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航空件當日達的古代社會,古人們為了提高快遞的效率,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
——唐·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
在中國古代,快遞業的發展對於一個王朝而言絕對是不容忽視的重大工程。倘若遇到邊關告急,或是流民叛亂,一個具有強大通訊能力的快遞業,往往能夠及時將訊息送達朝廷,從而使官方提前搶佔先機。
正因如此,歷代王朝的統治者們紛紛從國家層面開辦起快遞業,不僅建設了諸如“驛站”這樣的快遞點,還對重要文書設立了“八百里加急”等時效性要求。
那麼,古代官辦的快遞業,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唐代篇
在沒有航空件當日達的古代社會,古人們為了提高快遞的效率,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唐朝政府規定:快遞每天至少要送出一百八十里,若是重要檔案的話,就要求三百里,如果是皇帝頒佈的敕令,則須日行五百里。
五百里放在現代看起來不多,但對於唐朝人來說已經是飛一般的速度了。畢竟南北朝時北周宣帝的御馬,也不過日行300裡的速度罷了。
為了達到這近乎於苛刻的考核要求,唐朝人也採用了不少辦法。比如唐朝快遞員們走的道路,是從秦漢時期繼承下來的“弛道”,妥妥地一條私人版高速公路。
這樣的高速公路,以長安為中心建設了8條,而長安以外的州縣,相互之間也有通道,這些基礎實施的完善,極大地提高了快遞的效率。
此外,唐朝政府還在快遞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據史料記載,唐朝的驛站每隔20裡便有一個,全國約有1600多個,這些驛站不僅如同高速公路服務區一般,負責驛卒的食宿與馬匹更換,還兼顧了來往官員們的接待工作,算得上是一個多功能綜合大平臺。
鼎盛時期,唐朝全國有1639個驛站,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從事陸驛、水驛等各種驛務的服務人員共2萬多人,還有1萬多驛兵。
這樣龐大的快遞系統,自然會有對應的管理規範。唐律規定,驛卒送快遞時,每次經過驛站都必須換馬,否則就會受到杖八十的處罰。
如果快遞超時,或是應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書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加倍,以此類推,最重的處徒罪二年,因書信延誤而遭致戰事失敗則判處絞刑。
嚴格要求基層員工的同時,唐朝政府也不忘給驛長制定工作準則。比如唐律就要求驛長每年核實驛馬死損肥瘠,以及驛站的經費,並制定了相應的獎懲措施。
在唐朝高速運轉的快遞制定下,安史之亂的訊息,僅僅6天就從范陽傳到了唐玄宗耳朵裡,唐玄宗這才有了備戰的時間視窗,可見一個高效的快遞業,有時甚至關乎於一個王朝的興衰呢。
二、明朝篇
驛站的發展來到明朝後,逐漸成為一個遍佈全國幹線的龐大體系,據史料記載,明代每60裡設定一驛站,全國上下設立了近2000個驛站。
到了明朝中晚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明王朝越來越無力負擔這樣龐大的人員薪酬以及馬匹費用了。於是,明王朝便把一部分驛站的招待費,通過徵稅的方式攤派給百姓。結果這一舉動招來了海瑞的反對,向來以清廉著稱的海瑞一紙奏章上書朝廷,痛陳苛捐雜稅之苦,然後不管不顧地將自己下轄地區的招待費一口氣降低到原先的1%,贏得百姓交口稱讚順便得罪了一大批同僚。
到了明朝末年,崇禎帝實在供不起這麼多的驛卒,結果簡單粗暴的來了場大裁員,一口氣失業了約30%的驛卒,哪知失業員工中有個叫李自成的人,再就業選擇了當大順軍,親手逼得老闆崇禎上了煤山。
不過,明朝官辦快遞業走向落寞之時,民間的快遞業卻得以發展。在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後的明朝永樂年間,京城由民間資本運作的“私信局”,讓平民百姓們也能夠用上特快專遞了。
三、清代篇
明朝末年歸於沉寂的官辦快遞業,在清朝時代卻又迎來了第二次輝煌。
清代的驛務由兵部車駕司管理,驛站遍佈全國,就連一些邊遠縣城都設定了“縣遞”,其縱深程度比起明朝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清代的縣遞雖然也有驛馬,能夠履行驛站的職能,但卻並不能算作正規驛站,僅僅是作為驛站的輔助功能出現。
這樣遍佈全國的驛站,也讓清代的快遞時效提升了不少。唐朝時日行五百里的極限,被清朝人輕鬆打破,日行六百里甚至日行八百里的記錄,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清代的文獻中。
康熙年間,三藩叛亂的訊息九天便送到了京城。這份高效的背後,是清代對於快遞時效的高標準嚴要求。
清代政府規定,如果文書上標註了“馬上飛遞”的字樣,就需要用日行三百里的速度送出,如果是緊急情況,還可以寫上“六百里加急”或者“飛折八百里驛遞”等字樣,以表示這封緊急公文需要用日行600裡或是日行800裡的速度送達。
這套高效的快遞系統,到了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之戰中算是立下了大功。當時清軍若在前線打了勝仗,便將捷報加急送往京城。
派去送信的馬匹身上繫有鈴鐺,沿途的驛站一聽見鈴鐺聲起,馬上用新的馬匹接力傳送捷報。正是靠著快遞的高效率,清朝政府才得以及時掌握前線動態,並在第一時間對戰局發展做出決斷。
可以說,有了驛務,清朝政府就如同有了千里眼、順風耳。然而這番神通在隨後西方列強入侵時卻吃不開了,誰讓西方列強們雖然沒有驛站,卻有足以媲美八百里加急的電報呢。
清朝政府用著古老的驛站,忍受著“奏摺往返需五十餘日”之際,列強們早已用電報完成了降維打擊。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一看這樣不行,連忙“師夷長技”跟著用上了電報。
事實證明,這份技術革新在中法戰爭期間起到了關鍵作用,用李鴻章的話來說就是:“適值法人起釁,沿海戒嚴。將帥入告軍謀,朝廷發縱指示,皆得相機立應,無少隔閡……中國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
電報的崛起也代表著驛站的謝幕。古老的驛站,就這樣在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裡隨波而逝,只留下訴不盡的千秋故事,在歷史的風雲中迴盪。
源於:中國國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