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終其一生也沒能在科舉上取得功名，兩次鄉試（官宦子弟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可以透過捐納而直接參加鄉試）都名落孫山，所以他對科舉考試有著一種比較深的自卑情節。

袁世凱自幼過繼給叔父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堂叔袁保恆又把他接到北京提供唸書的機會，他寄居在任內閣中書的叔父袁保齡家。

袁保齡對其教育非常重視，聘請嚴師謝子齡管教。不巧的是，半年後袁世凱的生父袁保中病逝，袁世凱已經出嗣，袁保齡未允他回鄉料理後事，但允准他回籍守孝。在原籍守孝的過程中，袁世凱發憤讀書，有明顯進步。袁保齡接信後高興地說，“凱侄八韻頗長進，文章尚不入門”。後來，袁保恆又把他接回到北京，更加嚴厲地督促他預備參加科舉考試。袁世凱也更加勤勉，學習十分投入。此時的他，曾在致其三哥袁世廉的信中發誓：“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

未料再次鄉試還是名落孫山外！這次，他將所學書籍付之一炬，並且大為光火，發牢騷說出了那一通著名的投筆從戎名言：“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

此後的袁世凱棄文從武，趕往山東煙臺投靠了其叔父的把兄弟吳長慶，加入慶子營，從此步入了武行。

袁世凱雖然在科舉考試上落敗，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卻是出類拔萃的，他隨慶子營在赴朝鮮平叛和交涉通商事務等方面顯現出來的才能，使得他很快出人頭地，不斷地成長升官，後來成為朝廷重臣。

當然，科舉功名的缺失始終是他心中的梗，是塊短板。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科舉取士是正途，他總擔心翰林們瞧不上他，而他也就更看不順眼迂腐的科舉士人。心理暗示不斷強化的效應，就是反對腐儒，只有把這些有功名的人說得迂腐庸俗，方能顯出他不受功名羈縻的利索和超脫來。以至於後來他都位高權重了，還耿耿於懷地貶低那些翰林們，說他們多有不通，他看當朝翰林通達事理的，也就只有“三個半人”——即張佩綸、徐世昌、楊士驤和那個在慶子營裡曾經教授過他學問，後來又取得狀元的張謇，也只能算是半個！

張 謇

對科舉取士的本能牴觸，和越來越強化的厭惡與反感，導致袁世凱堅定地反對科舉。所以西式學堂出現之初，他就是試辦新式學堂的急先鋒，和更是廢除科舉的積極倡導者。他與張之洞聯名奏事，強烈建議朝廷廢除科舉制度。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九月二日，慈禧太后以光緒帝名義釋出了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廢除。

在山東巡撫任上，袁世凱創辦了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的前身）。上圖是其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慈禧太后審閱之後，光緒皇帝的硃批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