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滅亡是中華民族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中原大地短暫和平的破滅，帶來了臭名昭著的五胡亂華，給中國古代歷史帶來深重災難和不可磨滅的影響。彼時蠻夷猾夏，中國不絕如縷。

然而，俗話說，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西晉的滅亡固然使大部分漢族士族跟隨琅琊王前去江東經營，但北方仍有不少未曾遷徙的“留守”士族。

對於這些人來講，怎樣才能在淪陷的故鄉繼續生存下去，甚至儲存整個家族的政治生命，就變得至關重要。

這可以算作流行大家族觀念的最大背景。

西晉滅亡之後

1.永嘉之亂二三事

要探究西晉滅亡之後北方殘餘士族觀念的變化，就要明白其中的前因後果。因此，論者不能不明白致使西晉滅亡，華夏政局出現如此改變的前因——永嘉之亂。要理清永嘉之亂的關係，又涉及到八王之亂。

宣皇帝龍生九子，長師次昭。司馬師早死無子，昭之子攸出繼承嗣，又一子司馬炎立為太子，即武皇帝。司馬昭雖然立嗣，然而感念兄長之功，欲效仿趙襄子故事，將皇位傳給司馬攸，這便為動亂埋下禍根。

又加之賈后亂政，諸王勢大，惠帝子孫死絕，中原竟然群龍無首，八王進京打作一團。最終剩下東海王越一個遠支慘勝，接手的是滿目瘡痍的河山。

問題是，那河山上還有敵人。

想當初，成都王司馬穎引匈奴劉淵為外援,於是匈奴長驅入鄴；東嬴公司馬騰引烏桓羯朱襲司馬穎,於是烏桓大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遼西鮮卑攻鄴,於是“鮮卑大掠婦女”，“沉於易水者八千人”……

請神容易送神難。

永嘉年間，匈奴劉淵等人起兵幾次進犯長安洛陽，擄掠懷、愍二帝，殺公卿，搶走金銀財寶無算。倖存者倉皇失措，五馬渡江，史稱永嘉之亂。

於是五胡粉墨登場，此後的數百年，他們成了中原實際上的主人。

2.複雜的北國

論及兩次動亂，是為大致描述西晉滅亡後的形勢。南方司馬睿、王導等人此時正與江東豪族鬥智鬥勇，糾集渡江義士，志在北伐，而北方的形勢顯然更為複雜。

五胡，即匈奴鮮卑羯氐羌，十六國，即前涼（漢）、成漢（氐）、前趙（匈奴）、後趙（羯）、北涼（匈奴）、西涼（漢）、後涼（氐）、南涼（鮮卑）、前燕（鮮卑）、後燕（鮮卑）、南燕（鮮卑）、北燕（鮮卑）、胡夏（匈奴）、前秦（氐）、西秦（鮮卑）、後秦（羌）。

十六國多而亂，此時的北國正是亂如麻的狀態。

一來原有計程車族遷徙變化，一部分南渡，一部分隨張軌入涼，一部分仍然留在故地。這些士族有著獨一無二的文化資源，嫻於經學研究，熟於典章制度，將憑此在異族、異鄉之中夾縫求存。

二來是少數民族的加入。這些少數民族與漢族被動融合交流，彼此之間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如何緩解，如何求同存異——這些問題勢必要在實踐中得到解決。

北方流行大家族觀念的原因

提到魏晉，後人總能聯絡到一個詞，門閥政治。在南方，這一制度的翹楚是王謝，在北方，則要求諸於北朝計程車族。

門閥政治不是無源之水，兩晉計程車族，前身是東漢的“世家豪族”，西晉滅亡之後的北方，應當說，是相較於東漢與三國，“更加”流行大家族觀念。

這裡有個源流問題，北方的大家族觀念不是突然興起的，是有歷史淵源的，既是時局變化的應對，也是歷史傳統的延續。

1.政治上

留在北方計程車族首先考慮的就是家族的政治生命。此時雖然有華夷之辨，但鑑於“南望王師又一年”，即使最孤高自賞的世家也要著手考慮與胡人的合作問題。

如張賓建立君子營，為石勒招賢納士。更如前燕某皇帝在位時，“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招徠了河東裴嶷、裴開，渤海封抽、封弈等人，凝聚了相當多沒有南渡的世家中堅力量。北魏孝文帝更是典範，崔浩父子、李衝兄弟都與他有君臣相得的時刻。

在政治上，大家族觀念表現出鮮明的功利性。世家子不僅追求個人官場的顯達，還肩負使家族繁榮的責任。

北方胡族要在先進地區維持統治，就要借重當地世家大族的力量，世家大族要求生存，求影響，就要順應發展，與胡族合作。也就是說，當胡族統治中原的時候，他需要數量充足的高素質牧民官，這一點，只有世家能夠滿足需求。

相對應的，與後世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同，這時候胡族君主對於臣下的信重絕不僅僅因為某一個人，而是其背後一整個家族的人才。

這樣，要在少數民族政權頻繁地更迭中保持家族地位不受損害，大家族觀念的加強也是情理之中。

2.經濟上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大家族觀念流行的經濟基礎，毫無疑問是莊園經濟的發展。

而當時的北方在民生凋敝的大背景下，還出現了兩個新的因素。一來是漢族士族莊園塢堡的建設，二來是胡族貴族經濟方式封建化的程序。而這兩種情況各自以不同方式加強了多民族百姓的大家族觀念。

先說漢族。

自東漢以來，北方流行起莊園經濟，為區分於西歐莊園，有時也叫田莊經濟。

世家大族“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廣開田土三百餘頃”。

漢末三國以來為避戰亂，他們建設塢堡，部勒宗姓，或聚族自保，或舉宗避難。在塢堡內部，經濟上自給自足，也影響到莊園外商品經濟的發展。

人員構成上，主要是主家和宗親以及佃僕、鄉黨。也就是依靠血緣和地緣聯結。經濟問題會引導塢堡內部人身依附關係的加強和社會階層的分化——如貧富分化後，原本的宗族兄弟逐漸替主家辦事，構成實際上的從屬關係。但實際的外部威脅讓人們意識到塢堡內相對安全。

而塢堡內部，鄉黨、佃農共同為主家勞作、主家也會基於經營名聲而承擔社會責任，做一些慈善行動，如荒年施粥、放糧、贈種，平時修建族學、劃分族田等。

這樣內外合力、雙向互動，也就將這種大家族觀念更深地灌輸到百姓心中。

胡族也在北方，因此北方流行大家族觀念同樣不能忽視胡族的作用。魏晉時期的胡族南渡，對於胡人本身而言，是少數民族封建化的過程。他們中或有軍事民主制，或有奴隸制，接受漢族先進文化後，通通出現了封建因素。

制度落後的廣大胡族政權，多半起初不是一個國家，而是部落聯盟。部落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多重血緣，而胡族為戰爭而聚集的各部族士兵又與主帥之間形成人身依附關係，這意味著胡族內部本來就有大家族觀念發展的土壤。

胡族封建化，在經濟上說，就是胡族經濟莊園化。要維持對中原的穩定的統治，來去如風依舊擄掠是行不通的，擅長畜牧業的胡族必須學會農耕，胡族貴族的莊園效仿漢族，其中的人員與主家也有人身依附的關係。

大家族觀念對於這時的胡漢莊園，就起到凝心聚氣的作用。到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定士族、定族姓，官方地肯定了胡族經濟莊園化的現象，更助長了北方家族意識的發展。

3.文化上

五胡十六國後，北魏曾短暫統一北方。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當時褒貶不一，但毫無疑問的是，加速了鮮卑封建化（漢化）的程序，有利於民族融合。

也可以說是北方胡族在文化上流行大家族觀念的原因之一。孝文帝改革中，有穿漢服、改漢姓、學漢語、制漢禮、與漢通婚等重要舉措。

學漢語、制漢禮，就要“用夏變夷”，改變鮮卑舊俗，使鮮卑上層貴族接受漢族思想文化，改漢姓、與漢通婚就是從裡到外加強鮮卑貴族的宗族觀念，使他們有意識地從奴隸主轉變為地主。服飾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結晶和禮儀、制度等精神世界的外化，穿漢服背後的意圖同樣不可小覷。

元熙“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其父元)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為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

就連北魏宗室後來也要透過“宗議”才能成事，可見大家族觀念十分流行。

漢族在文化上尊崇漢儒之學，這又有利於大家族觀念的流行。東漢時期，洛陽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到十六國以至於北朝，洛陽的文脈也沒有斷絕，胡族同樣要服膺於漢儒之學。

漢儒的學問，核心是三綱五常，而到了西晉滅亡之後的北方，其中的孝道變得更加受人推崇。孝，是作用於家族內部的基本準則，推崇孝道，也就是重視家族。

史載:“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雲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叔。”

這是南北士族同源異俗的例證，也是北方相較於南方更流行大家族觀念的佐證。

無他，江南遍地漢家衣冠，在崇尚“良禽擇木而棲”的當時，南方士族改換門庭幾乎毫無壓力，兄弟各為其主時，家族觀念就要讓位於忠君思想。而北方士族孤懸在外，委身於胡族君王，不親近親族又求於何人呢？

4.軍事上

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西晉滅亡後，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勢必引起當地漢族士民的反抗，也就出現“徙戎之爭”。

大家族觀念的流行首先是民族意識的強化。應當說，民族意識的強化是家族意識的外延，也是這一時期的大家族觀念區別於東漢三國時期大家族觀念的新內涵。

在北方，民族矛盾的激化，加強了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識，也使得家族觀念強化，成為漢族抗擊胡族侵略的精神武器。

自古以來，社會矛盾分階級和民族，而作為大家族觀念的主角，胡漢大族之間的根本矛盾還在於民族：當西晉滅亡之前，胡漢貴族尚且可以“互幫互助”。

漢人之中，有與胡族合作保全家族的，也有與胡人對抗堅守故土的。從軍事上說，大家族觀念之流行，正是為了凝聚更多有生力量抗胡。

“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檦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檦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

在當時，要凝聚宗族武力對抗胡族，維護宗族共同利益，就要妙用大家族觀念。

政治上自覺的胡漢之爭，各個方面重鎮的爭奪，經濟上胡漢莊園的擴張，軍事化管理莊園成為塢堡，文化上傳承東漢的河洛經學，強調家族、孝道，最終都要作用於軍事上的胡漢對抗。

大家族觀念的延續

1 .隋唐初年計程車族

經過士族自身的衰落,加上歷次政變,南方士族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到隋唐時代已不成氣候。但北方士族的勢力還很強大，北方士族中流行的觀念，例如大家族、士族內婚等也堅持了下來。

隋唐初年主要有山東士族和關隴貴族，他們在修氏族志、廢王皇后等政治事件中有過激烈衝突，但根本利益卻是一致的。初唐國力逐漸強大，皇權復興，朝堂上的主要矛盾很快從兩方的新舊士族之爭變為士族和寒門之間的矛盾。

五姓七家被沉重打擊之後，西晉滅亡以來北方士族強調的大家族觀念由此也在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中汲取了新的活力。進而，受到皇權支援的寒家子為了迎合世風，必然助長大家族觀念。

經濟上，隋末戰亂是土地兼併的好時機，唐初的均田制物件是無主荒地，沒有損害大地主的利益，這樣，莊園經濟得以蓬勃發展。

政治上，皇室出身於世家，並且在一段時間內還需仰仗世家，這也給了世家相當的底氣。

軍事上，關隴貴族的威力不可輕忽。儘管從歷史角度看，重用世家只是一個過渡，但大家族觀念的確在隋唐延續併發生了一些基於“國情”的變化。

2.關於大家族觀念的一點延伸

士族固然有大家族的現實需求，而“大家族觀念”本身又指向了以血緣為紐帶的結合，提出孝悌節義的價值觀和三綱五常的穩定秩序。——自古忠孝一體，君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家。

這就引出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結論，即，中央皇權和地方大族時刻進行著向心和離心的拉鋸，然而，溯源於先秦宗法制的大家族觀念雖然是世家得以強大的思想武器，皇權卻不能拒絕，更不能過分打壓。

兩者可算是在鬥爭中求平衡，在拉鋸中求妥協。這或許就是晚唐時世家得以迴光返照的原因之一。

這裡是迴光返照而非再續榮光，就是說大家族觀念也並非世世代代不可或缺，終將土崩瓦解。因為大家族觀念終究是士族的利器，跟隨著士族的莊園經濟和高門大戶壟斷官職的政治需要而起，士族衰落，寒門地主興起，大家族觀念也就成為明日黃花了。

小結

簡而言之，西晉滅亡以後，華夏北方流行大家族觀念根源於時代背景，也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影響，要多方面看待。

時代的重壓要求北方殘餘計程車族加強宗族聯絡，而中國人民安土重遷的特點決定了在城市追求富貴權勢計程車族也定然與鄉土社會聯絡緊密。

同時，“北方”的複雜環境又說明此事不能侷限於漢族士族，也要考慮到北方南下“牧馬”的少數民族貴族的參與。

另外，“西晉亡後”也是一個較大的時間刻度，既是短期的“西晉滅亡，東晉建立”，又影響到長期的“魏晉南北朝及隋唐”世情世風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