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早在周代，就有疾疫的記載了。魯莊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天，“齊大災”，這次“大災”，按《公羊傳》的解釋，就是人疫。此後，關於疾疫的記載不斷增多，根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的不完全統計，我國古代發生疾疫的次數分別是周代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從死亡的人數看，程度最為嚴重的一次是金朝開興元年(公元1232年)，汴京大疫，50天時間裡，死了9萬人。

面對這麼大的災難，古人是不是束手無策，一點措施也沒有呢？當然不是！儘管那時的生產力極為低下，但人們還是千方百計地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進行治療和預防，杜絕疾疫的蔓延。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在公共衛生上下力氣，清除疾疫生長的溫床。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鑑於泉州城內水溝淤泥惡水擁堵，他於春夏之交，興工清理溝染。《朱文公文集》裡還記載了吳莆於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知隆興府時，帶領民眾治理溝渠汙泥的情況。與現在一樣，一且發現疫情，立即進行隔離。《漢書·平帝紀》記載：“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南北朝以後，這種隔離政策，一直是一個制度，《南朝齊會要·民政》上就說，甭齊時，太子長悠等人就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當然，由於那時人們對疫病傳染的認識不深，對隔離制度不嚴格也是難免的。如晉時就有記載說，當朝臣家染上時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時，即使沒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內也不得入宮。這種有效的隔離方法卻被那時的人譏諷為“不仁義”。在財政上，政府也會撥入專項資金用於購買防疫藥物。比如宋真宗景德三年，朝廷就撥付各州每人五十貫錢用於購買防疫藥，宋仁宗時又把各州防疫的藥錢每人增加到二百貫。

以後這也成為一種制度一直延續下去。針對軍隊中人數眾多容易發生瘟疫的地方，宋朝政府還派專使和醫生在群眾中宣傳防疫知識，並要求按時服用防疫藥物.京師和地方藥局，都要配置防疾疫的藥物，以方便人們購買服用。對已經患上疾疫的病人，政府也採取多種渠道加以救治，以宋朝為例，宋太宗時，京城發生瘟疫，太宗就命選派良醫十人去診視病情，高宗時，臨安發生疽疫，高宗拿出柴胡製藥，救活者甚眾。孝宗淳熙十四年，臨安又一次發生疽疫，政府就製成防疫湯藥，免費發放，救治百姓。

在資金的運用上，除了政府撥款外，宋政府還提倡商人捐資救助和動員民間力量，引導富有人家施醫舍藥，多管齊下，消滅疾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