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將《海國聞見錄》的作者陳倫炯稱為“航海探險家”，認為他是“探險的實測的地理學者”。一生都在跟海洋打交道的陳倫炯，留下的《海國聞見錄》是一部綜合性的海岸地理和世界地理著作。從傳教士時代初步瞭解西方知識開始，到親身走出國門，探訪周圍的世界，陳倫炯並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人，但他的《海國聞見錄》以其實測的精神，對後世許多地理類著作都產生了影響。在他之後，更多的有識之士開始以全新的目光重新打量中國與世界的聯絡。《海國聞見錄》已經收錄於古籍館中。
明末清初，西洋傳教士來到中國，帶來了士大夫們前所未見的科學和技術，其中包括世界地理知識。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圖志》等，描繪了西方人所涉足的中國以外的廣闊土地。可惜的是，當時中國，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大多數士人仍沉浸在“天下”的神話中，認為這些描述只不過是異聞，稱之為“西洋《山海經》”。在此背景下，陳倫炯和他的《海國聞見錄》開闢了一片新的視野。
陳倫炯（《清史稿》也作“陳倫蜅”，約1685-1748），字次安，號資齋，泉州府同安縣高浦（今廈門市杏林區）人。他的父親陳昂年輕時曾經在海上經商，往來東西洋之間，後來跟隨施琅徵臺灣，官至廣東右翼副都統。陳倫炯從小聽父親講述海上之事，對島嶼形勢、風潮險易都非常熟悉，後來他自己也參加水師，走遍了中國沿海的各個地方，做過臺灣總兵、高雷廉鎮總兵（轄廣東高州、雷州、廉州軍事）、江南蘇松水師總兵、狼山鎮總兵和浙江提督，也親自去過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海上國家，可以說一生都在與海洋打交道。如若不是這些經歷，陳倫炯不會想到寫作這樣一部書，也寫不成這樣一部書。
《海國聞見錄》成書於清雍正八年（1730年），分上下兩卷。上卷八篇，除第一篇《天下沿海形勢錄》記載中國沿海地理形勢之外，其餘七篇主要記述幾大地理區域的各個國家的政治和風土情況：《東洋記》記述的是朝鮮、日本及琉球；《東南洋記》記述的是現在我國的臺灣地區、菲律賓群島、西里西伯島、摩鹿加群島和婆羅洲島；《南洋記》寫的是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及巽他群島；《小西洋記》記述現在的南亞、西亞及中亞；《大西洋記》記述非洲和歐洲；《崑崙記》所記的是南海中的崑崙島；最後的《南澳氣記》則記錄的是中國“千里石塘、萬里長沙”的南海群島。
下捲圖六幅，《四海總圖》是東半球圖，《沿海全圖》是中國沿海形勢圖，《臺灣圖》為臺灣西岸圖，《臺灣後山圖》即臺灣東岸圖，還有《澎湖圖》和《瓊州圖》（海南島圖）。
書中的內容包羅永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遠近，沙礁島嶼之夷險，風雲氣候之測驗，以及外蕃民風、物產，一一備書。”由於作者有親身經歷，他對很多地方的描繪都生動而翔實。他所記錄的內容包括異國的政治、歷史傳說、宗教、喪葬禮儀等，尤其受到他關注的有當地的地理位置和土產，土著人的經濟活動以及貨幣等通商資訊。陳倫炯所生活的時期恰是清代僅有的開放海禁的時代——康熙年間因為三藩之亂和臺灣平定而全面開放海禁，因此他能夠與父親往來於東南諸島國之間。當時已經有下南洋的中國人，如他在提及噶喇吧（今印尼雅加達）時所說：“中國人在彼經商耕種者甚多；年給丁票銀五、六金，方許居住。中國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餘萬。”
此外，書中對西洋和中國的航海技術做了比較，指出相比於西洋艦隻完全依靠測算，中國的船隻在海上航行，依照的是多種參考系：“中國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渾天儀、量天尺較日所出，刻量時辰、離水分度，即知為某處。中國用羅經，刻漏沙，以風大小順逆較更數；每更約水程六十里，風大而順則倍累之，潮頂風逆則減退之，亦知某處；心尚懷疑，又應見某處遠山，分別上下山形，用繩駝探水深淺若干（駝底帶蠟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為碓準。”
其中最具價值的要數《天下沿海形勢錄》中對於沿海海岸線的海岸地貌、水文、航運、海防等方面的詳細記錄，這與他擔任水防要務的經歷息息相關。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將陳倫炯稱為“航海探險家”，但同時也肯定了他在海防事務上的貢獻。梁氏惋惜地說，“其論海防主要地點，曰旅順，曰膠澳，曰舟山，曰金廈二島，曰臺灣，曰虎門，曰欽州。至今淪沒殆盡，夫誰識二百年前，固早有高掌遠蹠，目營而心注之者耶？”
雖然陳倫炯仍沿用“天下”的概念作為第一篇的小標題，但是從這部書中可以看到，他的眼界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天下觀。他在自序中說到，“倫炯蒙先帝殊恩，得充侍衛；親加教育，示以沿海外國全圖。”康熙曾向他展示過西洋來的地圖。他在和西洋來的行商打交道的過程中，求證了這些地圖和風俗的真實性。他在書中採用了東洋、東南洋、南洋、大西洋、小西洋的說法，雖然在今天看來仍有很大的侷限性，但是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已經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相比於之前由西洋來華傳教士寫成的地理圖志，這一部書的作者是真正地“看世界的中國人”。范文瀾先生將林則徐稱為“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事實上“睜眼看世界”是自明末清初以來一直延續的脈絡。從傳教士時代初步瞭解西方知識開始，到親身走出國門，探訪周圍的世界，陳倫炯並不是第一人，也絕對不是最後一人，但他的這部書對後世許多地理類著作都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環志略》都參考了《海國聞見錄》的相關記述。在他之後，更多的有識之士開始以全新的目光重新打量中國與世界的聯絡。直到今天，書中關於沿海的地貌特徵也還是港口建設和海運發展的重要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海國聞見錄》下卷內附的《四海總圖》是現今能看到的最早的關於南海諸島的地圖。清光緒三十四年（1909），日商西澤強佔東沙群島，時任南京江南圖書館總辦的著名學者陳慶年在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中的《沿海全圖》上找到東沙島，早於英人金約翰《海道圖說》80餘年，證明該島屬於中國版圖，爭回了東沙的主權。此事也記於江蘇省鎮江市文管委建立的陳慶年紀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