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晉獻公誅滅公族以後，晉國宗族勢力幾乎消除殆盡，晉文公時注重培植異姓勢力，代代晉君的重用，使這些晉國異姓家族的勢力不斷壯大，其中以狐氏、趙氏、魏氏、中行氏、先氏、胥氏等家族為代表。

這些異姓宗族中湧現了不少德才兼備、勇武尚謀的賢能忠義之士，也有一些諂媚惑主、誤國誤民的奸佞之人，當然還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歷史作用，故為譭譽參半之人。

一）賢能忠義之臣

跟隨重耳流亡的五位賢士必然是忠義之士的首選人物：趙衰、狐偃、賈佗、先軫和魏武子，五人一路相隨，不畏局勢艱險，實為忠臣之士，其中趙衰和狐偃二人表現尤為突出。

趙衰事君以忠、深謀遠慮，作為隨從晉文公的五位賢士之首，趙衰跟從晉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期間不僅忠心耿耿，而且能及時勸諫晉文公，指出其做法的不當之處，是一個好臣子，更是晉文公的好夥伴，文公回國趙衰功不可沒。

司馬遷在《史記·趙世家》中指出：“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 司馬遷在此言明趙衰在晉文公回國中所起的作用。狐偃亦是，為重耳舅舅，在關鍵時刻提醒重耳，重耳流亡至齊使，沉湎聲色，不願離去，當被強行帶離齊國時，要拿戈打狐偃，此時狐偃不卑不亢，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

狐偃此言將自身生命置之於外，只為激勵重耳繼續前行，成就霸業，這是何等的忠心。顧棟高對晉文公流亡時期隨臣的評價非常高，“餘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於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況三人皆天下才。

此豈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氣運使然，天生此三人以常晉之伯也。” 儘管《左傳》中記載的賢士五人與《史記》有差異，但觀顧先生此言不難看出當時晉文公身邊的賢士實乃文公的肱骨之臣，助文公成就霸業。

當然，晉國還有很多賢能之人。如明智仁厚，盡職盡責，以大局為重的隨會。當荀林父因戰敗請死之際，隨會為其進言，並以當年城濮之戰後子玉之死讓文公高興一事勸諫景公和荀林父，可見隨會之以史為鑑的明智。

郤至更是忠心耿耿。晉厲公欲殺三郤，郤錡欲與士兵殊死一戰，被郤至勸止，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 郤至言忠義之士不應該反叛君王，明智之人不應該危害百姓，勇武之人不應該興起叛亂，臨死之際，仍然堅守這三條信仰，毅然赴死。

如此氣節讓人佩服。

還有晉悼公時期的魏絳，執法嚴明，大公無私、有遠見卓識、居功不傲。當晉悼公之弟楊干擾亂了軍隊陣營時，魏絳秉公執法處死楊幹之車伕。

並且幫助晉悼公安撫戎族，顧棟高於此曰：“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既得於國本矣。” 不僅如此，魏絳還不貪功名，晉悼公十一年（前 562 年），因魏絳安撫戎狄，輔助晉國九合諸侯有功，晉悼公決定賞賜魏絳樂隊，魏絳三次辭讓才接受。“讓，禮之主也。”

如此賢臣，不僅有智謀，而且講禮義，不僅為晉悼公的復霸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是後世賢臣的表率。

另外，趙氏家族中除趙衰外，趙夙為晉獻公御戎，趙盾多次向晉靈公進言等，也表現出其對晉國的忠心，無怪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對《趙世家》雲：“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

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太史公自序》這裡，司馬遷對趙氏先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其中的趙夙、趙衰皆為晉國功臣。

（二）奸佞之臣

晉惠公時期的虢射乃一大佞臣。晉惠公四年（前 647 年），晉國遭遇饑荒，求助於秦國，秦繆公雖然不滿晉惠公不講信用的小人行徑，但認為百姓無罪，不應該受到牽連，所以對晉國慷慨解囊，解決了晉國的饑荒問題。

而一年後，當秦國遭遇饑荒向晉國請求援助時，虢射不思秦國恩惠，反而落井下石，勸諫晉惠公藉機討伐秦國，還大言不慚表示此為天意。此等不知感恩、不與鄰國和睦相處、不愛惜百姓之徒，實乃誤國誤民。無怪《史記評林》引王維楨語曰：“彼虢射者適足以敗晉耳。”

晉景公時期的先轂，晉楚邲之戰晉國戰敗皆因先轂的好戰，不僅如此，先轂在釀成大錯之際，不思悔改，畏罪潛逃，勾結翟國攻打晉國，如此通敵叛國的行徑令人憎惡。茅坤評先轂曰：“先轂恥計之誤晉，遂奔翟而叛，其族宜矣。”

判先轂做法，並認為其被滅族乃是咎由自取。《史記評林》茅坤批晉厲公寵臣胥童，以公謀私，陷害忠臣，可謂是劣跡斑斑。為了個人恩怨，在晉楚鄢陵之戰楚國戰敗後，竟然不顧國家大利和國家尊嚴，暗地遣人向楚王謝罪，此人目中全無國家利益，只有個人私怨，其心胸之狹隘、鼠目之寸光著實讓人厭惡。不僅如此，胥童還對晉國大臣趕盡殺絕，殺害三郤之後，仍不罷休，慫恿晉厲公剷除欒書和中行偃二人。

胥童為了在晉國穩住自己的地位，不惜殺害國之重臣，他的行為，破壞了晉國內部政治的穩定和平衡，也是因為他建議殺欒、中行二人，雖厲公沒有采納，但也為日後欒書、中行偃黨人殺害晉厲公埋下了禍根，再次導致了晉國的內亂，說此人禍國殃民恐不為過。

當然，奸佞之臣並非只虢射、先轂和胥童三人，只是因他們行徑惡劣，最為典型，故於此處列舉。

（三）善惡交錯的二重人格之人

同晉獻公功過參半一樣，在晉國卿大夫中亦有此等譭譽參半之人，楊樹增先生言“由於社會鬥爭的多變性和複雜性，捲入社會鬥爭的人物也處於變化之中，《史記》人物形象也呈現出多變性與複雜性，不用說人物在社會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常有升降變化，甚至就是同一個人，此時期可能是推動歷史發展的英雄，在彼時期又可能充當了阻礙歷史前進的醜惡角色。”

的確如此，歷史人物不是一面的，有其複雜性和變化性，有其善惡交錯性，《史記·晉世家》中人物好壞兩極反差較為明顯的要數先軫了。

先軫，歷經晉文公、晉襄公二代國君，晉文公期間為文公出謀劃策，城濮之戰的勝利先軫功不可沒，但在晉襄公期間，由於其好戰貪功，為人詬病。先軫是作為晉文公流亡期間五人之一首次亮相於《史記·晉世家》的，在晉文公回國後，比較頻繁地出現。

晉文公四年（前 633 年），主張晉文公報答宋國贈馬之恩，以定霸業；晉文公五年（前632 年），當晉文公於救宋與攻楚之間難以抉擇之際，先軫獻計，一石二鳥之計，晉國不費一兵一卒，解宋圍，推楚軍；同年，晉楚城濮之戰時，先軫再次獻緩兵之計，為城濮之戰晉國的獲勝奠定了基礎。

如此這般，在晉文公時期，先軫多次進言，在危急時刻出謀劃策，助文公圖謀霸業。但在晉襄公時期先軫的好戰貪功為人詬病。秦晉崤之戰，先軫執意攻打秦軍，不顧晉國文公初喪，襄公初立，局勢不穩，也不聽欒枝之言，出軍迎戰，晉國雖勝，但由於襄公年幼，放虎歸山，為晉國以後埋下禍根。

幾年後，秦國捲土重來，攻佔晉國王邑，奪取新城。於此，《史記評林》引《說苑》語：“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興師要之崤，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怒於秦。卒之國家十有餘年，禍及大臣，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此言批評了先軫貪求功名、不顧大局的行為。不僅如此，凌稚隆亦對先軫的做法表示不滿。“秦晉世婚，固不可相伐，況秦又德於晉乎？欒枝謂未報其施不可擊者，善承先君之志也。先軫不引襄公於繼述之道，致以凶服從戎，薄亦甚矣。” 此言批評了先軫的不顧禮義和不講信用，亦指出其為人臣未盡其職，未正確指引襄公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