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任弼時（前排右二）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國慶一週年慶典

中共七大後，任弼時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他非常關心身邊的工作人員，卻對自己的親人要求很嚴格。

1949年4月20日，香山門診部派劉佳武到玉泉山休養所任弼時身邊工作。劉佳武是個20多歲的醫生，在革命隊伍裡土生土長，既沒有進過醫科學校，更沒有在首長身邊工作過。初到任弼時身邊工作，不免有些緊張。任弼時一下就看了出來，問：“你是不是怕我？”劉佳武嘴上說不怕，實際上還是有點兒害怕的。於是，任弼時經常有意識地和他聊天，還教他打靶、打檯球、彈鋼琴，讓劉佳武給他抄歌譜，讀《西遊記》。任弼時一家吃飯時，也要劉佳武一塊兒吃。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劉佳武很自然地融入首長的工作生活中，也就不再拘謹了。

任弼時一直把劉佳武叫作“劉醫生”，從不直呼其名，而且對劉佳武的工作學習生活也非常關心。劉佳武陪任弼時散步時經常嘮家常，曾經無意中提到過，自己的家在陝西省商洛地區的商縣（解放後劃為丹鳳縣），因為是國民黨統治區，怕給家裡添麻煩，所以參加革命以來也不敢往家裡寫信，回家就更不敢想了。一天散步的時候，任弼時說：“劉醫生，你可以給家裡寫信了，你的家鄉解放了。”原來，這一天任弼時看到了商縣解放的電報，就趕快讓劉佳武給家裡寫信。

進城後，劉佳武很希望有機會能進一步深造。組織上曾安排一批人去瀋陽醫科大學學習，名單上有劉佳武。但是這時他剛剛到任弼時處工作不久，最主要的任務是陪同任弼時赴蘇治病。既然是工作需要，當然應以工作為重，劉佳武以後也沒有再提此事。任弼時卻將安排劉佳武進修的事一直記在心裡。從蘇聯治療回國後，有一天任弼時對前來看望他的時任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說：“我現在好啦，想參加半日工作，你給劉醫生找個地方去學習，不過現在還不能走，等學校放完暑假，開學時再去。”學校聯絡好了以後，任弼時考慮得非常周到，8月中旬就特意准假讓劉佳武回老家一趟，說上學以後功課忙就沒有時間了。臨別時，任弼時還把他在長征時用過的一個皮包送給劉佳武做紀念。在任弼時的關心下，劉佳武於1950年9月到天津軍醫大學學習，可是離開僅僅一個多月後，任弼時就去世了！本以為是短暫的分別竟成了天人永隔。任弼時送給劉佳武的揹包成為珍貴紀念，此後他揹著這個揹包跨過鴨綠江走向抗美援朝的前線，最終將其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

任弼時把長征時用過的一個皮包送給醫生劉佳武做紀念。這個包已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

任弼時對待工作人員和藹可親，但是對待家人又是十分嚴格。因為常年征戰，任弼時長女任遠志出生沒多久就被寄養在湖南老家，直到全國解放，搬到北京後才得以和父母團聚。因為要住校，只有週六才能回家。任弼時並沒有因為孩子長期不在身邊，就放鬆要求。相反，他以身作則，要求孩子們要艱苦奮鬥、刻苦學習。任弼時剛搬進在景山東街的住房，就在每個房間電燈開關處寫上“人走燈滅”的字樣，提醒大家節約用電。家裡人多，妻子陳琮英就把破舊衣服拿出來打袼褙做鞋底。每每這時，任弼時總要翻檢一番，拿起一件說，領子破了可以縫縫，又拿起一件說，袖子可以補補穿，還自言自語地說：“縫縫補補又三年嘛！”

任弼時的小妹任培辰和丈夫單先麟原來都在湖南平江國術館工作。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消極抗日、頻頻製造摩擦事件，把槍口對準自己人的行為，讓夫妻倆認清了國民黨的面目，再加上哥哥任弼時對他們的影響，夫婦二人下定決心走上革命道路。但是他們積極抗日的行為引起了頑固派的注意。國民黨政府先是將單先麟撤職，不久特務又拿到任培辰營救共產黨員的信，並據此控告夫婦二人為“奸匪”。單先麟、任培辰夫婦得到訊息後不得不離開湖南。此後二人生活無著，一再負債，幾經輾轉，才來到北平見到哥哥任弼時。

久別重逢，大家倍感親切。讓任培辰感到意外的是，已經身居高位的任弼時身上穿的毛背心是陳琮英用延安時戴過的舊圍巾改織的，孩子們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用舊制服改縫的，家裡吃飯用的餐具都是搪瓷碗和竹筒碗，筷子上還繫了繩子，顯然是行軍時用過的。這與她在國統區看到的那些過著驕奢淫逸生活的國民黨官員形成鮮明對比。

任培辰夫婦原來的工作早就沒了，現在國家解放了，哥哥又是個大官，很希望哥哥能給湖南省委寫封信，為她的丈夫安排工作。任弼時卻說：“這雖然是件小事，但是為了私事給省委寫信，影響不好。你們的工作，當地政府是會安排的。”任培辰後來回憶道：“他每發覺我們帶有舊社會不健康的思想時，總是循循善誘，他這種與人為善的批評，對我們的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文來源：《老一輩革命家在香山》，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組織編寫。原標題：“寬嚴”分明見真情

網編：侯潔英

監製：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