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一統天下之前，施行的是法家治國。而其他六國，則各自有一套嚴謹的宗法禮制制度。早在春秋時代就已禮崩樂壞，以至於孔子也發出“鬱郁乎文哉！我從周。”由於原來不同的國家必然有不同的文化思想和不同文化的信仰，現在六國一時被秦國征服，被秦國統治，但是在文化和信仰方面卻無法認同。在一統天下之前和一統天下之後，國家主體發生變化。原來的秦人只是秦人，後來的秦人還包括了燕人、楚人、韓人等人，主體變化了，文化思想和信仰自然很難透過暴力手段徹底“統一”。孟子說，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大一統與國家認同感缺失
完成國家大一統並不表明國家就長治久安。因為秦國到秦朝，改變的不僅僅是國土面積和人口的增加，更是一個國家體制的升級和文化的融合。作為剛剛立國的秦朝，可以說是百廢待興，而尤以國家認同感為首。呂思勉說，當始皇之世，是統一之初，六國遺民，本來不服。而此時也無治統一之世的經驗。不知天下安定，在於多數人有以自樂其生。但是，秦始皇卻恰恰忘記了這一點，顯然沒有做好完成大統一國家的思想準備，即塑造和培養國家認同感和國家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事實上，經過幾百年的春秋洗禮，天下各諸侯國曆經數百年的分裂，早已誕生出不同的文化風俗。而文化的長期分裂，使得各國之間形成各自封閉的文化壁壘，華夏文明已各自形成幾十個相對獨立的共同體，人們天然地把自己定性為某個國家的人，你是秦人，我是楚人、齊人等。原有的國家不存在了，必然滋生出六國中的亡國亡家的家仇國恨。
現在秦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而六國的內心隔閡消彌和思想融合卻需要一個塑造和融合過程。體制上完成統一，但是人民思想還處於分離狀態。作為一個新生的國家，想要迅速獲得認同，並將文化、體制、統治模式各異的六國融為一體，顯然不是短時間內能做到的。尤其是對於原來七雄中實力最大的楚國來說可能最不認同，楚地可能是統一後秦國最大的憂患，所以就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應該說，秦始皇也看到了這一點。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進行了五次巡遊活動，其中有兩次到達了楚地。因為秦始皇知道，自己在有生之年無法震懾楚人，那麼他身後的秦國也將岌岌可危，所以他要透過東巡樹立大秦帝國的威信，讓楚人徹底臣服。
秦始皇為彰顯自己的威嚴和榮耀，巡視楚地的人馬浩浩蕩蕩又極其威儀。然後又極力鎮壓“東南天子氣”，把楚國原來的地名都更改了，又挖掘了楚國祖先的墳墓，破壞他們的陵寢、斷絕他們的地脈根脈，企圖透過這些破壞性的手段來鎮壓“天子氣”。
但是，秦始皇的巡遊在楚國卻產生了兩種態度、兩種效果：一種是平民劉邦面對秦始皇的威嚴氣勢大為震撼，非常認同，“大丈夫當如此也。” 而對貴族項羽卻是另一種效果，當項羽目睹著儀仗萬千威風，卻大膽說出：彼可取而代之。
所以，當陳勝吳廣的“張楚”政權拉起旗幟，原來的六國馬上到處都飄揚著響應的聲音，舊政權紛紛恢復。馬基雅維裡在《君主論》中說，遽然勃興的國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長大的其他一切東西一樣，不能夠根深蒂固、枝丫交錯，一旦遇到一場狂風暴雨就把它摧毀。
文化融合與文化毀滅
秦始皇曾嘗試以柔和手段促進文化融合，可惜最終以失敗告終。為了使天下真正得以統一，秦始皇不僅全面推行郡縣制，並透過一系列法令促進文字、度量衡、貨幣等方面的統一來促進國家一統。但由於天下長期分裂，各國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這導致新政推行極為困難。
於是，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 “焚詩書”建議。從古至今，凡是說到秦始皇的“暴政”，大多數人都會想到“焚書坑儒”事件，但恐怕很少有人能搞清楚，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根本原因。“焚書坑儒”其實可以分為“焚詩書”、“坑儒生”兩個獨立事件。就其焚詩書來說，其實是秦文化與戰國六雄文化的劇烈衝突，是秦始皇嘗試文化融合失敗後所採取的激烈手段。
也正是“焚詩書”這一舉措，讓秦始皇走向極端化，不是透過文化融合而是透過簡單粗暴的文化毀滅去實現對統一的認同，結果讓仇恨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最終釀成熊熊大火，加劇了秦朝的轟然崩塌。
後來的漢朝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始終堅持漢承秦制。因為漢朝的統治者知道，想要徹底改變文化分裂局面，必須要找到一種治國理政的文化融合新思想，這種新思想能較好地體現包容和中庸，並且要用這個新思想來加強中央集權，形成政治與文化的融合。正時這種背景下，董仲舒應運而生，結合了道家、陰陽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造，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主張，由此更好地適應了統治者的需要。
於是，孔子的人本精神、家人親族團結、克已復禮和孟子的人本精神與國本精神結合，一同構成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正如黃仁宇說，對重造中國帝制體系最有實質貢獻的就是所謂的胡人夷人。後世儒家思想統治中國，形成了最包容、更寬厚的文化，主張仁義禮智信，對周邊少數民族也是十分仁義，這樣既緩和了民族矛盾，也使得民族融合加快推進。
歷史的教訓不可遺忘
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增進各民族對國家認同的根基。
秦統一六國後，以秦國文字為標準推進文字統一，文書行政之制的大體確立，為大一統格局提供了文化支撐。而自秦開始的一以貫之的漢字系統，則為中華文化代代傳承創造了穩定性條件，也是生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文化符號、民族形象，可以聚合國家的文化動力，統一文字只是促進民心相通、文化相融的橋樑。僅僅形式上認同還遠遠來夠，必須鑄牢共同體意識的內在聚合力。展望未來，威威中華要所向披靡，就必須始終鑄牢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共同體意識，這是威威中華得以屹立世界呈現蓬勃的生命力並永不落敗的關鍵。
費孝通指出，“在相當早的時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它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了這個核心”。這一歷史演進，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佈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幷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多元一體格局。
兩千多年來，各民族在相互滲透、協同發展中交流、互動、融合，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培育了偉大的精神。在長期演進中，各民族逐步實現了文化認同、心理與共、情感相通，構築了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區別於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徵。
近代以來，亡國滅種危機空前沉重，各族人民攜手共進，御外侮、赴國難，民族命運緊密聯絡在一起，不斷深化對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理解和認同。在歷史的互動中，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得以鞏固。
新中國成立，才真正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了各民族的空前團結。現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被載入憲法。實踐證明，這一制度對於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發揮了巨大作用。20世紀80年代末，針對蘇聯和東歐出現的動盪，鄧小平同志強調說：“解決民族問題，中國採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
歷史從深處走來，中華民族歷來都是一個具有無窮創造力和強大包容性的民族，中華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紛呈、博大精深，就在於它兼收幷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共同創造發展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文化引領思想，凝聚民心民智，讓民族團結意識內化於心、外化於行、融化於眾，使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借鑑，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進一步增強各族群眾的文化自信和對中華文化的真誠認同，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歷史和實踐昭示我們，只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持續推動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向前發展，才能以不斷增強的民族團結進步偉力助推中國夢的實現。我們就一定能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命運共同體，萬眾一心、同舟共濟，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風險挑戰，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變成美好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