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後，南方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江浙一帶富甲於天下。自南宋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就南移至此了。宋朝的農業、商業、手工業、絲織業等行業都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火藥運用於軍事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指南針廣泛運用於航海、天文曆法的長足進步等等，無不展示著這個朝代豐富的活力和四射的文明魅力。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發展和進步，宋朝的社會階層流動超過歷朝歷代。並且出現了一個十分明顯的變化，就是近世平民社會的崛起。
所謂的“平民一般來講主要包括農民、商人、手工業者、工匠和賤民”，他們在社會階層的秩序上是屬於下層的，通常沒有多大的政治權利和社會話語權，但是他們的社會流動性一般說來卻又是很強的。宋朝以前亦有平民階層和平民社會，但是宋朝崛起的平民社會，更多的帶有近世的特點，成為後世元明清等時代平民社會的主要構架，近世平民社會之所以能夠快速地崛起於兩宋時期的主要原因，首先就是自魏晉以來的嚴格的門閥士族制度的破壞和消亡，給予了下層社會階層的人們以更大的自由流動的地域和空間。
由於宋代立國重文抑武，平民百姓也可以透過讀書仕進為官，社會群體的流動性增加；其次，宋朝經濟尤其是商業和手工業等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使從事這部分行業的社會群體逐漸形成了拱衛自己的經濟基礎，還組成有形形色色的本行業行會組織等等。這就更加能夠使這部分社會群體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發言權。再次，隨著經濟的繁榮，宋朝的城市規模也獲得了空前的迅猛發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新興的市民階層地位日益上升成為有宋一代非常突出的文化現象。兩宋之時，伴隨著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北宋以開封為中心，南宋以臨安為中心，城鎮相比於前代有了巨大的改變和發展。
從宋仁宗時期的名臣數量和歷史上的知名度看都堪稱空前絕後，他們深度地影響了北宋的政治和文化，讓那個時代群星閃耀。范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 、司馬光、 蘇軾、 蘇轍 、包拯。這些文人士大夫，無一不是鵲起以平民之家，他們自覺承擔起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他們都深刻認為“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王安石在《取材》一文中，曾經談及理想人才的知識與能力結構，他認為，文吏不僅應該尚文辭，還要通古今、習禮法，曉達天文人事、政教更張，儒生不僅習句讀，也要明悉制度與時政沿襲，以緣分釋治道。”正是這些多種因素，使得宋代士大夫修養達到了空前高度。因此，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蘇軾這些人無不是著作等身。他們都是學者型文學大家，他們的知識結構比前人更為廣博，格局更為宏闊，人格更為恢弘。他們講求操守，個性灑脫而不放浪，對於國家命運的思考也比前人更為深刻。
而讓他們脫穎而出的則是宋代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在宋代，只要不是殘疾之人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甚至是屠牛為業者，也能赴試。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說，這正是名臣扎堆出現的主要原因。可以說這是文人實現夢想，超越自我的時代。
錢穆先生說： "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會。東漢以下，土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迄於隋唐， 皆屬門第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卻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此後門第傳統之遺存。故就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視讀書。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神童詩》 ,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因此，宋朝的識字率、教育普及率大為提高。甚至出現了許多娃娃被吊在樹上學習，培養“神童”的潮流，雖然方式或許有些極端，卻在另一方面體現了教育對百姓的深度影響。
深厚的文化基礎、安定的環境、優厚的待遇，使宋代成為一個文化異常發達的文質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學家宋濂說： "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 "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詩》的作者近萬人，是《全唐詩》的四倍，宋詞更是宋代文學最輝煌的代表，蘇軾、辛棄疾、姜夔等詞人成為後世不可能超越的頂峰。宋代的哲學、繪畫、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峰。
斯文的宋代，那些文人的生活較為舒適，他們飲酒作詩，甚至頭戴鮮花，穿梭於上河，那個浮泛著繁華如夢的北宋都城汴梁，因此成了讓後世最為嚮往的一幅畫卷。
宋代文化與以前歷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從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營養，中國文化頭一次出現大眾化和世俗化傾向。隨著科舉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上層文化擴充套件到全社會，宋代平民百姓比他朝代的人更為彬彬有禮，連市井小販說起話來，都帶著幾絲文氣，與此同時，隨著底層成員透過科舉不斷湧入上層社會。
以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儘管政治主張頗不相同，在變法運動中的態度更非一致；卻都執著地致力於道義德操的完善，都“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都追求學業境界的廣大精微，都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與膽魄。即便是曾經作為政敵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就其對於國家的責任感、對於道德的孜孜追求、對於學術的不倦探討而言，其共同之處較其不同之處也更多且更為深刻。
因此，宋代確實是一個“平民崛起”的時代，正是因為相對寬鬆的讀書學習環境，讓一些讀書人徹底改變了命運和參與宋代的文化建設、思想建設、社會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