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世紀，以斯基泰人為代表的遊牧民族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此後的近3000年裡，他們的徒子徒孫將活躍在整個歐亞內陸，縱橫相隔甚遠的東西兩頭。由此帶來的不斷融合，成為古代世界的必要交流媒介。但不可避免的戰爭衝突，也給許多定居文明帶去了巨大傷害，成為全球性的老大難問題。

直到公元18-19世紀，遊牧族群的威脅才真正消退下去。本文就將以最簡介明瞭的線條，梳理各定居文明對這些難纏鄰居的抗爭歷程。

歐亞大陸間的早期碰撞

事實上，最初的遊牧文化源自今日的黑海到裡海之間，而非後人覺得是理所應當的蒙古草原。那裡的先民不僅首先馴化馬匹，還長期在品種改良方面獨佔鰲頭。南西伯利亞的優質草場、烏克蘭大平原的糧食和高加索山脈的金屬礦藏，都是先民唾手可得的優質資源。

因此，從這裡走出去的斯基泰人，就將自己的騎馬文化不斷擴散。最遠可抵中歐的匈牙利平原和北亞的鄂爾多斯山。兵鋒不僅震撼過古老的兩河流域，也讓部分支系前進到今日的雲南。許多先前就生活在沿途的族群也爭相效仿，塑造出橫跨歐亞大陸兩地的遊牧世界，進而孕育出匈奴、薩爾瑪提亞、鮮卑、突厥和蒙古等眾多後生晚輩。

斯基泰遊牧文化的分佈區域 從匈牙利平原延伸至蒙古高原

很快，遊牧世界的膨脹就引起許多定居文明警惕。如果說普通的噶爾小邦還能以貿易、上貢或臣服等方式謀得生機，那麼幅員遼闊的軍事帝國就不能對這些威脅視而不見。每當有一代雄主建立其不是功勳，就很容易將牧民列入自己的後期征伐名單，但結局卻往往只是在自己的武功記上抹灰。

公元前530年，建立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揮師北伐，劍指屬於斯基泰遊牧文化的馬薩格泰人。但在初期的輝煌勝利過後，他的軍隊還是被引誘至荒蕪的哈薩克草原，隨即遭蓄勢待發的大股騎兵合圍。雖然有關其本人死於這場戰爭的說法並不確鑿，但帝國的東部邊界也就此停止了擴張。17年後，繼承居魯士衣缽的大流士再度北伐，跨海追殺那些生活在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本部。結果還是在對方的遊而不擊中被引到貧瘠內陸，最後只得拋棄輜重和傷病員才僥倖完成撤退。

波斯帝國的數次北伐 都被斯基泰人巧妙化解

當然，作為初代王者的斯基泰人，也在後來暴露出遊牧集團的盛衰規律。尤其當他們發現烏克蘭的糧食產出非常豐厚，又習慣於向定居克里米亞半島的古希臘人大量出口，也就迅速的表現出定居傾向。畢竟，遊牧文明絕非不會建造城鎮等長期設施，只是迫於放牧需要而進行週期性轉移。所以，每當生產領域有了轉機，就容易向著定居化方向邁進。

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國王菲利普二世就率軍迎戰一批斯基泰入侵者。但後者相比擊敗過波斯人的先輩，已經更樂於慣於耕作和畜牧。原本全部由騎馬武士組成的部隊，也大量充斥著來自平民階層與屬國提供的步兵。結果自然是一戰而敗，成為族群走向衰落的起點。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也在進軍中亞時遇到不少遊牧騎手抵抗。但透過圍攻定居點、建造控制水源和草場的要塞和聯姻示好等手段，在幾年內就逼迫對方向自己就犯。雖然成果無法永恆，但也為後人揭示出打擊遊牧對手的基本法則。

在中亞迎戰斯基泰遊牧部落的馬其頓軍隊

戰火遍及遠東

公元前200年，嶄新的匈奴集團開始在蒙古高原上興起。相比傳遞其遊牧習俗的斯基泰文化群體，農業與手工藝佔他們經濟收益的比重更低。但對此缺乏理解的漢高祖劉邦，還是決定冒險向其發起進攻，自己卻險些在白登山的圍困中提前駕崩。漢朝和匈奴就此結下樑子，也將全面對抗遊牧勢力的戰火徹底燒到東方。

在這場鏖戰的初期，漢朝亦如當年的波斯一樣無所適從。無論是效仿先秦諸侯的長城烽火臺體系，還是數次大規模圍剿或分頭出擊，都沒有獲得出發時所期望的理想效果。但多年的試錯還是在漢武帝當政時期獲得了成效。透過張騫的西域之旅，長安宮廷摸清了草原帝國的農業和手工業基地位置，又依靠招降納叛來的流亡者，熟悉了對方的季節性遷移規律。於是同步對這兩個方向實施重點打擊，終於換來漠北決戰的階段性勝利。更多據點也從河西走廊開始，綿延到北疆的各綠洲城鎮。

剛剛成型的匈奴集團 對漢朝來說是全新的對手

不過，重大勝利的背後也往往意味著高昂開支。漢朝為打擊匈奴而不惜血本，很快在武帝當政的末期就暴露出許多問題。面對瀕臨崩潰的財政壓力，後來的君主只能重新轉回防禦戰略，並努力依靠扶持的代理人為自己衝鋒陷陣。結果，大兵壓境所沒有達到的效果，竟因為雙方關係的緩和而意外實現。拿到好處的南匈奴和烏孫等部族，義無反顧的將矛頭對準北方同袍，自己也因日益優渥的生活而逐漸失去攻擊性。

然而，舊人的註定退場，很快為後來的鮮卑騰出生存空間。當漢朝因內部問題而轉入三國爭霸，這些草原的新主人也忙著收割北方的眾多匈奴殘部。最後發展成左右十六國亂世的決定性力量，進而南下建立北魏帝國，並將影響力至少保持到隋唐兩朝。在這個充滿紊亂的過程中，許多當年南遷的匈奴後裔也發揮了階段性作用，誕生出消滅後晉的劉淵，也有過建立霸業的赫連勃勃。但他們的緩慢消亡，從未被人和遊牧勢力衰退相關聯，也側面道出了定居文明的真正痛處。畢竟，某個部落和聯盟容易被擊破，但草原上的生態格局也很難有根本性的改觀。作為後起之秀的鮮卑也很快步匈奴後塵，將大片的草場讓位於更加強大的突厥。

新崛起的鮮卑 成為北朝與隋唐帝國的支柱性力量

公元7世紀，原本為鮮卑皇帝打工的太原李氏崛起，成為以武力著稱的唐朝統治者。利用自內地獲得的大片資源，不斷收買和分化突厥王侯，進而等時機成熟後再大兵壓境。相比過去的兩漢，這種模式少了折戟漠北的慘痛成本，又為己方軍隊增添更多弓馬嫻熟的騎手兵源。但支撐天可汗頭銜的相當收入，同樣來自這些化外馬幫的商業活動。當時的唐朝統治者已非常清楚，消滅突厥王庭的結果就是助漲薛延陀和回鶻等新勢力躥起，但聯通歐亞的貿易同樣能讓自己獲益匪淺。於是，來自草原、中亞和波斯的大批商賈落戶內地，到長安、洛陽、太原、幽州和揚州等地建立番坊。帝國軍隊也充斥著突厥、回鶻、契丹、西域和粟特的武士。

儘管傳統史家經常對李唐的政策多有指責，卻無法從事實上抹除柔性手段的意義和價值。起初隨李世民遠征高句麗的軍中，就不乏大量剛剛來投的突厥騎兵。高仙芝的步兵在怛羅斯與阿拉伯帝國鏖戰，也少不了突騎施和葛邏祿人的輔助。當心懷不臣之心的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又是于闐、突厥和回鶻等派系的援軍在為大唐續命。即便面對蜂擁而起的黃巢，各地督撫也不忘上述求皇帝增派沙陀精英。作為其反面的宋朝則是矯枉過正，為眼前的利益而自廢武功，將可爭取的力量都推到對立面。先是逼反了西夏，隨後又為女真滅遼助攻，最後還在蒙古南下的初期感到欣慰。不僅塑造出自己積貧積弱的尷尬形象，也為自己的兩次覆亡夯實了格局基礎。

南下的沙陀突厥 成為左右晚唐和五代格局的精英集團

歐洲邊緣的硝煙

回看大陸另一側的歐洲，同樣在1000年裡面臨遊牧勢力的長期侵襲。尚處巔峰期的羅馬帝國，就需要在多瑙河畔迎擊薩爾瑪提亞騎兵。他們的敗家子孫也必須面對阿提拉的匈人，甚至在都城君士坦丁堡的門口迎接阿瓦爾和保加爾這樣的當世強權。最後還有馬扎爾騎兵的突如其來，繼續將匈牙利盆地據為己有。每一次的舊威脅解除，都可能是新一波災害的起點，強度和烈度較之東方是絲毫不讓。

為了不斷忍受遊牧勢力的侵害，歐洲人同樣在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摸索出許多較為有效的反制措施。古羅馬後期的君主，就有意識的在北方沿線開闢馬場，發展起不弱草原和中亞的騎兵隊伍。堪稱其中翹楚的名將埃提烏斯，更是借力打力的外交能手，聯合大量同為受害者的日耳曼部落抵抗阿提拉。中世紀前期的查理曼，也用發展騎士階層的辦法，構建起封建式的都防禦和動員體系。當他的騎馬大軍向東開進，便將落腳在今日巴爾幹半島西部的阿瓦爾人連根拔起。神聖羅馬帝國的奠基者奧托，更是以大量興修的城堡壓縮草場活動空間，最後在決戰中將馬扎爾人徹底擊敗。

擊退馬扎爾遊牧集團的 東法蘭克騎士

更為諷刺的是，原為遊牧體系的奧斯曼人，在建立土耳其帝國的同時日益傾向於定居生活。當他們成功登陸東南歐，不斷壓縮基督教歐洲的地盤，本身站在了抵抗草原世界的前排位置。位於更北方的東歐腹地，則有德意志人的波羅的海十字軍、斯拉夫人的波蘭王國和維京海盜草創的俄羅斯城邦。雖然彼此間爭鬥不休，但都將擴充地盤的方向對準了東方遊牧部落。與之毗鄰的眾突厥化汗國，經常在他們的衝擊下節節敗退。

若非有蒙古西征帶來的珍貴緩衝期，對中亞各地的殖民恐怕不會被拖延到18-19世紀。何況即便看似不可阻擋的蒙古帝國，也在擴張的潮水過後就迅速紮根於各佔領區，用不到百年時間就將自己變得面目全非。

定居化的奧斯曼土耳其 也成為反抗遊牧勢力的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大航海時代的悄悄開啟為正不斷重新整理著歐洲人的世界觀。尤其當達伽馬的船隊繞過好望角，義無反顧的一頭扎入亞洲。由他們開啟的新經濟模式，也在最大程度上削弱著維繫草原世界的舊絲綢之路。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整個歐亞大陸的遊牧文化體系，遭遇釜底抽薪式的重創。

但作為火焰熄滅前的最後餘暉，還是有來自中亞的蒙兀兒突厥和東北亞的後金，分頭朝著距自己最近的定居區域突圍。在相隔不到百年的時間裡，他們將化身為印度的莫臥兒帝國和遠東的大清帝國。至於被取而代之的德里蘇丹與明朝皇帝，都是長期不能應付邊境危機的弱主。但決定戰爭成敗的技術性因素，已是來自奧斯曼土耳其或歐洲的火炮，本身也預示著遊牧世界在軍事領域的必然落後。

南下印度的莫臥兒帝國 靠土耳其火器穩定次大陸

此外，掙脫蒙古桎梏的俄羅斯人，正以另一種方式擠壓著傳統的遊牧世界。當退往克里米亞半島的蒙古後裔，需要土耳其帝國從海上提供支援，那些呆在喀山、高加索和西伯利亞的文化遠親也就逐步為全新的槍炮所折服。乃至入主印度的莫臥兒人和問鼎中原的滿人，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北方邊境展開二次逆推。

由於歐洲人建立的近代海洋體系已初露端倪，以上三大帝國也就不擔心自己的軍隊會領不到貿易稅工資，或是買不到最新的武器。唯獨困守大陸中央的末代牧民，在日益貧困化的環境下，堅守自己的最後一畝三分地。

依靠西洋火器入主中原的滿清

當然，遊牧世界的最後末日，還要等到19世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舊時的帝國無論如何霸道，都有不願涉足的窮鄉僻壤，也就給跌落神壇的部族以部分保留區。但在19世紀的後期，產業升級又催生出一批胃口遠超先前的工業化帝國。其中的俄羅斯人因地域偏遠而無法參與對黑非洲的瓜分狂潮，自然只能將一腔怒火發洩到內陸的中亞和蒙古各地。

於是，在短短的20-30年時間裡，今日的中亞五國全部淪陷。早已不復當年之勇的部落武士，不僅發現來者的武器日新月異，甚至連胯下的坐騎都由科學育種養殖，勝過讓自己驕傲千年的著名寶駒。待到新建的鐵路網四通八達，也就再無能力去同整車調運的機關槍匹敵。

進攻高加索和西伯利亞的莫斯科公國軍隊

給予現代人的啟示

今人站在21世紀的角度，回看這段時長近3000年的跌宕起伏，除了感嘆歷史的滄海桑田，還可以從中感悟出許多道理。

遊牧文明的眾多成員，之所以能在大陸中心歷久不衰，靠的還是能聯通四方的地利優勢。這讓他們得以不斷的收穫巨大的貿易份額，掌握或至少轉手最新的技術成果，並直接用於軍事行動。此外，有限的自然稟賦也決定了他們在每次人口膨脹後都需要向外擴散，也就成為了周遭所有定居民族的心頭大患。

19世紀 征服中亞的俄羅斯帝國軍隊

當以上這些優勢不復存在，那麼傳統遊牧的強勢就會直接演變為根本性劣勢。例如海船會取代運力有限的駝馬隊伍，原本只是島嶼和沼澤的港口會在同綠洲城市的競爭中獲勝。等到鐵路和公路的衍生，又讓眾多的不毛之地因腳下資源而變得強手。只是整個產業鏈的付出與回報，都將和生活其上的牧民沒多大關係。

進一步推而廣之的真理，就是任何地區的發展都離不開交流，無論過程甘甜還是苦楚。即便向著所有外人磨刀霍霍，也不可能靠真正的獨善其身中維持繁華。一旦產業鏈和人流離你遠去，那麼貧窮和愚昧的濃霧就將籠罩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