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講話）

其實說是大型打臉現場挺不厚道的，但是，確實是因為這次巴黎和會使得當時知識精英們把目光從歐美轉移到了蘇聯。

甚至可以說沒有這一次大型打臉事件，未必有後來的南湖泛舟。

在巴黎和會召開之前，絕大多數知識精英認為當時華夏之所以淪落到一個悲慘的境地，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從清帝國開始，華夏一直沒有很好的和現代文明接軌，不被西方列強承認為一個文明國家。

當時知識精英抱有一種天真的幻想，認為只要華夏被西方列強承認是一個文明國家，那麼西方列強可能就會平等對待中國。

比如錢玄同就撰文認為中國便該把法國美國作為榜樣，陳獨秀更是在1915年就提出中國應該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

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而是當時知識精英之所以想要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目的是為了救亡，讓中國快速成為西方列強認可的文明國家。

所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世界和平綱領以及為全人類謀自由和平、正義的十四點，並提出建立國際聯盟時，絕大多數中國知識精英都為之傾倒。

陳獨秀撰文盛讚威爾遜，陳獨秀稱美國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以算是世界第一個好人。

梁啟超則認為威爾遜所提議的國際聯盟是實現世界大同的最良手段。

蔡元培、胡適、林長民、熊希齡等人都對威爾遜以及他所提議的國際聯盟推崇備至。

一般學生更是如許德珩所說興奮得瘋狂了。

（1919年巴黎和會是西方列強分贓大會）

中國知識精英們之所以這麼推崇美國總統威爾遜以及他所主張的公理戰勝強權，不是因為他們是美國總統的迷弟，而是大家都希望藉著威爾遜的主張，中國可以在巴黎和會上以戰勝國的身份將西方列強加諸於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一概廢除。

而威爾遜的十四點講話以及他在巴黎和會之前各種表態確實給了中國人以幻想。

結果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以及威爾遜基於美國國家利益犧牲中國利益的行徑讓國人大失所望，之前讚揚威爾遜是世界第一好人的陳獨秀憤怒的表示現在還是強盜的世界，只講強權不講公理。

李大釗也撰文指出巴黎會議沒有一絲一毫的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

就連普通大學生也諷刺道威爾遜發明了一個公式，十四等於零。

中國知識精英這種對西方列強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憤慨，直接催生了20世紀中國第一波民族主義高潮。

（1918年威爾遜在美國國會演講）

胡適先生曾在日記裡說過， 1923年開始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已經是主流思想了。

其實這種跡象從1920年就開始了，不僅僅是李大釗與陳獨秀兩位先生把目光從美國轉向了新生的蘇聯，當時中國各個有識之士都開始了新的探索。

比如陳炯明在廣東進行的無政府主義實驗、李宗仁、白崇禧在廣西實驗新斯巴達主義，梁漱溟先生在山東進行的新儒家鄉村建設、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國、盧作孚先生的實業救國主張……這些都是當時精英群體對西方列強和主張失望後自發探索。

這些嘗試不僅僅是工具性探索，更有追尋新社會模式、建構新天下形態的終極性色彩。

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

正如禮崩樂壞之後，先秦聖賢以百家爭鳴的方式探求天下新路徑那樣，在又一個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到來之際，當時中國知識精英們以種種社會實驗來探求這個國家新的轉機、新的生存形態。

不過這些探索都因為巴黎和會上列強對中國的出賣和背叛，具有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思潮特徵，並不是自我解放、追求個人自由的產物。

從這個角度講，巴黎和會抽了中國知識精英們一記“耳光”也不見得都是壞事。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不丟掉幻想就無法認真的戰鬥。

好了，關於1919年巴黎和會如何打臉中國知識精英就講到這兒了，覺得我做的還不錯的朋友，傳、評、贊隨便給一個就行，三連自然更好，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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