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8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戰勝而結束。

中國雖然參戰，其實只派出一些勞工，卻因此而成了戰勝國，頗有些“人在家裡坐，喜從天上來”的意外感。

從11月14日起，當時的教育部特令各校放假慶祝，由半天而延長到數天。

北洋政府更是自我加戲，不僅決定11月28日在總統府舉行勝利慶典，還將舉行閱兵式。

這裡有一個小細節，北大對當時參加慶祝活動的規定很有意思：凡參與閱兵式和慶祝大會的學生, 缺課均“不記曠課”，而不參與的人, 則反“以曠課論”。

這類稍顯反常的規定, 與一再停課的舉措，既體現出師生們對戰勝的興奮和熱情，也顯露出因好訊息來的突然而有些不知所措。

當然，清醒的人不是沒有。

李大釗曾經反思：這種慶典，有拿“人家的歡笑當自己的歡笑, 把人家的光榮做自己的光榮”的意思 。

而陳獨秀則明言不準備參加活動，因為他覺得“此次協約戰勝德國，我中國毫未盡力, 不便厚著臉來參與這慶祝盛典”。

一直到巴黎和會召開前。

大部分人都還是一副“戰勝國”心態，學生們更是天真地認為這次和會召開，中國就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就能“與英法美並駕齊驅”。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1919年4月29日。

奇怪的是，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沒有讓中國參加，卻讓日本列席。

一天後謎底揭曉，和會決議明確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力讓予日本。

這意味著，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不僅分享不了任何勝利果實，甚至連自身的權益都無法維護。

其實，從巴黎和會一開始，中國就沒有得到過任何作為戰勝國之一應得到的尊重。

中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王正廷說：“我們只被給予了三等國家的待遇。戰勝國中，英、美、法、意、日，每個國家都被授予五個席位，而中國是唯一一個只被分配到兩個席位的國家。”

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包括廢棄勢力範圍在內的七項提案和廢除二十一條的提案，均遭到拒絕。

最後，中國人對巴黎和會寄予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夠廢除二十一條，收回被德國侵佔的山東主權。

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天經地義的正當要求，竟然也遭到大會的斷然拒絕，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日本將繼承德國在山東攫取的各項權利，竟然在和約中明確規定下來。

一戰勝利後，知識界、輿論界一片歡欣鼓舞，曾經最流行的一句話便是“公理戰勝了強權”。

到了巴黎和會，大家才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強權即公理，弱國無外交。

很多年以後，毛澤東將這種屢受屈辱的原因總結成了精闢的幾個字：

落後就要捱打。

但對當時的人而言，更多的卻是深入骨髓的失望與悲憤。

外交失敗的訊息傳來，群情激憤，甚至有人當眾熱淚盈眶，乃至嚎啕大哭。

無法抑制的愛國救國熱情，如沸騰不止的火紅巖漿，從華北平原的腹地深處迸發了。

北京大學的學生們第一個站了出來，他們在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書裡憤而寫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 同胞起來呀！

至今讀來仍熱血沸騰，振聾發聵。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Quattroporte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

隨後，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燒曹宅。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2

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湖南青年毛澤東26歲。

在這的前一年，他剛剛結束讀書生涯，選擇北漂。

在北京的一年多日子，對他而言，是一次脫胎換骨之行。

在短短一年時間裡。

毛澤東到處認識和結交社會名流，參加各種社團活動，組織到企業調研學習，甚至還和朋友們大冬天地一起跑天津去看海。

其實，一開始這些社會名流並不願意和北漂的毛澤東來往。

畢竟毛澤東當年要文憑沒文憑，要家世沒家世，要名氣沒名氣，很多牛逼人物都不拿正眼瞧他。

民國大V胡適甚至在課堂上拒絕回答毛澤東的提問。

即便如此，毛澤東仍然無怨無悔地去參加這些名人的各種見面會、演講，主動去做各種會場服務。

毛澤東也通過他這種求學好問、上下折騰的方式，贏得了諸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的關注。

比如胡適，在拒絕毛澤東提問的一年後，就專門寫文章介紹毛澤東主編的刊物，對毛澤東讚賞有加。

1919年春天，因為母親病重，毛澤東選擇離開北京回到老家。

然後在第二年又短暫地到過一次北京。

此後，毛澤東再沒來過北京。

我後來一直想，就這一年的北漂日子，對毛澤東而言，到底有多大的意義？

我看過的一段話曾這樣評價：應該說，正是在北京的短暫歲月，真正改變了毛澤東的人生志向。

這句話，一點也沒誇張。

來北京前的毛澤東沒有名氣、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房子，而且還沒有女朋友。

甚至，最誇張的是，作為後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人，沒到北京之前的毛澤東居然沒有聽說過馬克思！

他後來自己感嘆說：到了北京，在馬克思誕生整整100 週年之後，他方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馬克思這個人、有十月革命這回事。

如果沒有來北京， 沒有近距離地與李大釗、 陳獨秀相處，他很可能就不會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就在北京一年多的時間裡，他認識了很多大牛，開闊了眼界，吸收了許多新的思想，甚至還搞定了女朋友。

他在一年內做的事情，很多人留在北京十年也未必能做到。

離開北京時，他雖然還是一副北漂的窮困樣。

但當他回到家鄉，就已經不再是一個處在鬧市中卻默默無聞、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了。

他帶回了他在北京所有的經歷、學習、思考以及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之後，他還到過上海，到過廣州，到過武漢，到過井岡山，到過瑞金，到過遵義，到過延安，到過西柏坡。

當三十年後他再一次回到北京時，他已經完成了一項這世上最偉大的事業：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定都北京。

3

但1919年的毛澤東，是一定想象不到他自己的人生最終會繞了一個大圈，最後再繞回來。

當時也沒有幾個人能看得出，這個身材瘦弱修長的年輕人，會最終改變中國革命及至整個中國的國運。

當時的毛澤東正在從事他人生當中第一份正式工作。

長沙修業小學，歷史教員。

這就是“教員”這一身份的由來，也是現在的年輕人最喜歡他的一個身份。

在聽聞五四運動爆發的訊息後，毛澤東立即召集新民學會的眾人開會，決定響應五四運動。

之後開始參與組織湖南學生大罷課以及開展愛國反日宣傳等。

在創刊詞中，他大聲疾呼：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這本雜誌賣的有多火？

一期基本就能賣五千冊，要加印好幾次。

按照當時的人口比例，基本相當於篇篇十萬加。

現在來看，毛澤東在五四期間所做的事並不多，產生的影響並不大。

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的他還沒有完全嶄露頭角，很多人壓根都不知道這個年紀輕輕、文弱書生樣的湖南伢子，居然身負改天換地的志氣和本領。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五四運動在當時的影響力，遠遠沒有我們想象中的大。

1922年，僅僅在五四運動過去三年後，身為五四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入學考試，預科國文試卷作文題是“述五四以來青年所得的教訓”。

有個學生問監考老師：“五四運動是個什麼東西，是哪一年的事?”。

等到走出試場，其他監考的老師都在議論：“竟有十幾個人不知道五四運動是什麼”。

考試中把五四運動當作“五月四日開運動會”解釋的，也有好幾位。

4

但五四運動撒下的種子，燃起的火苗，最終卻在毛澤東的身上生根發芽，形成燎原大火。

在五四運動過去兩年後，毛澤東乘船到了上海，參加了一次重要的會議。

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是一場年輕人的會議，13人平均年齡28歲，最年輕的只有19歲。

幾年後，已成為中央領導同志的毛澤東，決定放棄大城市生活，去廣闊農村，上山結交綠林。

並從此幾乎在高山深溝、草莽密林中奔波了半生。

在江西，他們建立了中央蘇區。

蘇區著名的“少共國際師”就是那時由共青團員和青少年組成的。

全師一萬多人，平均年齡只有十八歲。

大家血氣方剛，高唱《少共國際師歌》：“我們是少共國際師……堅決地果敢地上前線……最後的一滴血為著新中國。”

又過了數年，毛澤東和他隊伍一起踏上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和他們一起行進在路上的，幾乎都是年輕人。

王稼祥，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29歲；

林彪，紅1軍團軍團長，28歲；

左權，紅1軍團參謀長，30歲；

楊尚昆，紅3軍團政委，28歲；

鄧萍，紅3軍團參謀長，27歲……

而少共國際師師長肖華，這一年才19歲。

《苦難輝煌》中曾這麼寫道：

“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幹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無一人老態龍鍾，無一人德高望重。無一人切磋長壽、研究保養。需要熱血的時代，便只能是年輕人的時代。”

這一群年輕人從中央蘇區走到了延安，又從延安走到了抗日前線，從抗日戰場下來後轉戰南北，一路走到了西柏坡，走到了香山，走進了北京城。

最終走到了歷史的大門前。

1949年，已經不再年輕的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從1840年以來，一切不平等條約終於被徹底終結，屢次加之於中華民族的屈辱終於被徹底洗刷。

這群從五四運動中走過來的年輕人們，終於幹成了那件開天闢地的大事。

5

站在今天，我們回頭去看，五四運動最大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是，教育了一代年輕人。

巴黎和會的失敗，讓無數年輕人看透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和醜陋嘴臉，在心裡深深紮下了“落後就要捱打”的深刻認知。

我從歷史裡發現，包括毛澤東在1919年之前都還比較傾向於無政府主義，而不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

第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謬誤，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貽害他們；第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無效率。

很顯然，那個時候的毛澤東對暴力革命是頗不以為然的，所以他寫的創刊宣言裡倡導的是呼聲革命、麵包革命、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但就在一次次的傷害和教育中，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代青年人終於成長起來了。

到1926年的時候，33歲的毛澤東已經說出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話了。

一年後的八七會議上，更進一步提出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在之後的國共內戰中，有一種聲音說，共產黨之所以被國民黨窮追猛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擁有武裝，只要放棄武裝就可以得到“自由與民主”。

毛澤東予以了堅決而清晰的反擊，他舉例說，之前的“馬日事變”“四·一二政變”等，當時的共產黨沒有武裝，被殺得血流成河；民主黨派也一直沒有武裝，國民黨給了他們自由民主了嗎？

最後他一針見血地說：之所以現在還能夠和國民黨有對話談判的底子，恰恰就在於我們還擁有武裝。

從巴黎和會到五四運動再到蔣介石、汪精衛反革命政變，歷史教會了毛澤東一個真理：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僥倖。

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毛澤東

6

今天我之所以想寫這篇文章，和大家一起回味百年前的歷史。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次的疫情也同當年的那段歷史一樣，最終將會教育一代年輕人。

就像知友Xiuquan Yu說的：

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在三觀形成的時期，經歷了一場不亞於世界大戰級別的超級動員， “新冠經歷者”將成為一代人一生的標籤。這將對他們的意識形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一個英雄的真實背影，比一萬句空話的宣傳還強。河殤派那一套，在這一代人中徹底破產了。

經過了這一次的大疫，很多人都打心底裡實現了對國家、對政府乃至對世界形勢認識的重大轉變。

其中最重要的一堂教育課和100年前非常類似——這次疫情裡，中國在經歷了史無前例的考驗同時，也遭受了國際社會空前的打壓和抹黑。

而和百年前一樣，也有一些人有這樣的觀點：中國現在太高調了，引起了別國的反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針對中國的言論，再這樣下去，中國就沒朋友了。

我沒想到的是，這個觀點居然有很多人支援。

在他們心裡，這幾年我們開始加強對外宣傳，包括外交部的發言也越來越強硬，才是導致中國被針對、被敵視的根本原因。

比如幾天前央視《新聞聯播》發表國際銳評，火力全開批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散播“政治病毒”，正在把自己變成人類公敵；以及昨晚批評班農強行甩鍋中國等。

在有些人看來，中國的這些言論都不合適，應該低調、韜光養晦。

我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是既不看歷史、也不懂現實。

國與國之間，就因為你忍辱負重，別人就不會針對你了？

太天真了！

敘利亞、埃及，誰不是無辜的？

落後就要捱打啊！

我之前分析過，這次疫情只是加速了歷史的程序，而不是改變了歷史的方向。

逆全球化、中美貿易摩擦以及歐美髮達國家對中國的打壓，不是疫情才開始，而是這幾年早已開始。

其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崛起，影響了這些國家的利益。

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這些國家因利益受損而針對中國也就不可避免。

就像一百年前的巴黎和會，中國一定是會被欺負、被侮辱的。

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包括之後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夠親歐美日了吧，夠低調跪舔了吧，夠忍辱負重了吧？

有什麼用呢？

該捶你還是捶你，該侮辱你還是侮辱你。

看看歐美國家的嘴臉，這些雙標、甩鍋，不負責任的言論，連一國領袖都能睜眼說瞎話。

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節。

這樣的覺悟，他們是沒有的。

他們中的很多國家，早在1919年就已經可以算是發達國家了。

發達了100多年了，到了今天，所作所為、所言所行還是流氓樣。

當你的對手是流氓的時候，什麼溫良恭儉讓，什麼韜光養晦都是沒用的。

誰的實力強，誰的拳頭硬，誰就能保護好自己。

美國、義大利、英國、澳洲、印度，我們基本都給予了無私的醫療援助，結果他們不去想辦法解決國內焦頭爛額的疫情，卻不知廉恥地向中國索賠。

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而世界上有三種真理：民兵、白楊和東風。

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我們也掌握了“真理”，僅憑講道理，這些流氓很可能就真的就要搞出XX條約、庚子賠款來了。

所以，我們應該慶幸，美國之類的國家直到現在還只是在一點點地試探我們的底線和反應。

這些，其實都應該感謝我們那些從五四運動中走來的父輩、祖父輩。

是他們在滿目瘡痍中，用血與肉築成了新中國的長城；是他們在一窮二白中，用汗與淚建成了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正是他們從無到有給我們積攢下來的家底，才讓我們現在還有牌可以打。

歐美流氓國家還能耐著性子地陪著我們在牌桌子上你一張我一張的出牌。

而不至於，直接把牌桌子給掀了。

畢竟，美國往敘利亞扔導彈的時候，是從來沒有考慮敘利亞人民感受的。

7

我寫下這麼多，是想借這個機會，讓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清醒頭腦，不要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被人把屁股都帶歪了還以為在獨立思考。

認清楚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定位，認清楚我們的角色，認清楚我們絕大部分普通人，都是需要和中國這艘巨輪共沉浮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們一定不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時候，就忘了周圍的虎視眈眈，忘了世界上還有無數國家希望中國繼續“一窮二白”下去。

100年過去了，這個世界沒變，流氓還是流氓，但我們已經變了。

這個世界並沒有變得那麼好，在阿富汗、在敘利亞、在埃及、在巴勒斯坦，在那些不能民族自決的國家裡，連好好活著都是一種奢望。

但今天的我們，再也不會有這樣的擔心和憂慮了。

再也不會擔心，有人來北京城尋找走丟的士兵了；

再也不會擔心，有人指責我們“妨礙自由貿易”並且把軍艦開進長江了；

再也不會擔心，有人以“保衛使館”為理由在我們的首都駐紮軍隊了；

再也不會擔心，有人以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炸燬了鐵路為藉口向我們發動進攻了；

這是國家的穩定和強大，帶給我們的最大幸運。

100年前的歷史和現實，曾經教育了一代人；當今的現實，也將會教育我們現在的一代人。

終將明白我們的使命和責任，明白我們究竟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怎樣去守護一個我們熱愛的世界。

就像是100前毛澤東說的那句話：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所以，諸位！

我們很多時候為之奮鬥的，不是為了要稱霸、要欺負別的國家。

可能僅僅只是為了不把這個我所愛的世界，讓給那些我所深深鄙視的國家和人！

今天是“五四”青年節，謹以此文紀念當年的年輕人，並與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