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天的版圖奠定於清代，這是中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基本一致的看法。因此，清代疆域形成之研究一直是史學界的熱點。但從地圖的角度來研究清代疆域形成的著述尚不多見。邊界劃分，總是同地圖示示聯絡在一起，由邊界劃分而形成的國界也總要用地圖來表示。中國古人對版圖的理解亦是“國家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呼其有地”。

17世紀以前，世界各國均沒有明確的“領土”和“邊界”概念。從17世紀及18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掀起劃定邊界，並向近代化國家邁進的熱潮，地圖則作為一種證明國家領土範圍的工具開始備受重視，這一時期的英、法、俄、西班牙等國都在最高統治者的支援下繪製了自己的地圖。

與此相似的是，遠在東方的清王朝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也已運用西方耶酥會土傳入的近代製圖學新方法，根據中國曆代王朝管轄範圍和邊疆各民族的活動範圍繪製帝國地圖，“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國乃已告竣”，並把測繪地圖與版圖的確定緊密聯絡在一起。

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後，康熙《皇輿全覽圖》及在其前後形成的一些地圖中都對界碑做了標示。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用兵西北。三月，當清軍對準部戰爭剛取得初步勝利時，乾隆帝即發出指示：“測其北極高度，東西偏度，繪圖呈覽。”五月，清軍直抵伊犁，對準戰爭取得勝利，乾隆帝遂下令：“西師奏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星辰分野，日月進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中外一統之盛。”

與我們今天的地圖不同，康雍乾時期所繪製的地圖，對兩個國家或兩個政權之間的邊界線均沒有做明確標示，而長期以來中國中原王朝與周邊部族、政權之間更是存在著千絲萬縷、極為複雜的關係，這就使得我們在利用古地圖來論證疆域問題的時候，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所幸，文獻資料在中國製圖學的傳統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地圖往往是和大量的文字材料相互依託而存在的，這樣，我們便可以透過二者之間的相互參照，來實現研究的目的。我們的研究重點將從政治及治國的角度來審視地圖，即把地圖視為能反映製圖者空間觀、政治勢力以及與外界環境關係的一種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人工製品，並對一些疆域問題進行探究。

在康熙《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上均對當時的疆域進行了標示，形成了一條邊界線。透過研究，我們將地圖上疆界的形成歸納為兩種模式：透過訂立條約來確定邊界，如中俄東段和中段邊界及中國同尼泊爾之間邊界的形成；按照傳統習慣線來劃界，典型的是康熙年間中朝之間邊界的劃定。“

任何地圖都不能脫離它所產生的背景而成為純粹客觀的表現物”，各種現實因素及製圖者的主觀意志決定著地圖所體現的內容。尤其是在封建時代裡，帝王的思想和意志往往會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

在後面的敘述中，這一問題將以個案分析的形式被提出來重點探討，以說明清代疆域的形成過程並非像在地圖上所表現的那樣簡單，而是相當曲折、複雜的。清廷十分注重用輿圖來表明自己的疆域範圍，併力求地圖的精準性，這種輿圖繪製觀念在當時世界上是非常先進的。但是，從疆域觀上來講，清廷與當時歐洲國家相比則明顯滯後了。雖然《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的相繼簽署，使得清朝在處理同周邊的國家和政權的關係上，除恪守傳統的朝貢體系外，又添入了條約關係。

清朝統治者傳統的疆域觀念受到了很大沖擊，與以往各朝相比，發生了一些變化。然而從本質上而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觀念仍是清朝處理邊疆問題的主要指導思想，制約著清廷對邊疆尤其是邊界地區的管轄和治理。

步入近代以後，中國邊患四伏，除去中國國勢衰微、強敵環伺這一主要因素外，清廷本身對邊疆地區的施政不利也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因素。中國繪製大地座標系統的實測地圖的想法萌發於西方測量技術傳入的時代，實際測繪則始於清康乾年間。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組織大量人力和物力，對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大地測量活動，即使對道路不暢的西藏地區也派專員前往，歷十年之久製成了康熙《皇輿全覽圖》。

這不僅是中國，亦是世界上第一次運用近代製圖學方法進行的全國性測量，規模之大、測量之精確令西方國家歎服。這件傳世大作的完成，主要依賴於兩方面的努力：一是清廷，確切的說是康熙帝；一是西方耶酥會土。而促使二者聯手進行此事的契機則是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這與中國傳統社會里地圖功能的限定有極大的淵源。

今天地圖的形式可謂五花八門，功能也是多種多樣，其中社會功能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但從古代中國地圖的製作上看，其行政功能，即地圖的政治屬性佔據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中國製圖術的大部分歷史是和中國的政治文化聯絡在一起的。

這裡所說的政治文化，指的是統治者及遴選出來各司其職以輔佐其統治者的學者型官僚階級的機構和實踐活動。清初製圖一般都是在清廷的主持下進行的，因此，地圖更多體現的是統治集團的意志和利益。

中國人對版圖的理解是“國家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人口和土地是國家賴以存在的最基本要素，二者密不可分，地圖則反映了國家對二者控制的結果。

一提起清朝的地理勘測和地圖的繪製，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耶酥會士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早在清軍入關後不久，清廷即下令對全國進行廣泛的土地勘測，這次調查活動是清廷在清初錯綜複雜的社會鬥爭的背景下，為鞏固自己在中原的統治而進行的，其結果並沒有以地圖的形式出現。

滿洲入關後，滿洲貴族所面臨的一個最大課題就是如何穩定和擴大自己對中原的統治。滿洲人口充其量不過佔帝國總人口的2%，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但其統治區域卻差不多是原來的20倍。清朝統治者吸取了元朝滅亡的歷史經驗教訓，採取拉擾漢族士紳、吸收漢族傳統文化、照顧百姓生計、實行與民休養生息等政策，試圖以此來削弱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隔閡。與此同時，可靠的地理資訊對維持和擴大政治統治是極其必要的，滿洲貴族已意識到了這一點。入關後，他們除了依靠明朝留下的地理文獻及地圖瞭解全國情況外，自己也開始主持一些全國性測繪工作。

由於“任何地圖都不能脫離它所產生的背景而成為純粹客觀的表現物”，因此各種現實因素、製圖者的空間觀、政治觀及其與外界環境的關係等都制約著地圖所體現的內容。康雍乾時期的輿圖大多是在官方的領導下完成的。因此，這一時期的輿圖更多反映的是清朝統治者的思想和意志。

（乾隆三十年清朝版圖）

清代《皇輿全覽圖》和《內府輿圖》的繪製是與清王朝對全國的統一和國家疆域的有效管轄密切聯絡的，尤其是和清朝統一邊疆的程序相關。康熙雍正朝，除準噶爾部割據西北邊疆外，其他邊疆地區全部統一，故康熙雍正朝《皇輿全覽圖》和《皇輿圖》都有明確的繪製和經緯度測量。對於尚不能進行測量的西域地區，清朝也在地圖上以虛線標註，乾隆朝一旦統一完成，立即進行測量，繪製新圖。清朝在繪製地圖時，十分明確地標出其對領土的主權範圍和邊疆地區的有效管理。尤其注意西藏、新疆和東南海域的邊疆。

引自牛汝辰《地圖測繪與中國疆域變遷》人民日報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