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乾隆皇帝弘曆洋洋灑灑寫了一篇《文天祥論》，稱文天祥有“百折不回之氣，萬變不逾之志”，是千古忠臣的楷模。乾隆皇帝對文天祥十分推崇，但對於文天祥的弟弟文璧，乾隆卻沒有留絲毫情面，乾隆評價雲：

子不知終弟受職，應難地下見其兄。

乾隆的意思是說：文璧背叛南宋，投降元朝，他在九泉之下，恐怕無顏見自己的兄長文天祥。

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是中華民族的脊樑，這個毋庸置疑。但多年來，作為文天祥的家人，他的弟弟文璧卻一直揹負著“漢奸”的罵名，和文天祥形成鮮明的對比，文璧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文天祥又怎麼看待弟弟叛國投敵這件事的呢？本文筆者就和大家分享文璧的故事。

文天祥是江西廬陵人，南宋時期，文天祥的父親文儀是一名儒生，他學識淵博，無奈多次科舉不中，只得在家中辦學，成為一位遠近聞名的私塾先生。

文儀上有一位年邁老母，下有六個孩子，其中三子三女，三個兒子分別叫文雲孫、文璧、文璋，三個女兒分別叫文懿孫、文淑孫、文順孫。根據《堯山堂外紀》記載：

文天祥，本名雲孫，字天祥，後以字貢於鄉。

也就是說，文儀的長子文雲孫，也就是後來的文天祥。

文家以忠孝傳家，文天祥和兩位弟弟從小接受父親嚴苛的教育，在學業上也略有小成，三兄弟先後考中秀才，但當時文璋年齡不大，鄉鄰們都認為，文天祥和文璧兄弟二人，將來必然能光耀文氏門楣。

宋理宗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20歲的文天祥和帶著19歲弟弟文璧進京趕考，二人同中進士，文天祥還獲得第一名（會員）。在殿試之前，傳來了父親病危的訊息。因當時三弟文璋尚未成年，兄弟二人商議，文天祥留京參加殿試，文璧則火速返回江西，留守家中，照顧父親。之所以這麼考慮，主要原因有兩點：

第一，因文天祥畢竟是會試第一，若放棄殿試，實在太可惜。

第二，文璧畢竟年輕，以後尚有機會。

這兄弟二人，一忠一孝，在京城告別。若干年後，他們沒有想到，這一忠一孝，成了二人一生的伏筆。

不久後，文天祥在殿試中，以驚豔的才華打動了宋理宗，宋理宗欽定他為狀元！

考中狀元的訊息傳到家鄉，家人並不喜悅，因為他的父親文儀病逝，文天祥只好辭官，回家守制。

在歷史上，文天祥雖然當過宋朝宰相，但他的仕途並不順遂，因為文天祥性格耿直，力主抗戰，他先後得罪了宦官董宋臣和姦相賈似道。

相比於文天祥，他的弟弟文璧性格則“沉穩”許多。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文天祥的在知瑞州任上，他的弟弟文璧被任命為新昌知縣，得知訊息後，文天祥非常高興，在送別弟弟的那天，文天祥特地寫了一首《別弟赴新昌》，詩云：

天淵分理欲，內外一知行。立政須規範，修身是法程。

父親去世，長兄為父，文天祥雖然只比弟弟年長一歲，但他這首詩明顯是教導弟弟做官、做人的道理。

公元1273年，長達六年的襄陽之戰以南宋的失敗告終，無數仁人志士在這場戰爭中壯烈犧牲，元朝的大軍雖然損失慘重，但拿下襄陽之後，他們順長江而下，對南宋來說簡直是滅頂之災。兩年後，元軍逼近臨安，太皇太后謝道清和年幼的宋恭帝不知所措，向天下人發緊急詔書，號召宋朝臣民前來勤王護駕，但在危局之下，響應者寥寥無幾。

文天祥當時正在知贛任上，他接到詔書後，立即變賣家產，招募士兵前往臨安，當時蒙古兵都是精兵強將，而文天祥的幾千臨時元件的隊伍前往臨安無異於以卵擊石，但文天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僅如此，他還上書給宋恭帝，請求讓弟弟文璧做自己的助手。

古人云：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在長兄為父的年代，文天祥所承載的，不僅僅是兄長的提攜，更是家國責任。

文天祥和文璧招募了約一萬兵馬前往臨安護駕，大軍還未進入臨安府地界，文天祥的三弟文璋送來訊息，說家中祖母去世。文天祥和弟弟商議，讓文璧回家代替死去的父親，將祖母安葬，兄弟二人再次分道。不久後，文天祥在東南苦戰，終於見到了宋恭帝趙顯。當時大宋朝臣自顧逃竄，宰相陳宜中兵敗後也逃往了南方，太皇太后謝道清舉目望去，大殿上竟然只剩下6位大臣。於是，文天祥被連升數級，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

文天祥向宋廷展示了自己的一片赤心，宋廷得知他還有一個丁憂守制的弟弟，於是火速奪情，起用文璧任惠州知州，讓這兄弟二人同時為國而戰。

當時，雖然文天祥在臨安組織抗戰，但元軍勢大，太皇太后派文天祥到元軍中談判，元軍主帥伯顏見文天祥不願低頭，下令扣留文天祥。在此之後，太皇太后被無路可走，攜宋恭帝趙顯向元朝投降。

在同一年，文璧接到朝廷的任命通知，考慮到元軍隨時可能會南下，文璧安葬完祖母后，帶著母親、弟弟、妹妹以及大嫂、侄子一同來到惠州上任。後來文天祥帶著十二人從元軍營中逃出，繼續率軍抗元，幾經輾轉，來到惠州，文家人再次團聚，文天祥和文璧也再一次見面。

國破家何在？當元軍持續南下，宋朝的兩位小皇帝跟隨陸秀夫等人一路南逃的過程中，文天祥和他的家人也在戰火中顛沛流離。

公元1278年，這是一個悲傷的年份，南宋10萬大軍被蒙古人趕到了祖國的最南端，面對蒙古人的獠牙，他們在悲壯的氛圍下，且戰且退。當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豐抗擊元朝時被俘，他的家人有的被俘，有的則四散而去。文天祥自殺未遂，被蒙古人控制。

次年春天，宋朝歷史上最悲慘的一幕出現了，崖山之後無中華，崖山之戰，當陸秀夫揹著年幼的宋末帝跳入大海之後，宋朝最後的骨血滅亡了，宋朝養士三百年，有骨氣計程車人也都葬身於崖山的海底。

南宋徹底亡了，文天祥被俘，一路北上，寫下《過零丁洋》，而在惠州城，文璧已經沒有了效忠的物件，此時的他該怎麼辦？

當蒙古人從崖山折返回來，兵臨惠州城下時。對於蒙古人來說，惠州知州文璧手上只有幾百兵馬，文璧能做的選擇無外乎有兩個：第一，獻城投降，保住城內百姓。第二，負隅頑抗，最後等蒙古大軍進城，屠殺百姓，順便剁了文璧。

其實，不管文璧做哪種選擇，蒙古人入城的大勢已經不可阻擋。在權衡之下，為了保住城中百姓，更為了保住家人，文璧豎起了白旗，開啟城門，向元朝納降。

就這樣，文天祥的弟弟，投敵叛國，成了所謂的“漢奸”。

投降後，文璧沒有接受朝廷的徵召，他不願再入“朝”為官，文璧帶著母親和弟弟，隱居起來。但事情沒有怎麼簡單，忽必烈多次下令，讓文璧來大都覲見，蒙古人太強硬，文璧不敢違抗，於是他收拾行囊，把家人託付給三弟，然後獨自北上大都。

第二年五月，文璧來到大都，被元朝任命為臨江路總管。而此時，他的兄長文天祥，尚在元朝大獄之中。

文天祥得知弟弟來到元朝做官，心情十分複雜，他寫下了《聞季萬至》一詩，其中頷聯和頸聯是這麼寫的：

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

在文天祥的詩句中，他感慨和弟弟所選擇的道路不同，但奇怪的是，文天祥的態度很曖昧，似乎沒有明顯的責怪之意。

文璧到大都一年多的時間，以他的身份，其實完全有可能入獄去探望文天祥，可能覺得自己大節有愧，文璧始終沒有去看望過文天祥。而在史書記載中，忽必烈曾讓文天祥的多位昔日同僚、包括投降的宋恭帝趙顯去勸文天祥投降，卻沒有讓文璧去勸自己的兄長。這裡面，或許有更心酸的故事。

文天祥臨死前，留給自己三弟一封信，信中一句話是這麼說的：

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隱。

在文天祥的眼中，作為長子，他是盡忠而死；作為二弟的文璧，選擇入仕元朝 ，原因卻是“孝”；而三弟選擇了“隱”。

這句話或許難以理解，但文天祥給侄子也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卻可以解釋文天祥的意思。這封《批付男升子》信中寫道：

“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文天祥的意思是，自己作為南宋宰相，深受國恩，以身殉國才是最好的選擇。而弟弟身為家中的頂樑柱，他雖然也是宋朝的官吏，但地位和影響力不高，在宋朝已經滅亡的前提下，文璧能保全全族人的性命，祭祀文氏先人，這是一種“孝”。兄弟二人“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很明顯，文天祥對弟弟的選擇，表示理解，甚至，有讚賞之意。

文天祥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樑，經過明、清兩代的宣揚，文天祥的道德高度已經遠超宋朝其他宰相。然而，文天祥被標榜得越高，他弟弟叛國的“罪行”就被襯托得越嚴重。

筆者曾寫過很多深刻的歷史人物，例如趙孟頫，他投降了元朝，卻在藝術方面成就了自我。例如方孝孺，他寧死不屈，雖然飽受爭議，但卻維護了自身的“道統”。如譚嗣同，他寧願讓同伴先走，而自己以身赴死。這些飽受爭議的人物背後，其實都有滴不完的辛酸淚。

我們看熱血書籍的時候，總能讀到這樣的場景：一位猛士即將赴死，臨死前囑託同伴快走。然後說一句：“我為其易，汝為其難！”

意思是說，選擇“死”雖然悲壯，但卻很容易的，而留下來“生”的人，則是最難的。

對於文璧來說，當初父親病危，他留下來照顧父親，讓兄長文天祥安心赴考。他放棄了什麼，又選擇了什麼？

對於文璧來說，當國家危難，他回家為祖母辦理喪事，讓兄長文天祥去勤王救駕。他放棄了什麼，又選擇了什麼？

對於文璧來說，當朝廷滅亡，他保全族人和百姓，開門納降，他放棄了什麼，又選擇了什麼？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就是這樣，有些人負責死，有些人負責生，但是，生比死難。

文璧或許可以選擇像哥哥一樣以身許國，但望著身後全族人的性命，他是否考慮過，他要把文家的血脈留下，一直傳承下去？

文天祥死後，文璧先後在元朝擔任臨江路總管、廣東宣慰使司事等職位，為了救助南宋遺民，恢復經濟，文璧盡心盡力，多次遊走於難民之中，他忍受眾人的辱罵，卻從來沒有放棄為百姓做事。對於天下百姓，他有愧嗎？

文璧想辦法買回祖宅，建立家廟，祭祀祖先，他為兄長文天祥立祠堂，整理出版文天祥的作品，讓其流傳於後世。文璧想盡一切辦法找回文天祥發配為奴的女兒，並庇護她一世。文璧孝敬母親，待母親去世後，他將母親安葬於家鄉。他又將無家可歸的二妹文淑孫接到自己家中，派人將大妹文懿孫一家四口從草原上接回老家。對於文氏一族，文璧有愧嗎？

他或許沒有兄長偉大，但他也不是小人。

外人看來，文璧在大節上有愧，但在他的內心，或許做到了問心無愧吧。死為易，生為難，後人在文璧的臉上，看到了他投敵叛國，卻很少有人在他的後背上，看到了他揹負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