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論明朝滅亡的這個話題時，經常會聽到“明亡於東林黨”、“明亡於閹黨”等等說法。從一個國家層面來看，無論是東林黨，還是閹黨，都沒有如此強大的能量來摧毀一個國家。幾個書生、太監，最多也就是加速了明朝的滅亡罷了。事實上，明朝的滅亡歸根到底的原因，還是因為當時的氣候變化。

明朝後期，全球進入了一個“小冰期”，在“小冰期”的氣候條件下，全國的氣溫有了明顯下降。根據現有的歷史文獻記載，當時的南方地區到了冬天四處都是厚厚的冰層，而且各地極端初霜期的出現明顯提早了許多，內蒙古跟東北的初霜期比現在的早了30天以上。全年的平均溫度相比較於現代也低了1.5℃-2℃，氣候的變化必然影響到百姓的生活。

古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社會生產嚴重依賴於天氣。低溫給農業生產帶來了非常不利的影響。首當其衝的就是種植界限的南移，現在中國的氣溫帶有兩條重要的界限，一條是秦嶺淮河，另一條則是長城沿線。秦嶺淮河是中國南北方的分界線，而長城沿線則是中國傳統農牧業的分界線。這兩條界限，在明朝“小冰河”事情都有明顯的南移。以往長江流域能夠種植一年兩熟的水稻，在當時只能種植一季水稻，到了秋冬時節，因為霜凍的影響都無法種植農作物。而長城沿線，因為氣溫的降低、降水量的減少，原有的農田變成了草地，原有的草地變成了荒漠。無論是長城以南的漢人農民，還是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都深受其害。

氣候的變化，還加劇了旱、澇、冰雹、蝗蟲等自然災害的發生頻次。明朝中後期，特大幹旱發生的頻率遠高於明朝初期。據不完全統計，在崇禎執政的17年裡，全國各地便發生了14次特大幹旱。以崇禎十三年京津翼一帶為例：（北京）密雲“餓殍遍野”；（天津）武清“饑荒年，百姓以草根、樹皮為食，皆光，出現人相食現象”；（唐山）玉田“大飢，人相食”；（保定）安新“旱，九河俱幹，人相食，白洋淀竭”；（石家莊）元氏“大旱，麥秋無，民食樹皮、草子、煮靴皮嚼，且食人”……（邯鄲）曲周“春風霾，夏旱至秋不雨，人相食”。

雖然旱災在中國曆朝歷代也時常發生，但是明朝中後期的旱災有著範圍廣、時間長、強度大等特徵。前文提到的崇禎十三年的這場旱災，波及範圍不僅僅是京津冀，而是整個華北、東北地區。其危害程度是自漢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是真正的1800年一遇的乾旱。不僅如此在崇禎十二年，該地區就遭遇了百年一遇的乾旱，而崇禎十四年該地區的乾旱也是五百年一遇的。崇禎十五年到十七年的乾旱不像這三年的乾旱這麼嚴重，但是百姓遭受了連續6年的乾旱也是苦不堪言了。

旱災爆發之後，往往還會伴隨著蝗災同時發生。在《明史》當中對於明末的蝗災也有著詳細的記載：“崇禎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七月，山東、河南蝗。十一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蝗災的爆發讓本就遭受旱災的老百姓雪上加霜，許多老百姓都在這些災難當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與北方旱災相反的是南方的洪災，崇禎元年（杭州）蕭山“七月連雨，二十三日颶風大作……淹死人口共一萬七千二百餘口”、崇禎十二年臨安“六月，大水，壞居民田畝數十處，溺死者近數千人”。伴隨著洪災的爆發的是瘟疫，從華北、西北到江南、東南，整個中華大地都慘遭著大自然的摧殘，許多活不下的老百姓紛紛揭竿而起，加入了起義大軍當中。

大明王朝為了支撐平定農民軍以及對抗東北女真部落的軍費，只能向老百姓再一次徵稅，這也成為了壓倒老百姓的最後一根稻草。於是乎，這場平叛越平越亂，起義軍的隊伍越來越大。另一邊在與女真部落的對抗當中，大明王朝也沒有佔到一絲便宜。陷入了雙線作戰的大明王朝，最終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禎帝自掛歪脖子樹的那一刻，走向了覆滅。可可憐兢兢業業的崇禎帝，本有中興之主的潛質，無奈碰到了這讓人束手無策的小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