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末期的江南一代，可以說，中國出現了最早期的“產學研一體”的名妓培訓機構，他們將名妓進行包裝，最後上崗，今天，我們就來說說這個“名妓培訓班”。

在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侈靡之風盛行，大量的文人和妓女之間往來，甚至與妓女成婚。這在當時看來，是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不過，部分文人墨客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被譽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闢疆娶了豔妓董小宛為妾，並在董小宛早逝後，寫出《影梅庵憶語》，內容真切感人，影響頗大。據說曹雪芹的《紅樓夢》便受到此書啟發。

又如另一位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他與歌妓李香君相戀的故事，可歌可泣。後來，孔尚任將這段聞者傷心，見者落淚的愛情故事譜寫成了著名的《桃花扇》。

在董小宛、李香君等大IP的引領下，越來越多的名妓們開始走上“嫁給文人雅士”這條路。而部分文人也是樂意，以能夠得到名妓青睞為談資，認為能夠得娶一個名妓無疑是一件能夠炫耀、彰顯個人魅力的風流韻事。

“名妓培訓機構”在江南如雨後春筍般崛起。

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晚明的文人雅士喜歡交往的名妓們，要有相當程度上的文化修養和藝術知識奏樂、舞蹈、作詩、繪畫等各式才藝，均要涉獵，且要“各有所長”。

比如，李宛君會合彈琶琶、古箏則李雪衣“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尹子春擅長戲劇排場，演戲時連經驗老道的演員都自嘆不如。顧眉生則“通文史，善畫蘭”，甚至有人慕名而來，想向她索取詩文與繪畫。

所謂，知識改變命運，想要獲得更多流量、更多粉絲，江南的青樓女子們更是卯足了勁地想要學習文化知識。那麼，名妓上哪裡獲得文化的薰陶呢?

一是彼此傳習

李十娘年老時，以教歌舞為生，旅居秦淮河畔的姚旅在《露書》提到名妓趙彩姬常常教授技藝。

二是培訓機構

揚州有一種行業，與我們現代所稱的“名媛培訓機構”有異曲同工之妙，稱為“廣陵姬”。這種機構專門養女子至豪門為妾，從小就訓練俊俏的女子們各種技藝及坐立之節。

但沈德符發現這種機構的培訓水平其實參差不齊，他在《萬曆野獲編》中說有的女子只會彈一段琴唱幾種調，只識得幾個大字，畫起蘭竹也就僅能畫幾枝，天分不高的妓女就無法晉升名妓之流。

三是與途徑文人交流

《金陵瑣事》記載名妓林奴兒學畫於史廷直、王元父人，因此筆風清潤。《曲中志》則記載名妓王曼容學字於周公瑕、學詩於餘宗漢、學琴於許太初”，這些人都是當時有名的人。有了基礎後，妓女在與文人相處時，也會耳濡目染，備受薰陶，使文學素養更為提升。

名妓中也有豪邁爽直者，明代中期以後文人崇尚俠義，喜好在娛樂場所展現豪俠氣概，名妓們可能也受到了這種風氣景影響。例如李大娘個性豪侈，有鬚眉文人之氣，而得“俠妓”之稱。寇白門十八、九歲時被朱國弼娶回家，後來朱國弼降清，寇白門花費千金替他贖身，因此被稱為“女俠”。

從這些記載，我們可知在名妓的生活中，賺取金錢並不是首要之事，明未名臣錢謙益編訂《列朝詩集》時一併作了小傳品評，也提到馬湘蘭輕財重義，“時時揮金，以贈少年”。

曾經有一個姓徐的人(有可能是內閣首輔徐階的同族)求見名妓柳如是，給了鴇母三十金，一見到柳如是便說：“久慕芳姿，幸得一見。”接著又說笑傾城”、“再笑傾國”等沒有學識的話。柳如是質問鴇母:“你是拿了多少錢？讓我接待這低俗的人。”知道鴇母已把錢用盡後，於是剪了一縷頭髮給鴇母作賠償金。

名妓即是文人文化衍生出的產物，妓女們除提升琴棋等自身的藝能外，也致力於詩、畫的學習，並仿效文士的行為舉止，在文藝場合的角色從磨墨、奏樂等陪襯性質，轉變成共同參與者。

中國傳統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是低下的，名妓地位又處於婦女中最底層，她們的職業為普通婦女所不齒。晚明名妓沒有因此而自輕自賤，在藝術領域內發揮才智，提升自己的藝術品味和藝術精神，在失去家庭女性身份之後，在藝術領域內找到了自己的尊嚴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