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正題之前，首先來看古代立法。古代有沒有明確的成文法?有，比如《大明律》《大清律》。但是它們和現代法律又不同，只是規定一些法律原則。比如，規定"臨陣退縮者斬"，這是一條法律嗎?是。但是臨陣退縮該怎麼判定和執行？它只是規定了大原則，但是沒有可操作的條文。於是就有許多其他檔案，作為法律補充。
第一類補充檔案就是例。以明清為例，都編有龐雜的律例檔案，兩相配合，它以律為綱，以例為目，每一條律後面附帶很多例。這些判例可以援引。比如，律規定∶ 子弒父，要凌遲。這條律後面會有很多判例，說明在什麼情況下弒父對應什麼判決。比如同樣是兒子失手殺害父親，父親在跟其他人爭鬥，兒子上前幫父親的忙，失手把父親殺死，這是一種情況；兒子在跟其他人爭鬥，父親上前勸架，不小心被爭鬥雙方殺死，這又是另一種情況。法官遇到的真實案件，情況複雜，細節繁多，就需要對照律例進行裁決。律和例合起來，便成了歷朝歷代的主要法律條文。
第二類補充檔案是會典。比如《大清會典》、《大明會典》，都是政府各部門機構設定和行政管理的規章制度彙編。會典嚴格來說，類似於現代行政法或者是專門法，比如吏部的會典類似於勞動人事法、戶部會典帶有財政法等的內容。它們起到規範政府行為、指導行政運轉的作用，算是法律的一部分。第三類補充檔案是則例。則例是政府在運轉當中遇到的問題、案例的彙編，可視作上述法律條文的補充。這四方面的檔案，就構成了中國古代的法律。
當然了，所有成文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聖旨。君王即法律。皇帝頒發了一道聖旨，無論說了什麼東西，都是最高的法律。凡是與之不符的，即便是《大清律例》也要讓步。
古代司法有一些基本概念，比如有"十惡之罪"不能赦免的，分別是∶謀反、大逆、謀逆、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還有個概念叫作"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凡是符合親故賢能等八類標準的人，犯了罪需要在朝堂上商議處罰，一般都會從輕減免。比如，孔子後裔或者宰相犯罪，朝廷就需要開啟"八議"程式，刑部不能按照正常程式判決，這是皇親貴戚的司法特權。八議制度，主要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量。
歷朝歷代的刑罰各不相同，按地位分，有主刑和附加刑。發展到明清，主要有五等主刑∶ 答、杖、徒、流、死。笞是打板子，杖是打棍子，徒是有期徒刑，流是流放，死即死刑。每一等主刑又分好幾個小等級，比如清朝死刑又分斬立決、絞立決、斬監候、絞監候四等，立決是死刑立即執行，監候是死刑緩期執行。其他四種主刑則根據數量、年數、距離分為不同等級。附加刑有凌遲（千刀萬剮）、充軍、為奴（明代有罰為官奴，清代有給披甲人為奴）、枷號、站籠等。
主刑不足以懲戒犯人，可以追加附加刑。或者罪行輕微，不夠主刑標準，可以用"枷號示眾"之類的附加刑加以懲罰。清朝還規定，八旗子弟可以用附加刑來抵主刑，比如杖刑可以用枷號幾天來抵，流刑可以用枷號幾個月來抵。清朝為了保證八旗人口的力量，免於分散，一般不施加徒刑、流刑。
附加刑中還有"抄沒家產"一條。當年和珅倒臺，正刑之外就有"抄沒家產"的懲罰。和珅罪當死，因他是內閣大學士，屬於八議的範圍內，八議時從輕處理，改為賜死。賜死和死刑的客觀結果是一樣的，但前者是對一個人莫大的恩寵。嘉慶賜給和珅一條白綾，和珅就上吊自盡了。
當然了，古代法律不是一句兩句就能說清楚的。那麼，古代司法看起來程式嚴密，律條繁多，官員也不見得都是貪贓枉法之人，但是冤案錯案卻層出不窮。原因何在?
首先舉個例子，比如河北保定人張三，考中進士後出任浙江麗水知縣。麗水出了一樁滅門慘案，張三的上司發下公文，限張三在四十日內破案。當時沒有法醫，沒有指紋，不能檢驗DNA，更沒有監控錄影，交通通訊也不發達，破案進度非常慢。張三要在四十天裡破獲一起無頭疑案，可能性不大。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廣撒網，將有嫌疑的都給抓起來，抓起來之後除了嚴刑拷打以外沒有其他手段。
現代司法的一大原則是"疑罪從無"，嫌疑人也是有人權的，只要沒有定罪，他就是無辜的。但古代可不是這樣。麗水知縣張三抓了一個嫌疑人，他要做的就是讓嫌疑人認罪。在既沒有法醫技術，又沒有被告權益保護的情況下，定罪的依據就是嫌犯的口供。古代司法定罪最主要的不是人證，不是物證，而是口供，為了得到口供，官員能依靠的只有嚴刑拷打。古代司法官絕大多數都是讀著聖賢書出仕的，他們肯定知道嚴刑拷打不對，但是他們首先得保住官位，得完成破案任務。為了保住身份地位，張三必須在限期內得到嫌犯的口供，給他定罪。他要拷打所有嫌犯，白天不行就連夜拷打，連續拷打三四天，重刑之下何患沒有口供?
案子的初審是最重要的。案子發生在哪個縣，所屬知縣的審訊是最重要的。知府也好，按察使也好，巡撫也好，刑部也好，都不可能把這個案子從頭到尾認真審一遍。基層官員的工作量大，上司的工作量更大。越往上，官員的審案壓力越大。巡撫大人不可能把全省上報的案子都認真重審一遍。上司接到下屬呈送的案卷，最多就是把文字、物證看一遍，再把相關人等提上堂來，按照"既定案情"問一遍。知縣花了一個月把這個案子審清楚，知府、道臺、巡撫的重審可能也就一天。不負責任的上司，拿著結論照本宣科，人證點點頭，案子即過。遇到有犯人重審當場喊冤的，上司的慣常做法是繼續用刑，逼犯人承認原審結論。犯人不肯，上司就說"案情可疑"，發回原審衙門重審。這就等於把羊趕回了虎口。上級衙門更看重的是，案卷是否齊全、判罰是否得當、文字是否清晰，上級官吏的重審更像是在"審查文字"，做文字遊戲而已。只要形式上看起來合法合規，依法辦事，萬一出事，上級衙門就能推卸掉責任。所以說，案子初審很重要。
但正因為司法壓力都轉嫁到了基層官員身上，造成了基層壓力過大。基層知縣知州的司法能力，乃至個人好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案子最終的命運。可他們其實並沒有接受司法方面的培訓，又缺乏相應的技術手段，為了讓承審的案子在漫長的司法流程中透過，為了讓案子不影響自己的仕途，必須把案子辦得跟法律條文一模一樣。可是現實永遠不可能是法律條文所能描繪的，案情不可能跟法律條文嚴絲合縫。一個證人說，案發當天我看到了前半段，後半段不太清楚。或者第一個證人說張三砍了李四兩刀，砍在左肩；第二個證人說張三砍了三刀，砍在左脖。上司會說"案情不清"，駁回。為了依法辦案，初審官員只能"塑造"案情，把案子往法律條文上靠，還得讓相關人等"眾口一詞"，口供一模一樣，還必須蒐集和供述完全吻合的物證。這就不是在審案了，而是在"製造案情"，根據上司喜好、朝廷律例、流轉程式把案情塑造得無懈可擊，證明自己判罰得當，依法辦案就變成了"依法造案"。造案勢必加重刑訊逼供，冤案就這麼產生了。
破案壓力、有罪推定、刑訊逼供、過分依賴口供、獄貴初情、複審形同虛設，這些因素使得古代出現冤案是大機率事件。如果再加上一個殘酷貪婪的經辦官員，出現冤案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有冤案就得平反，歷朝歷代都制定了申訴、平反的司法程式。
所有當事人都可以提起申訴，越級告也好，攔轎喊冤也好，告御狀也好，都是合法的。但是實際上，透過正常司法程式得到平反的冤案，屈指可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等少數幾個案子。但實際上，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的平反不是依靠案情本身，而是依賴於幕後的政治鬥爭，是江浙官僚集團和湘軍官僚集團鬥爭的結果。楊乃武與小白菜只不過是大棋盤上的兩枚小棋子。實際上，排除政治因素，真正就案情論案情得到平反的冤案少之又少。
為什麼冤案難平反呢？第一，制度設計越嚴密，審訊的級別越多，案子牽涉進來的官員就越多，平反的阻力就越大。平反成案，面對的不是某一個官員，而是站在案子背後的整個官僚集團。每一級確認判決的官員，所有案卷中提及的官員，都會因為案子的平反受到處分，都要面臨處罰。他們很自然就組成了阻礙平反的利益集團。每一個案子的平反，都是蒙冤者在跟整個官僚集團做鬥爭。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是楊家人包括整個江浙官僚和整個湘軍官僚集團做鬥爭，如果不是有更加強大的政治勢力介入，是平反不了的。看似嚴密的制度設計，反而增加了平反難度。
第二，官員為了明哲保身，輕易不接受申訴。官府雖然允許攔轎喊冤，但我相信沒有一個官員願意遇到攔轎喊冤的人。他攔了你的轎，這個案子你是接還是不接呢？按朝廷法制，你得接，但接了就意味著你替當事人重啟一樁成案。你怎麼知道原審官員是什麼背景，原來的案子有什麼隱情?你怎麼知道現在案卷是在刑部尚書手裡，還是在皇上的手裡?誰接了申訴，誰就要自找麻煩。所以，一般情況下官員出巡，兩邊都會有親兵和護衛隔開人群，就是不希望有人攔轎喊冤。當年刺馬案裡面的兩江總督馬新貽，就是被佯裝攔轎喊冤的張汶祥刺殺的。
第三，平反不僅要證明冤主是冤枉的，還要證明原供狀是假的。你說這是冤案，但是原審官員會說罪犯已經認罪，有口供，有畫押，有物證，你怎麼證明這些都是假的呢?平反者同樣面臨沒有技術手段，沒有法醫的困境。除非是碰到像宋慈那樣的人，能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援，不然很難駁倒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