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歷史上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從沒有出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國家，直到1947年英國退出南亞次大陸，印巴分治，印度獨立建國，它還在為中央集權式還是聯邦制國家而爭吵。

英國人在200多年時間內，對印度採取的是中央集權式管理，所有權力集中在總督一人手中，1947年之前，英國在印度從來沒有實行過聯邦制。

然而，英國在治理印度的實踐過程中，又採取了分而治之手段，在政治方面，保留著幾百個土邦王公的特權，確保他們各自為政，無法建立橫向聯絡；在宗教方面，當印度教勢力坐大時，英國則支援伊斯蘭勢力，“全印穆斯林聯盟”就是在英國支援下建立的，用來制衡印度國大黨。

1935年英國頒佈《印度政府法》，賦予了印度各省自治的法律權力，明確了中央和地方分權原則，目的是為了阻止印度向中央集權方向發展。

因此，印度獨立後，無法解決幾百個土邦和省混雜在一起的分裂局面，幾乎所有土邦王公都反對中央集權，否則，他們將失去權力。

1949年11月，印度制憲會議頒佈憲法草案規定，印度為聯邦制國家，是一個具有議會制政府的“社會主義的、世俗的、民主的共和國”。

印度一開始就處於精神分裂狀態，印度共和國三要素沒有一個是真實的：

“社會主義的”，印度無非是葉公好龍，自欺欺人，一個連土地改革都不敢實施的國家，居然自稱社會主義。

“世俗的”，“種姓制”仍然根深蒂固，誰會相信印度人民黨政權是一個世俗政權？

“民主的”，美國將印度封為“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是出於政治需要，一些“印吹”將印度吹為民主之光，恐怕連它們自己都不信。

這些問題跟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有何關係？

一、印度精神分裂式的自我認知，使得它無法認清自己；

二、不是透過流血犧牲贏得的獨立，使得印度認為自己“和平”繼承了大英帝國在南亞次大陸勢力範圍。它不僅是南亞霸主，而且要新中國接受所謂的“麥克馬洪線”。

當新中國結束剛成立時的國內混亂局面，穩定有力地向前發展時，印度認為“邊境”問題出現了。

1959年邊境小衝突到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期間，中國政府在中印邊境問題上，始終堅持和平解決原則，對新德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盡力避免用戰爭方式解決爭端。

但印度政府和議會卻一意孤行，嚴重誤判中國人民的決心，嚴重低估解放軍的力量，結果兵敗如山倒，一潰千里。

這場戰爭的慘敗，將印度晾在了一個極為尷尬的位置，原形畢露：

一、重新組織全面軍事行為，報復中國，印度既沒有膽量也沒有實力；

二、由於擔心解放軍攻入腹地，印度將安全寄託在西方和蘇聯身上，不得不丟掉了最引以為豪的身份：不結盟運動領袖。

這場戰爭對印度不單單是造成心理陰影，而是整個國家發展方向被改變。

慌不擇路

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威望在一夜之間急速滑落，他的不結盟原則成了印度各黨派政客公開奚落的目標，印度媒體則在瘋狂披露一些事關尼赫魯的決策秘密：

一、向美國請求立即軍事援助；

二、同意由美軍飛行員駕機向邊界部隊運送裝備；

三、由美國空軍保護印度主要城市；

雖然政客和媒體還不敢直接攻擊尼赫魯本人，但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成了眾矢之的，梅農是國大黨內的尼赫魯盟友，罵梅農就是罵尼赫魯。

反對派稱正是因為國大黨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鄰居，才導致印度沒有在戰前進行充分準備，否則，印軍不會遭到慘敗。

在戰爭爆發十四天之後，梅農被撤銷了國防部長職務，臨陣換帥。

接著，反對派將礦業和燃料部長D.馬拉維亞接下馬，他是印度石油工業的奠基人，還是國大黨的社會主義論壇召集人，是尼赫魯工業化計劃小組中的重要成員。馬拉維亞最大的“罪名”：一名社會主義路線的支持者。

沒有這場戰爭，尼赫魯的戰略原本十分明確--發展工業，努力使印度在未來成為一箇中等發達的工業化國家。

戰爭爆發時，印度正處於第三個五年計劃起步階段，搞掉梅農和馬拉維亞的真正背後勢力就是那些反對社會主義路線的政治力量。

印度未來發展出現兩個方向：發展國有重工業體系，還是發展私營企業？

反對派和地方邦、利益集團都要求尼赫魯削減第三個五年計劃對國有工業企業的資金投入，重點發展私營經濟，增加國防費用（購買國外軍火）。

理由是隻有這樣才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印軍武器裝備水平，防止中國的下一輪軍事打擊。

尼赫魯仍然堅持：發展重工業才是印度未來國防計劃的根本。

但中印邊境戰爭，已經衝擊到印度的經濟政策原則，地方邦和私營企業家幾乎全部站在了尼赫魯的對立面。

戰爭期間印度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使得內部矛盾在議會里被暫時壓了下來。但1962年12月1日中國宣佈主動撤兵後，印度內部矛盾全面爆發。

慌不擇路的印度政客，要求在1963年政府預算中大力增加國防開支，以購買外國武器，用先進的戰機、軍艦重新建立印度民眾和軍隊的信心。

1963年2月28日，印度財政部長莫拉爾吉.德賽向人民院（議會）提交預算報告，國防開支高達86.7億盧比，比1962年翻了一倍。如果要同時滿足原定的工業投入計劃，整個預算將提高到165.1億盧比。

就算竭盡全力，財政缺口仍有45.4億盧比，再加上通貨膨脹因素，這些差額只能以增加稅收方式轉向社會，但這樣做，將面臨農民暴亂的危險。

因此，印度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削減國防開支，而不是將它翻倍。如果不這樣做，印度將顧頭顧不了腚，顧腚又顧不了頭。

但印度政客在媒體想象和煽動出來的中國軍事威脅氣氛下，誰都不敢提出降低國防費用的建議，而那些可能從國防費用增加計劃中（武器採購）受益的小集團卻在極力呼籲透過預算案。

印度內閣唯一的辦法只能是開徵企業新稅種，避開與農民的衝突，但新稅種跟企業界發生了直接衝突。

印度資本集團邏輯是：中國人將“侵略”印度，政府必須加強國防，但加強國防需要的資金，老子一毛也不拔，國家安全很重要，但個人利益更重要。

人民聯盟和人民志願團（就是現在莫迪的人民黨）十分積極地要求政府在資金、原料、技術等方面都要向私營企業傾斜，而不是加徵新稅種。至於如何獲得國防費用，他們不管。

剩下的辦法只能是擠佔投入到工業發展計劃的資金。尼赫魯拒絕放棄工業計劃，在1963年春天的議會選舉中，這個問題變成了一場政治較量。

選舉結果，國大黨在三大票倉：尼赫魯家鄉北方邦的阿姆羅哈和法魯卡巴德，還有古吉特拉邦的拉傑科特，全面潰敗。

印度反對派及國大黨內部反尼赫魯派系個個歡欣鼓舞，他們稱國大黨失敗的因為是：對中國，在軍事上無能；對國內，在經濟上無能。

其實就是上面提到的，印度自建國以來，地方與中央的權力分化，註定了這個結局，個人小集團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所謂“中國軍事威脅”無非是欺騙印度民眾用的爭權奪利的工具而已。

地方選舉失敗，進一步損害了尼赫魯的威望，1963年8月，已經有人敢在人民院提出彈劾尼赫魯的議案（不信任投票）

尼赫魯領導的“計劃委員會”被架空，各部門各自為政，有名無實的“計劃委員會”作為憲法上的社會主義象徵，一直存在到了2015年1月。最終被莫迪廢除，理由是不利於自由經濟。

1963年，又是一個農業歉收年，災荒在缺糧邦蔓延，而旁遮普邦這樣的餘糧邦又擁糧自重，囤糧、炒糧價。無論尼赫魯怎麼做工作，餘糧邦在沒有得到經濟滿足之前，一粒米也不會低價賣給中央。

如果新德里高價徵購糧食應急，那麼投向工業資金預算就沒有了，但這些事情，各邦是不管的。

在國防開支和農業歉收的雙重壓力下，印度工業計劃就此被迫中斷。後來50多年，印度所謂工業計劃都是些零敲碎打的專案，一切都是將將將將將，連廁所普及都無法完成。

1964年5月27日，尼赫魯在新德里官邸中去世，享年74歲。

周恩來總理得到訊息後，第一時間趕到印度駐華使館弔唁。周總理在唁電中說：“儘管在我們兩國這間目前還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這種不幸的情況終究只是暫時的。我深信，中印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必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得到恢復和發展。”

中國對印度的態度非常明確，但印度至今執迷不悟，其實它應當謝天謝地，中國並不是它口中的“侵略者”。

如果印度能認清自己，不要想著同時打贏中國和巴基斯坦；不要想著控制南亞小國政權；不要以為印度洋就是印度的；不要以為是中國阻礙它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老老實實發展工農業，或許還能活出個人樣。

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對中國發展而言幾乎毫無影響，但卻間接打斷了印度的工業化程序，為了急於求成提高軍事水平，印度失去了理性，不斷增加國防費用，幾乎放棄了工業建設，現在全是進口武器，一步錯，步步錯。

今天，兩個國家的工業體系完整程度和發展水平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是用幾代人的汗水和智慧換來了今天的成就，無論誰想覬覦中國的領土和財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會讓它們有來無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