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出生，籍在浙江義烏的明史大咖吳晗，其人就身後評價而言，可說是典型的“兩截人”：

吳晗1909—1969.10.17

前半生，矜矜業業於書堆，講道著書，廣為尊敬，是學術圈勵志的典範；而後，學優則仕，華袞衣身，奉命文學，不僅身敗名裂，全家慘死，還留下了一個欺師、滅祖、媚權、篡史的惡名。如錐泣血，何其慘痛，又何等不堪，不忍言矣。

如果人生是一部書，吳晗的前後半本，輕重明暗，往復進退，分裂的如有雙重人格。更為滑稽的，當劫簸過後，多少過失、多少醜行都被原諒，唯有吳晗，並沒多少人認為他是“受難”，會去同情他。

異哉吳晗！很多人說，倘不含惡意，民間那句“自作自受”的俗話，未必不能送於吳晗。 即便在早已天朗氣清的當下，他的名字依然讓人不齒。

1949年前後，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是社會集體的新生，也是吳晗個體命運徹底“反轉”的焦距點。

在彼時前後，在學圈正冉冉升起的他，“覺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此告離了學術，也揮手訣別了昔日師友們。在大竹蔽天，多數人還驚疑不定的時代歧路中，掉頭不顧，愉快分袂。

看他此際書信，隱約言辭間，確實滿以為緊跟新洪流，就可以平步青雲，從此“要人”。可隨之而來的日常節奏是如此詭異，他預想的平穩、風光，完全被擊碎，處處瀰漫著令人窒息的絕望感。作為“知識分子”吳晗，他的精神生命，似乎在這裡消亡了。

當日，他的前恩師胡適，毅然登機飄然遠引前，還大興慨嘆，“吳晗可惜，走錯了路”。胡適之畢竟是胡適之，察人閱世至深，一語中的。吳晗聽聞很不以為然，公然回懟說這位昔日恩師腦子進水了。可僅過十來年，吳晗袁震夫妻倆就雙雙死於非命，慘狀難述。再不久，他們唯一的愛女吳小彥，也隨著自戕，方22歲。

在風雲變幻的大時代裡，誰會在乎一個讀書人的命運？只是說，吳晗的命運悲劇，吳晗的人格問題，在思想史中不應當是八卦補遺性質，實是中國知識分子集體缺鈣致使後遺症群迸的反饋。奇寒折萬木,嚴霜雕明燭，吳晗的榮辱，勾勒出了黯淡時代背景中一代人的心靈命運。

信仰，奮鬥，憤怒，感懷，失落，疑惑，冷漠，麻木，繫於群生像。吳晗的故事，主要是一個有關精神失去的故事。時代已過，在還是需要有人真正讀懂，再產生意義。

平實地講，吳晗此人，並非不學無術。他其實很早就在學苑成名，在學術上頗有成就，尤其以明史研究傾動一時。

一心提攜吳晗的胡適

你查閱下他20歲時飛觴揮毫寫下的《西漢的經濟狀況》一文，讀讀《吳晗論明史》那部遺著，看看他中年之際論紳權與皇權的那些議論等等，即可明白，他資質之好，為人之聰慧、識見之敏銳，確實是不可多得之人才。他的研究，發凡起覆豈止在少；他也真不是書呆型學者，看人事，看歷史，看人性，看權謀，看制度，看權力，其實都看得很深。他論朱元璋數篇，對帝王隱微心理的挖掘，那種發摘奸隱的透徹，有的真讓人覺得可怕。

他自學那會，寫出《胡應麟年譜》這等紮實邃密的作品時，也不過才剛要上大學而已。學界大佬胡適，偶然讀到這份書稿，會欣喜若狂，收歸門下，著意栽培，這種厚待青睞，不是沒有道理的。彼時學圈，整體都極看好他，顧頡剛就直接宣稱，倘若吳晗能心無旁騖地在學術之途上穩紮穩打，必將有望成為明史領域的一代宗師。

他的清華學長錢鍾書，眼空四海的高傲，獨獨就欣賞他，時相過從，且贈詩稱譽曰："精研博綜一身兼，每讀高文意不厭",是難得高看一眼的。

最可惜，天榮此魄不用媒,可憐位置費君才。這樣的良人，無奈出身太貧苦，改變命運的渴求也太急太切了。

1940年後，國事刺激下，從教授日益成為社會活動家的吳晗，那是他聲望最高的時段

如此，在時代陡然鉅變面前，在利益選擇誘惑中，一切就都可以太無特操了。為了榮華富貴，為了無際風光，所謂的欺師、滅祖、篡史、媚權，樣樣都來，“君子劍”翻然成為“小人之尤”。

世界既翻雲覆雨，雅擅與時俱進的他，順理成章地，也跟著面目前非起來：主動批判提攜他的恩師胡適，公然說“胡適之做過我的老師，可沒給過我什麼，我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忘師誣道；舊友沈從文落難，在博物館掃地，見到他，想著握手寒暄，“哼”著一聲，轉頭視而不見；

力主拆老北京城牆

他是著名的急先鋒，出手快準狠。章羅等問題上，他能夠為了自己的前程，專門翻出過去收藏的老友私信，加以構陷汙衊，給這些前好友們以最沉重的打擊；跟康先生一樣，他經常利用其職權，“召喚”那些文物收藏家，強行從他們手中廉價“收購”珍貴文物。種種落井下石、背信棄義、巧取豪奪的舉動，真的太多了。

更別說，像力主挖皇陵、強拆北京城牆、為對映史學不惜篡史等等行為，那更是讓後人一想起，就感憤憤不已的了。陳從周就回憶說，當年的林徽因，已是病重中，實在氣不過，某次會議，飯桌上就直接指著手痛罵過他。

只是，可哀復可憐的是，吳晗後來下場都這般慘絕人寰了，因為人之不堪，人稱“毫無道德底線”，當時代風捲殘雲過後，還是沒人會去同情他，也沒幾個當事人，真心願意為他說幾句公道話。

有一則流傳廣遠的學林掌故說，1990年代前後，某次學術圈大佬們聚會，座間有人談起吳晗全家的慘事。一向不問世事、沉默自衛的錢鍾書，忽然對著鄰桌的費孝通大聲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時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無情得很嗎？”底下唏噓一片。

公正原情地講，要說吳晗多壞，肯定不至於，也是偏頗的。迷亂時代，太多個體身不由己。他的主要問題，在於人格上，類似郭鼎堂，在於急功近利、投機及勢利，甚或變本加厲，主動傷害了不少人。而他最大的失誤，可能在沒自知之明，錯走仕途吧。

逐權謀利，他趨之若鶩，可真的並不擅長。你說，歷史上的讀書人，跟風搞政事的，有幾位能有好下場的呢？讀吳晗留下的一些文章，想起他這個人，我常敬佩他的聰明，也常興感，都說讀史使人明智，可從他後半生荒唐行事來看，真“畢竟一書生”呀！他家書櫃上的那堆史書，真的都白讀了呀！

浙江義烏上溪鎮苦竹塘村“吳晗故居”內景

從這一點說來，吳晗雖有“文丑”之嫌，卻又是需要被我們永遠記住的。儘管那個不好的年代早已遠走，我們重歸了盛世，可一個樣板式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範大師，都更有警示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