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明治維新開始。經過了幾十年學習西方，日本國力迅速上升，從幕府時期的極端落後成為可以和世界列強平起平坐的國家，成為亞洲少數改革成功的國家之一。明治維新的成功吸引了當時處於急迫“排滿興漢”的中國革命者的目光。由於中日兩國曆史的同本同源，日本便成了他們“師夷”的主要物件之一。

作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也不例外，但在“師夷”方面他略有不同。他在《建國方略》總結了明治維新取得成功的兩點，其一是“倒幕”；其二是“師夷”。他認為應該學習日本向西方學習的精神，希望中國人齊心完成有如日本的革命。他1923年8月《在廣州全國學生評議會的演說》上很明確地指出自己的這種觀點，稱“諸君若信我的話，以日本為例，前三十年日本人只三千萬，非常之愚昧。但是上從天皇，下至庶民，人人虛心，種種庶政機關幾年盡用外人。”

對於日本國力增強後對中國領土的覬覦之心，他是心知肚明的。1895，孫中山在《擬創立農學會書》中提到“我中國衰敗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經年，全軍幾至覆沒，喪師賠款，蒙恥啟羞，割地求和，損威失體”，表示對甲午戰爭之後的日本野心的擔憂，和對中國前景的憂慮。

1901年，孫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中公開日本倡分割者言“莫若因時順勢與俄結盟，讓之東並滿、蒙，西據伊、藏，我得北收朝鮮、南領閩浙，以擴我版圖，張我國勢，則大陸分割我猶獲得一隅，病夫遺產我亦均沾一分”，用以駁斥日本與西方列強保全“清政府”，“分割”中國領土的言論。

辛亥革命後，他在給俄國外交大臣薩蘇諾夫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國有兩個敵手：日本和俄國。我們永不能和日本融洽相處”。從這封信可以看出，他已經看穿日本瓜分，吞併中國的野心，把他看成比俄國更不可妥協。

在對日本的擔心和希望得到日本對革命的支援雙重壓力下，在辛亥革命前，他產生將滿蒙割讓給日本的想法，以求得保全華夏大部，以待來日。

他對日本友人提出滿蒙歸日以換取對中國革命的支援的想法最早與1898年。當時，他曾對其日本友人內山良平說，“吾人之目的在與滅滿興漢，革命之時，及時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

1900年惠州起義之前，他求助日本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要求提供武器不果，他轉而求助日本婦人協會會長下田歌子，勸其“以阻止東洋婦女會名義謁見慈禧太后，取得資金，供給革命黨”，同時答應下田所提將滿洲割讓給日本的要求。

1906年，他遊說日本朝野再次表示願意將長城以北割讓，“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目的在於滅滿興漢，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故日本亟應援助革命黨。”

雖然有此輕率言論，我們可以看出，孫中山的對滿蒙割讓的許諾只是當時不得已的對抗列強對中國領土覬覦的一種方法。革命後，他曾允諾將滿蒙等地讓與日本的“輕諾”亦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