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商人明明很有錢，可社會地位卻很低，整體文化都十分貶低商人，甚至商人的孩子都不能參加科舉走仕途，一味的打壓，一打壓就是幾千年。

商人的地位在改革開放的四十來年才躍上了社會的高階層，很是揚眉吐氣一番。

階層分工

古代的階層分為士農工商，這四個階層構成古代統治的穩定基石，使得國家這個金字塔式統治結構非常穩固。

士，走仕途的行政人員，掌握國家行政和軍事權，這群人是國家的框架，大都是透過萬人拼走獨木橋的科舉制度選拔上來，這個制度延續到至今就是考公務員。

農，是指廣大的農民，是國家的血液，供應國家正常運轉。人類從狩獵採集轉到農業文明後，從社會整體發展方面是進步了，可人類命運卻是苦了，更具體說是農民更苦了，農業勞作遠比狩獵採集辛苦太多，那是一年到頭忙個不停，還經常食不果腹，鬧饑荒是常態，吃飽才是非常態。

工，是指社會的工匠，他們佔據社會的一小部分人，主要從事農業工具和軍事武器以及日常用品的製作，他們靠手藝吃飯，大多是代代相傳的技術，勉強度日，強於農民。

商，就是國家重點壓制的物件，他們是社會的極少數人，但這部分人是社會最活躍的群體， 他們走南闖北，冒風險去追求利潤最大化，甚至為了利潤可以冒著生命危險。

秦朝大商人呂不韋和他爹的對話，就可看出經商的厲害，就不難理解古代國家君王對商人的顧慮。

呂不韋問他爹：耕田有幾倍利？答：十倍，經商幾倍利？又答：百倍。再問：擁戴國家君王幾倍利？再答：無數倍。

擁戴國家君王上位確實能夠獲得無數財富，可不是誰都能做到。經商是很多普通人能接觸到的，而且經商有這麼大的利潤，如國家不管控打壓，大多數人都去經商，那後果將非常可怕。

就算按照現代經商比例的人數放在古代，那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古代是農業立國，主要還以農業為主，糧食在現代都是一個國家的戰略物資，在古代就更是戰略中的戰略，稍有疏忽將亡國滅種。

糧食計謀

古代齊國管仲收拾鄰國魯國和梁國，就利用糧食這個戰略武器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真是讓後代君王刻骨銘心，想想脊背都會發涼。

管仲的計謀是，讓齊王和大臣們都穿綈，就是厚綢子的衣服，結果齊國上行下效，全國老百姓以穿厚綢子衣服為潮流。然後管仲對魯國和梁國的商人說：你們給我販來一千匹厚綢子，給你們三百斤金，販來萬匹，給金三千斤。

於是，魯國和梁國運到齊國的厚綢緞的車輛和商販絡繹不絕，獲取到高額利潤，財政收入大增，國君和人民都高興。

這兩個國家的國君就要求所有的老百姓不要再種糧食，全部改種桑樹養蠶,百姓織綈，從而放棄了農業生產。

時機成熟以後，管仲又勸齊桓公改穿普通衣料衣服，不讓百姓再穿厚綢子衣服，再下將令，所有齊國的關口停止讓拉厚綢子的車進來，同時規定齊國糧食一粒也不準運進魯國和梁國。

魯國和梁國的國君為了多掙錢，全部的耕地改種了桑樹養了蠶，國家沒產糧食，而糧食不能在短期內產出，於是，魯國和梁國米價大漲，兩國百姓從齊國花高價買糧食，把賣厚綢子賺的錢又經過購買糧食又迴流到齊國，弄得人民苦不堪言。

魯國和梁國沒有糧食也沒錢，老百姓為了活命，只好帶著牲畜和老婆孩子都往齊國跑，即使兩國急令老百姓返回務農也已來不及，魯國和梁國國君一看大勢已去，不得不歸順齊國。

兩千多年後的現代著名政治家基辛格也發出過類似的話警示：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人類。

農業立國

一個國家不壓制商人，可能大多少人都會去從事商業活動，田地沒人種植，田地肯定荒蕪，國家無人納糧，這個國家的根基就會鬆動，這是任何國君都不想看到的。

古代農業社會沒有農業科學，用非常原始的方式勞作，是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才能勉強維持農業，而且還要靠天吃飯，稍遇天災人禍將要俄肚子。

現代農業很難理解古代農業，現代農業用以前十分之一的勞動力就能勝任勞作，在產量上還遠超過古代農業的產量，這都依賴農業科學的加持。

所以國家歷代政權都會遏制商人的頭顱高高抬起，可也不能完全打死，畢竟社會需要商業的流動，起碼不會太鼓勵，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你有錢，但社會地位低下。

古代社會的家庭經濟是非常獨立的，不過這個經濟獨立前提是沒有被商業影響，老百姓不是沒有消費需求，而是商業不是那麼活躍，沒有創造出供給。

現在社會商業無處不在，推動社會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商業的功勞，這麼多新節日和消費方式，幾乎離不開商業這股催化劑的催化，同時也把很多人的腦力高度調動起來創造再創造。

只要商業不打壓遏制，還在鼓勵，那麼商業就會像生物進化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繁殖，變異，擴張，最後發展的非常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