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發展很有意思，並非在廟堂和草野，而是在青樓，並且青樓女子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不能不讓人覺得奇怪。

青樓女子有賣唱的，有賣身的，有賣唱又賣身的。青樓似乎起源於管仲，為了給齊桓公增加國家收入，管仲倡導官家設立青樓。於是，當時的青樓女子叫做官妓。後來才有了私營青樓，有自己營業的土娼等。青樓女子要想留住客人並不是非得具有貌美如花的容顏，而是要會填詞作曲，會插科打諢，會順著客人的心意來。管仲剛設立青樓的時候，應該設在了都城，達官貴人們多，消費也高。青樓的設立為國家增加了很多賦稅收入，也是齊國強大起來的一個原因。

到了後來，青樓發展世代不窮。兵荒馬亂的東漢末年，諸侯都要把美麗的女子納入自己麾下。董卓為了貂蟬和呂布反目成仇，被呂布所殺。曹操帶軍收降了張繡，紮營宛城，酒後要嫖妓，卻和張繡的寡婦嬸嬸走到了一起，不想被張繡知道了，張繡反了曹操，好懸沒要了曹操性命。到了唐代，文人士大夫更是有攜妓赴宴、攜妓交遊的習俗，不但如此還要到青樓光顧，把文化傳播到青樓。到了宋代，青樓文化發展更是如日中天，很多文人士大夫作的詞首先在青樓發表，在風塵女子之間傳唱。

為了應對較高文化水平的文人士大夫，青樓女子就要具備較高的文化知識水平，不然還真的沒法應對。設若李白斗酒詩百篇的時候，青樓女子說的卻是鋤頭、耕牛和禾苗，那得多煞風景呀！如果杜牧唱“贏得青樓薄倖名”的時候，沒有青樓女子來和他，該是多麼乏味呀！南宋俞文豹《吹劍錄》中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卓板，唱‘大江東去’。”風格不同，應和的人也就不同了。柳七就是柳永，是兩宋詞壇上創作詞調最多的詞人，長期生活在青樓的書生，靠青樓女子養活。他的詞充分運用俚詞俗語，還將賦的鋪陳手法移植到詞中，創作了大量的慢詞。青年時期的柳永寄居在青樓，只要寫出新詞，就會立刻被青樓女子傳唱，而且為了得到他的詞，很多青樓女子爭相供養他。

詩詞本身就具備音樂性的特點，很多詩和詞是能和樂歌唱的。清流女子要賣唱，唱的大多是些能入樂的詩詞，相當於現在的流行歌曲，不過現在看來，很多當時的流行歌曲就成了後人眼裡的經典了。到了元代，散曲大興，很多青樓女子都會唱幾句散曲。散曲雅俗共賞，詞句比起宋詞來更通俗，唱腔也更豐富，適合於民間傳唱。除了傳唱之外，文人雅士的習慣也會被青樓女子掌握，迎合他們才能賺到錢。元代歌姬很多，馬可·波羅記載：“凡賣笑婦女，不居城內，皆居附郭。因附郭之中外國人甚眾，所以此輩娼妓為數亦夥， 計有二萬有餘。”只不過這些歌姬沒有居住在城內，而是在城外討生活。《元典章》記載：“本司看詳，除系籍正色樂人外，其餘農民、市民、良家子弟，若有不務本業，習學散樂、搬演詞話人等，並行禁約。”要求農民、市民、良家子弟不能“習學散樂、搬演詞話”，而“正色樂人”就可以從事這些活動。“散樂”即是散曲，“詞話”可以看做小說的雛形。如此一來，元代正規的青樓女子就是“正色樂人”了，名氣大的可以入宮表演。《青樓集》中記載，名妓玉蓮兒“尤善文楸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但歌姬表演失誤或者禮數不周就會被懲罰，甚至面臨被拘押的後果。

清代青樓文化發達，連皇帝都耐不住寂寞，要到青樓瀟灑一番。青樓傳達的並非只是肉慾，而是一種通俗的文化情調。正是這種文化情調，讓一向以正統面目示人的文人士大夫或者官僚乃至皇帝有了親近且放鬆的要求，也就到青樓和女子們調笑一番了。

由此來看，青樓文化大多是當時的俗文化，而所謂的正統文化一定在朝堂，整天處在正統文化裡的書生和官僚們早就產生審美疲勞了，要從了流俗，創作或親近一些俗文化，還要獲得肉體上的愉快，就要到青樓快活，客觀上也帶去了一定的文化標準，不至於讓青樓文化墮落為俗不可耐的東西。

從政治和經濟方面來看，古代的一些朝代提倡青樓文化，青樓又是一個銷金之地，有政策引導，有財力支撐，青樓文化也就發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