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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時期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後,南方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江浙一帶富甲於天下。自南宋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就南移至此了。宋朝的農業、商業、手工業、絲織業等行業都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火藥運用於軍事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指南針廣泛運用於航海、天文曆法的長足進步等等,無不展示著這個朝代豐富的活力和四射的文明魅力。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發展和進步,宋朝的社會階層流動超過歷朝歷代。並且出現了一個十分明顯的變化,就是近世平民社會的崛起。

所謂的“平民一般來講主要包括農民、商人、手工業者、工匠和賤民”,他們在社會階層的秩序上是屬於下層的,通常沒有多大的政治權利和社會話語權,但是他們的社會流動性一般說來卻又是很強的。宋朝以前亦有平民階層和平民社會,但是宋朝崛起的平民社會,更多的帶有近世的特點,成為後世元明清等時代平民社會的主要構架,近世平民社會之所以能夠快速地崛起於兩宋時期的主要原因,首先就是自魏晉以來的嚴格的門閥士族制度的破壞和消亡,給予了下層社會階層的人們以更大的自由流動的地域和空間。

由於宋代立國重文抑武,平民百姓也可以透過讀書仕進為官,社會群體的流動性增加;其次,宋朝經濟尤其是商業和手工業等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使從事這部分行業的社會群體逐漸形成了拱衛自己的經濟基礎,還組成有形形色色的本行業行會組織等等。這就更加能夠使這部分社會群體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發言權。再次,隨著經濟的繁榮,宋朝的城市規模也獲得了空前的迅猛發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新興的市民階層地位日益上升成為有宋一代非常突出的文化現象。兩宋之時,伴隨著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北宋以開封為中心,南宋以臨安為中心,城鎮相比於前代有了巨大的改變和發展。

從宋仁宗時期的名臣數量和歷史上的知名度看都堪稱空前絕後,他們深度地影響了北宋的政治和文化,讓那個時代群星閃耀。范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 、司馬光、 蘇軾、 蘇轍 、包拯。這些文人士大夫,無一不是鵲起以平民之家,他們自覺承擔起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他們都深刻認為“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王安石在《取材》一文中,曾經談及理想人才的知識與能力結構,他認為,文吏不僅應該尚文辭,還要通古今、習禮法,曉達天文人事、政教更張,儒生不僅習句讀,也要明悉制度與時政沿襲,以緣分釋治道。”正是這些多種因素,使得宋代士大夫修養達到了空前高度。因此,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蘇軾這些人無不是著作等身。他們都是學者型文學大家,他們的知識結構比前人更為廣博,格局更為宏闊,人格更為恢弘。他們講求操守,個性灑脫而不放浪,對於國家命運的思考也比前人更為深刻。

而讓他們脫穎而出的則是宋代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在宋代,只要不是殘疾之人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甚至是屠牛為業者,也能赴試。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說,這正是名臣扎堆出現的主要原因。可以說這是文人實現夢想,超越自我的時代。

錢穆先生說: "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會。東漢以下,土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迄於隋唐, 皆屬門第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卻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此後門第傳統之遺存。故就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視讀書。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神童詩》 ,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因此,宋朝的識字率、教育普及率大為提高。甚至出現了許多娃娃被吊在樹上學習,培養“神童”的潮流,雖然方式或許有些極端,卻在另一方面體現了教育對百姓的深度影響。

深厚的文化基礎、安定的環境、優厚的待遇,使宋代成為一個文化異常發達的文質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學家宋濂說: "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 "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詩》的作者近萬人,是《全唐詩》的四倍,宋詞更是宋代文學最輝煌的代表,蘇軾、辛棄疾、姜夔等詞人成為後世不可能超越的頂峰。宋代的哲學、繪畫、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峰。

斯文的宋代,那些文人的生活較為舒適,他們飲酒作詩,甚至頭戴鮮花,穿梭於上河,那個浮泛著繁華如夢的北宋都城汴梁,因此成了讓後世最為嚮往的一幅畫卷。

宋代文化與以前歷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從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營養,中國文化頭一次出現大眾化和世俗化傾向。隨著科舉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上層文化擴充套件到全社會,宋代平民百姓比他朝代的人更為彬彬有禮,連市井小販說起話來,都帶著幾絲文氣,與此同時,隨著底層成員透過科舉不斷湧入上層社會。

以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儘管政治主張頗不相同,在變法運動中的態度更非一致;卻都執著地致力於道義德操的完善,都“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都追求學業境界的廣大精微,都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與膽魄。即便是曾經作為政敵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就其對於國家的責任感、對於道德的孜孜追求、對於學術的不倦探討而言,其共同之處較其不同之處也更多且更為深刻。

因此,宋代確實是一個“平民崛起”的時代,正是因為相對寬鬆的讀書學習環境,讓一些讀書人徹底改變了命運和參與宋代的文化建設、思想建設、社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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