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豐年間，浙江巡撫黃宗漢未到任之前，暫由旗人椿壽代理浙江巡撫一職，椿壽時任“藩司”。黃宗漢到任以後，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椿壽沒有買他的賬，於是厄運就來了。

這也只能說椿壽的運氣太壞。他代理浙江巡撫的時候，這裡正鬧旱災，旱災對椿壽有兩大不利影響：一是錢糧徵收不起來，二是河裡水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無法及時把糧食透過運河運輸供應首都。臨省江蘇的米三月份已經北上送到，而現今已經九月份了，浙江的漕米還沒有啟運，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黃宗漢到任浙江巡撫，椿壽交卸後仍舊幹他的藩司。黃宗漢在接見椿壽時，作了個暗示：椿壽的“紗帽”在他手裡，如果想保全，趕快送四萬兩銀子給他。黃宗漢之所以敢於如此勒索，就因為椿壽在漕運上遲延了。這種事故，如果黃宗漢肯替他說話，可以在天災上找理由，即使處分也不會太重。否則，耽誤了皇糧供應，後果十分嚴重。

椿壽沒有理會他，於是黃宗漢想了個極狠毒的手法來“整”人。他想的是，因為本年漕糧啟運太遲，到達通州交倉以後，回空的糧船就不能及時返回來， 這樣還要影響下一年的漕運。他可以以這個理由拿椿壽說事。

椿壽這邊自感壓力很大，緊鑼密鼓召集手下，商議如何設法把漕運的船早日開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責任就輕得多了。

當時，浙江湖州府是主要產糧區，額定漕糧三十八萬八千餘石，關係重大，偏偏這裡的漕船，一艘都動彈不得。椿壽看看情勢嚴重，不得不親自到湖州去督催。

行轅裡已經有許多人在等著。這些人分為三類：一類是漕幫中的“領運千總”，名義上算是押運的武官；一類是臨時委派的押運官，大多為候補州縣，透過門路得到這個差使，目的是多少弄幾文“調劑調劑”；再一類就是各幫中真正的頭腦 ——“尖丁”。 “尖丁”的身份是小兵，照平日來說，連見椿壽的面都難，但此刻也顧不得這些了！因為，在這種事情上，尖丁是最有話語權的。

於是，不得不讓尖丁拿主意。先是形成了初步建議：船可以不走，本年的漕糧折成錢繳納，共該三十三萬一千二百兩銀子。關鍵問題是，這三十三萬兩銀子該誰來賠。這實際上只是藩臺衙門和漕幫間的事。這就成了椿壽與尖丁之間的討價還價。椿壽軟哄硬逼，總算把分賠的比例談好了。

然而這也不過是萬不得已的退路。椿壽還是想讓漕船開動。在座的候補州縣，當然也最希望這樣。唯有那名代表漕幫說話的尖丁，大搖其頭。他思量著說，漕船要能開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時在各支流加閘，提高運河中的水位。然後另僱民船分載漕米，減輕漕船的載重，這樣雙管齊下，才有“動”的可能。這樣一來就得花不少錢。候補州縣說，與其把米折價賠錢，不如把錢花在疏浚河床和僱用民船上。不但交了差，而且治理了運河，也是大人的勞績。這兩句話說動了椿壽的心。

疏浚河床和僱用民船，首先還是錢的問題。漕幫中尖丁預感到此舉不妥，但人微言輕，無法扭轉椿壽的“如意算盤”，便很乾脆地答應了所派的經費。不過他也很鄭重地宣告，漕幫出了這筆錢，漕船無論如何也得開走，中間再出了什麼花樣，漕幫就不能負責了。

於是疏浚河道的計劃，很快地便見諸實際行動。等這一切安排好了，預計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開行。這樣，椿壽才算鬆了 一口氣。

回到省城，椿壽第一件事便是去見撫臺黃宗漢。黃宗漢告訴他一些京裡來的訊息，說朝廷已有旨意，因為防備天冷結冰，江浙的漕糧在臨清、德州一帶卸下來，暫時存貯，到明年開春解凍，再轉漕北上。椿壽認為這是個好訊息，這樣就是說，漕糧只要到了臨清，便算達成任務。若說遲延，則各地情形相同，處分的案子混在一起，變成“通案”就不要緊了。

椿壽吃了定心丸。漕船開出後，他又見到上諭提到，擔心臨清、德州等倉，是否足夠容納的問題。如果糧倉不夠，漕米到了那裡，沒有糧倉可以儲存，倒是棘手之事。

於是，他又去見黃宗漢，說明來意，意思是想請撫臺出奏，浙江的漕米，如果到了臨清，需要截卸時，請漕運總督及山東巡撫預留空倉。他是怕漕船最後到達，倉位為他幫捷足先登。

黃宗漢一面聽，一面不斷搖頭，等他說完，俯身向前問他，可曾計算過空船回來的日子。 椿壽說得延期。黃宗漢問延期多少時間，最快什麼時候。椿壽邊計算時間邊回答了。

黃宗漢說：“這就是說，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還要經過一番修補，又得費個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裡才能到各縣裝運漕米。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樣，遲到八九月才能啟運嗎？” “是！”椿壽答道，“不過明年改用海運，並無太大關係。” “什麼叫沒有關係？”黃宗漢勃然變色，“你說得好輕巧。年年把漕期延後，何時才能恢復正常？須知今年是貴司責無旁貸，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責任。貴司這樣子做法，簡直是有意跟我過不去呀！”

椿壽一看撫臺變臉，大出意外，一個忍不住，當即頂撞了過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責無旁貸，該殺該剮， 自然由我負責，大人何必如此氣急敗壞？”

“你負責，你負責！請教，這責任如何負法？”

“本年漕運雖由我主管，但自從大人到任，凡事也是稟命而行。今年江蘇試辦海運，成效甚佳，請大人出奏，明年浙江仿照江蘇成例，不就行了嗎？”

“哼，哼！”黃宗漢不斷冷笑，“看貴司的話，好像軍機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請教，如果上頭不準呢？”

“沒有不準之理。”

“又是這樣的口吻！”黃宗漢一拍炕幾，大聲呵斥，“你到底是來議事，還是來抬槓？”

椿壽做了二十幾年的官，從未見過這樣的上司。氣憤之中，他突然意識到大事不好！黃宗漢的同年有已當了軍機大臣的，還有戶部兩侍郎。俗語說得好：“朝裡無人莫做官。”自己無論如何碰不過他。這些念頭雷轟電掣般閃過心頭，他頓感氣餒，只得忍氣吞聲地賠個罪。 “大人息怒。我豈敢跟大人抬槓？一切還求大人維持。” 黃宗漢邊說“豈敢，豈敢。” 一邊端茶送客。

椿壽回到家後忐忑不安，連夜想辦法去打聽黃宗漢究竟如何處理漕運之事。得到訊息是，黃宗漢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照限期抵達通州，決定把漕船追回來，漕米卸岸入倉，連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裝運。 這樣做法，只苦了漕幫，白白賠上一筆疏浚河道的費用。

果然，椿壽第二天接到命令，派出人去把漕船截了回來，同時去見撫臺，請示下一步如何辦。 黃宗漢一直託病不見。過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開一看， 椿壽幾乎昏厥。

黃宗漢的手段的確太毒辣了，他作了一個決定：本年漕米，留浙變價。全部漕米照戶部所定價格共該五十五萬二千兩。 這是椿壽與尖丁早已算過了的，市價與部價的差額，一共要三十三萬兩銀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開會之前，撫臺就作了這個決定，那麼漕幫賠大部分，藩司賠小部分，說起來只是今年白辛苦一場，沒有“好處”而已。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漕幫負擔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經費，事先已經宣告，出了這筆錢，漕船非走不可，而今截回不走，已覺愧對漕幫，再要他們分賠差額，就是漕幫肯賠，自己也難啟齒，何況看情形是絕無此可能的。事情的演變，竟會弄得全部責任，落在自己一個人頭上。

椿壽悔恨交加，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後的掙扎，愁眉苦臉地召集了親信來商議， 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唯有去求撫臺，收回“變價”的成命，今年的二十多萬石漕米，隨明年新漕一起啟運。就這樣起卸入倉，從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從岸上搬到船上，來回周折的運費、倉費，以及兩次搬動的損耗，算起來也要賠好幾萬兩銀子，而且一定還會受到處分，但無論如何總比賠五十五萬兩銀子來得好。

兩害相權取其輕，椿壽只得硬著頭皮去找黃宗漢，黃宗漢託病不見。椿壽見不到他就不走。黃宗漢出來說：“如果是湖屬漕米的事，你不必談。已經出奏了。”

就在這天晚上，椿壽在藩司衙門後院的簽押房裡上吊自殺。

事實上，椿壽之死，是死在黃宗漢虛言恫嚇的一句話上。所謂“留浙變價”，原是黃宗漢有意跟椿壽為難的一種說法，暗地裡他並不堅持這樣做，不但不堅持，他還留著後手，以防椿壽無法做到 時，自己有轉圜的餘地。 由於在軍機處和戶部都有極好的關係，所以黃宗漢對來年新漕改用海運，以及本年湖屬各幫漕米，不能如期北運的處置辦法，都有十足的把握。但這些情形，椿壽無從知道，他也瞞著不說。以改用海運並無把握，河運糧船難以依期限回空的理由， 下令截回漕船，留浙變價，這一套措施與他所奏報的改革辦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壽所說的，留浙變價一事“已經出奏”，再也無可挽回，這才使椿壽感到已入絕路，不能不一死了之。 其實，“已經出奏”這句話，根本是瞎說。 就憑這句謊言，黃宗漢便得對椿壽之死負起全部責任。

起因還是黃宗漢索賄不成對椿壽產生了忌恨所致。

取材自高陽《紅頂商人胡雪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