋陟(宰相韋安石之子)每餐“以鳥羽擇米”,還有唐武宗時期的宰相李德裕“每食一杯羹,費錢約三萬,雜寶貝、珠玉、雄黃、硃砂,煎汁為之。至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還曾“遺錢十萬,俾為酒餚之備”。這樣的大手筆的飲食行為,讓人目瞪口呆。
士人宴會
上層士人日常飲食的貴族化,主要體現在對飲食環境的選擇、食器的使用以及對原料的要求兩個方面。對飲食環境與食器的選擇,體現著一個群體飲食層次與飲食情趣。這是因為進食活動是一種配套性、綜合性的日常活動,當食品本身已經超出常態之時,其配套的進食環境與食器也必然要處於同一水平之上。
唐朝金制食器
唐朝楊國忠的後人覺得夏天宴飲實在過於炎熱,就命人雕一座冰山放在旁邊避暑,故有《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的宴飲環境:“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朔方節度使李進賢宴請賓客之地是“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芳酒綺餚,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不豐盈”。其豪奢程度,甚至引得同朝為官之計程車人發出“邇後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的感慨。而後唐人馮贄《雲仙散錄》中記載的:“元載凡飲食,冷物用硫磺碗,熱物用泛水瓷器,器有三千事”。又記載“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卮、慢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為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落盞外。”其中,舞仙盞與《清異錄》中記載的唐文宗的神通盞有異曲同工之妙。
士人宴會
飲食環境與食器雖然很重要,但是真正能展現飲食的精緻奢侈的一定是是飲食或者食材本身。皇家飲食之所以精奢,是因為其掌握了其他人掌握不了的資源,能夠品嚐其他人見不到的東西。而追求飲食奢侈化計程車人,其資源雖然比不上皇家,但也比其他官員或者士人來的廣泛。因此,求奇、求精也是這一階層用來展現其飲食之奢的一種表現形式。
食材—山珍海味
唐朝宰相裴冕“每宴賓客,滋味品極,坐客有昧於名者”。相對於裴冕的以奇制勝,李德裕對飲食的要求則主要體現在“精”上。《玉泉子》中記載:“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內,以銀合閉之。諸旦,因視其肉,已化為水,種服其廣識。”此條記載本意在於表現李德裕見識之廣,但從數十斤到三角的數量變化亦可看出,李德裕著意於飲食的精細而不是數量的多寡。又載其“自毗陵至京置遞鋪”讓人來回取水,只是為喝到和京師相隔三千里地的惠山泉水,後來雖然停止了讓人送水的行為,也只是因為受人指點在京師昊天觀常住庫後,找到一眼與惠山泉脈相通的井。先不說李德裕勞人勞力滿足自己口腹之慾的做法是否恰當,但這兩個例子一定能反映他對飲食本身品質至高追求的態度。
李德裕石像
還有一些仕宦文人,為了滿足自已挑剔的口感還採取了非常態的方式,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虐殺行為。根據《朝野僉載》的記載:“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撿取懷孕牛犢及豬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又記載:“(武)周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竟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則回,表裡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攔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乃死。”這些有著變態嗜好計程車人最後的命運都挺悲劇的,可能是壞事幹多了的報應,他們大都死於非命,特別是張易之兄弟被誅殺後,民間稱其為“走馬報”。可見,當時的輿論對這種非人道的飲食方式也是很有意見的。
《武媚娘》劇中的張易之劇照
二、清貧簡樸的飲食除了身處上層的精英士人之外,絕大部分士人都是低階官員或者是僅僅只有文化人身份的人,絕大多數計程車人需要承擔起生活的重壓,因此造成他們的生活都比較清貧、簡單,更有甚者,其生活水準還不如普通的販夫走卒,如顏真卿在臨川任職內史的時候,轄區內有一個叫楊志堅的人“嗜學而居貧,……山妻厭其饘臛不足,索書(放妻書)求離”,講的就是這人過於愛讀書,他的妻子嫌棄家裡貧困,要和他離婚的事。
簡樸飯菜
唐玄宗時期的重臣王琚在顯達之前家裡也很貧困,“止於村妻、一驢而已”。唐朝宰相段文昌在他發跡之前的生活更是清貧,甚至還因蹭食而被僧侶厭惡,“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鍾動,輒詣謁湌,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鍾,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一詩中寫道:“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富家子弟大多餓不死,有才華的讀書人反而終身潦倒,可以說是唐朝時期普通文人的真實生活寫照了。就杜甫本人而言,也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窘迫生活。可能也與長期過著這種窘迫生活有關,常常處於飢餓狀態,杜甫才會在橫州耒陽縣因食酒肉過多而卒。
“暮隨肥馬塵”
不止普通文人這樣,有的擁有官銜的人,往往也會因官職過於低下而陷於生活的窘困,如“唐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獨異志》也有這樣的記載:“唐德宗朝有陽城者,華陰人也。..... 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質於酒家,有得三數斛者,料錢入室,即復贖之。”諫議大夫為正五品上的中層官員,不掌握實權。但是,即便為職事官,若是職位不高也可能會有溫飽之憂,如劉贍“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與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飧”。可見,唐朝中下層官員特別是閒職官員的俸祿並不高,在可能會有溫飽之憂的情況下,明顯是不足以支撐其揮霍性開銷的,所以在飲食上自然顯得清貧簡樸一些了。
現代齋飯
除了囿於時運、官資而被迫清貧生活計程車人外,也有一些身居要職之人,因為自身的心胸與氣度而對飲食相對隨意。比如“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矣?’”也有因為性格高潔不好飲饌計程車人,如《唐國史補》載“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為鞭算。居取便安,不慕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兼品。馬取穩健,不擇毛色。”還記載了“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唐朝大臣韋應物
以清貧而著稱的唐相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簡陋,既貴,妻拏尚不免飢寒。……常器重璟及從願,見之甚喜,流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菜數莖而已。”另有“(唐朝宰相)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慶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抬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但是,這些自身飲食極為清貧計程車人,並不會以自己的喜好要求來苛刻下屬,如鄭餘慶雖然自己的生活過得極為簡樸,但“每在方鎮,公廳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
鄭餘慶像
除了本性豁達、高潔之外,在士人群體中還有一部分人,是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或原因而選擇清簡飲食的,如蘭陵蕭某“絕粒吸氣,……積十餘年,發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為了修習神仙道法以求長生;僕射劉崇龜“嘗召同列餐苦蕒饆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其以清檢自居只是為了博取名譽而非本心,因此徒留笑柄;還有人則純粹是因為吝嗇使然,《金華子》記載有:“鄭傪為江淮留後,金帛山疊,而性鄙嗇。每朝炊報熟,即納於庫,逐時量給,緘鎖嚴密。”
素齋
三、飲食的轉化:在精細奢華與清貧簡樸之間由於飲食是一種消費性行為,是依託於經濟、地位等外部條件的。在等級社會中,人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必須在其身份與地位規定的範圍之內,飲食也不例外。因此,身份的轉變往往帶來飲食行為的轉變,這種轉變有的是逐步發展的緩慢過程,也有的是瞬息而變。
唐朝宴會
在唐朝,豪貴之家返貧的情況經常發生。原因很複雜,有的是因為家道沒落,如《唐闕史》中記載的“王氏先世薄宦,子孫以力稼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但更多的是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尤其是戰亂,政局不穩會造成社會的整體動盪,仕宦階層因其本身特定的地位和豐厚的財物,往往會受到最為猛烈的衝擊,如《劇談錄》卷下記載:“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籍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為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慾。……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谷,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視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
安史之亂
這種轉化是雙向性的,也有一些文人因時來運轉而瞬間擺脫尷尬的生活困境。《唐摭言》中記載:“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湌。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己皆碧紗幕其上。”從厭惡到以碧紗罩其所提之詩,可見身份轉變帶來的待遇之不同。《玉泉子》也有記載:“趙棕妻父為鍾陵大將,棕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眾以帷隔絕之”,後聽聞趙郎及第,“妻之族即撤去帷帳,相與同席,竟以簪服而慶遺焉。”從“以帷隔絕之”到“相與同席”,可見人情冷暖,親情厚薄全憑地位決定。
埋頭苦讀的唐朝士人
總之,唐朝的文人因其家世背景、個人權位、情操心境的不同而選擇了不同的飲食方式,也會隨著社會情況與個人境遇而不斷髮生轉化。與普通富裕文人不同的是,仕宦文人因為身兼官職的緣故,飲食行為往往會受到更為嚴格的社會輿論監督,所以有武周時期的張衡“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因為在路邊吃了蒸餅,與官員身份不符而被彈劾,也因此沒有升入三品,簡直損失慘重。
生活愜意的唐朝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