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前言
大家看到這個題目,可能有些疑問:叫魂和大明王朝有什麼關係?這難道是一篇寫怪力亂神的文章嗎?當然不是。
最近在讀一本書孔飛力教授的書《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起初剛看到這個書名時,第一反應是寫清朝的民俗宗教軼事,但別被這個名字騙了,這本書是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一身的社會學研究佳作。如果讓我重新為之起個名字,我更願命名為《乾隆王朝1768》。孔飛力教授生於英國倫敦,師從費正清教授,任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是一位無可非議的漢學家,一位外國人能把漢學研究的如此入骨,值得敬仰與反思。
回到《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這本書上來,這本書描述的是清朝乾隆時期,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衝擊了大半個中國,老百姓、官員、皇帝人心惶惶,寢食不安。在這股妖風蔓延的過程中,社會反映的一些問題,如畫卷般徐徐展開。
而《大明王朝1566》是由張黎導演、劉和平編劇操刀的一部歷史佳作,講述的是明朝嘉靖年間,以“改稻為桑”事件為核心,清流、嚴黨、皇帝之間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故事,其故事背後展現出當時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和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把兩者放在一起去敘述,一是發現兩者之間的共性,二是從上帝視角來還原這種歷史迴圈,三是借古釋今,從中發掘一些對現實的指導經驗。
第二節 叫魂與大明王朝1566主要講了什麼?
這一部分,為大家分別敘述兩部佳作的主體內容,目的在於為後面的理論敘述做鋪墊。
01《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我們常言康乾盛世,乾隆時期是清王朝的高光時刻,經濟迅速發展,人口迅速增長,商業化市場網路迅速建立蔓延,表面上一副欣欣向榮的強國氣象。
但到了1768年3月,春天到來,萬物開始復甦,一個可怕的妖術傳言開始蔓延,此妖術名為“叫魂”--一些遊方和尚專門剪去人的辮子,用來做法,以此來竊取被剪辮子人的靈魂為自己所用。而且他們尤其喜歡對男童下手,男童作為清封建王朝延續香火、開枝散葉的珍貴繼承人,老百姓對此更是草木皆兵,人人警惕。
“叫魂”妖風禍起浙江德清,後開始在蕭山、杭州、蘇州等地蔓延,接連出現民眾報告事件。這些民眾把遊方和尚非法緝拿,並動用私刑,以洩憤。然而這些遊方和尚不過是為了生計,來出門化緣,就莫名其妙被抓了起來。一些遊方和尚去縣衙喊冤告狀,卻受到衙役的勒索,遊方和尚本就貧苦,無力支付,衙役便趁機誣陷。而縣令出於民憤和對衙役的信任,嚴刑逼供,使得這些遊方和尚屈打成招,含冤入牢。
之後縣令把此事件上報到浙江省按察使,而浙江省按察使出於對“叫魂”妖術的懷疑,仔細調查了事件經過,並發現了衙役栽贓陷害、遊方和尚含冤入獄的事實,便釋放了遊方和尚,對衙役進行司法教訓,並把此案件打回縣令那裡。然而浙江省按察使不想把事情鬧大,同時出於仕途的考慮,誰也不想在自己的轄區內出現什麼汙點事件,於是想用沉默和時間沖淡此次案件,便沒有向乾隆皇帝呈報此事,也沒有向民眾給出一個公開的解釋。
但到了秋天,本以為銷聲匿跡的妖風已經停止,沒想到相似的事件在山東省爆發--一些被抓捕的乞丐流民聲稱受到了江南地區和尚道士的蠱惑,來到山東執行剪辮子的叫魂妖術,後期還要把這些辮子交回給這些和尚道士。而審理此事的山東巡撫富尼漢,則做出了與浙江按察使相反的選擇,他沒有把這件事壓下來,因為先前浙江密而不報,已經失去先機,有了背鍋墊腳石,他便透過密摺上奏乾隆皇帝,彙報“叫魂”妖風事件,以此邀功,來作為自己的政績。
乾隆皇帝知悉此事件後,龍顏大怒,生氣的點不在叫魂事件本身,而在於事件發源地浙江對此事密而不報,這是對皇帝統治力的褻瀆。而剪辮子這種行為,對於滿族統治者而言,更是一種政治挑釁。乾隆皇帝推測其中有一股巨大的謀反勢力暗流湧動,便責令江南地區的官員開始徹查,捉拿妖黨。
轉折點來了,江南地區的官員付出九牛二虎之力,發現山東乞丐流民供認的人名、地名純屬捏造,並不存在,便如實上報,不料卻引來了乾隆的又一次唾罵。山東巡撫富尼漢為了甩鍋,又上報說乞丐流民招供出河南地區出現妖黨,直隸、湖廣地區也傳來妖黨流言,乾隆皇帝便下令全國各地區嚴查剿滅妖黨,但戲劇性地是,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妖黨被捕獲。
到了10月份,乾隆皇帝命令軍機處審理押解入京的嫌犯,在軍機處審理時,這些嫌犯幾乎全部翻供,說自己是被嚴刑逼供,屈打成招。軍機處仔細詢問,逐漸把真相還原出來:1768年,浙江德清縣外有兩座廟宇,一個叫做觀音殿,一個叫做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香客稀少,慈相寺的和尚心生嫉妒之心,便向外散佈謠言說觀音殿的和尚和修水門橋樑的工匠沆瀣一氣,觀音殿的和尚設法叫魂、攝魂,工匠則負責驅使這些靈魂修橋築門。這個謠言被添油加醋地傳播,加上各級政府的瞞報、誤報,蓄意栽贓陷害,導致成為蔓延全國的大事件。
而乾隆皇帝知悉真相後,做出了兩個決策,一是依然宣稱妖術、妖黨存在,讓軍機處發文責斥各省官員,疏離職守,不敬畏朝廷;二是宣佈停止大規模的清剿運動,以維護治安穩定為首先要務。至此,叫魂事件從發酵到結束,歷經半年,各階層嘴臉躍然紙上,後面將會進行理論分析。
02 《大明王朝1566》
故事發生的背景是明朝嘉靖時期,嘉靖是明朝的第11位皇帝,正德皇帝朱厚照沒有子嗣,所以他的堂弟朱厚熜繼位,年號改為嘉靖。嘉靖剛繼位的時候,肅清朝政,大力改革,減輕賦役,在抗倭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料後期沉迷於煉丹修道,疏離朝政,致使權臣嚴嵩專國,吏治走向腐敗,邊事走向廢弛。
故事始於嘉靖39年,也就是1560年冬天,整個京城不下雪,欽天監的周雲逸藉此上奏,說老天不下雪就是因為嘉靖皇帝荒廢朝政和嚴嵩父子越權專國,這是老天在給警示。嘉靖帝聽罷,龍顏大怒,便命令東廠審問周雲逸背後指使人,不料東廠打死了周雲逸,隨之一場大雪來臨,周雲逸的死也揭開了故事的序幕。
因國庫銀子不夠,出現虧空,嘉靖帝還要修道觀,便下令讓嚴嵩想辦法把國庫虧空補上。嚴嵩父子便想出一個辦法:改稻為桑。簡而言之,就是以浙江地區為試點,讓稻農不再種水稻,改種桑田,桑田產的生絲,交由司禮監掌管的織造局進行加工,最後生產成絲綢遠銷海外,掙取雪花銀,因為從經濟角度來看,絲綢的收益遠遠大於水稻(糧食)。
表面上看,這個政策沒什麼問題,但一深究,很多細節都需要敲定。正常的邏輯是大地主花錢或糧食從稻農手中買地,然後再租給稻農種桑,既有錢掙,還能提高未來收益,何樂而不為?然而屬於嚴黨的地方官員,中間要插一槓子,他們利用手中權力大肆強迫稻農低價賣地,然後再高價轉手賣給商人大地主,自己在中間空手套取鉅額利潤。稻農拿不到預期的補償收益,便不願賣地,更不願改稻為桑,國策一直執行不下去。
因為種桑有時節要求,眼看國策無法落實,銀子就無法收回來。嚴黨便想出一個損招--毀堤淹田,只有造成大規模水災,才有議價權,到時候稻農為了活下去,獲得糧食的救濟,不得不答應改稻為桑。這個損招遭了天孽,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且流民四起,民不聊生。有了水災,便要賑災,然而各省主管官員卻像事前商量好一般,都拒絕向浙江運輸賑災糧食。災民眼看沒有救命糧,便開始逐漸向改稻為桑的政策屈服,嚴黨這個時候看起來似乎已經成竹在胸。
然而以裕王爺為首的清流(裕王爺也就是後來的隆慶帝,萬曆皇帝的父親),不能坐視不管,便請來了海剛峰--海瑞,海瑞是個懟天懟地的主,海瑞赴任淳安縣令,便號召災民自救,不要屈服於嚴黨官府。
嚴黨見狀,便與織造局主管楊金水、浙江巡撫鄭泌昌等人合作進行反擊,罷黜海瑞等清流的職務。事件的轉折點來了,徐階、高拱、張居正借嚴嵩愛徒胡宗憲之手,將毀堤淹田的真相上奏嘉靖皇帝,嘉靖帝勃然大怒,下令讓織造局楊金水回京述職,因為龍顏大怒,嚴黨便喪失了主動權,最後犧牲了織造局商人沈一石,改稻為桑事件不了了之。
改稻為桑事件大大打擊了嚴黨的銳氣,但還沒有到嘉靖帝要罷黜嚴黨的地步。真正導致嚴黨被罷黜的導火索是浙江貪墨案,改稻為桑走不通,虧空也得堵上,嚴黨便派鄢懋卿南下巡鹽,司禮監派錦衣衛跟蹤嚴黨船隊,最後發現一共將近三百萬的巡鹽稅收,嚴嵩收了100萬,鄢懋卿收了100萬,只給嘉靖帝留了100萬兩。嘉靖帝忍無可忍,便授意司禮監和清流一派對嚴党進行清算,至此把持朝政約20年的嚴黨轟然倒塌,這些清流們如願成了新的朝政把持人。
然而海瑞在改稻為桑和浙江貪墨案件中發現,所謂的清流一派不過也是一丘之貉,以徐階為例,以清流自居,然而老家有萬畝良田,在江浙地區擁有巨大的家族力量;而徐階的愛徒趙貞吉,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災民生命和忠臣良將。海瑞最終選擇做一個無黨無派的官,一個死諫皇帝、名流千古的官。
故事最後以嘉靖、裕王爺、小萬曆和海瑞的一番經典言論結束--“聖人出黃河清,可黃河什麼時候清過? 黃河雖濁,亦能灌溉;長江雖清,時有氾濫。長江之水灌溉了兩岸數省之田地,黃河之水也灌溉了數省兩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濁而偏廢,自古皆然。”
第三節 王朝的解剖
無論是《叫魂》,還是《大明王朝1566》,都體現了王朝盛世下的暗流湧動,都把社會的各個層面,階級的獨特嘴臉以及深刻的矛盾展現了出來,而這兩個故事也都是王朝由盛及衰的轉折點。
《叫魂》揭示了邊緣人、民眾、官僚、皇帝四個階級的社會心理,而妖術事件反映了四個階級病態式地對權力的敏感,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1768年,人口暴增和市場化網路的建立,使得一些民眾獲取財富和權力的難度加大,當這些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那麼大多數人剩下的只有在追求過程中的焦慮與迷茫。當遊方和尚、道士、乞丐這種社會邊緣人物出現,自然成了民眾獲得權力滿足感的物件,他們以高人一等的姿態隨意對社會邊緣人處以私刑,尤其是處於群體之中時,他們獲得了個體時難以獲得的力量,群體似乎是他們有力的後盾,因為法不責眾,人人都可以在這種僥倖心理之下,高舉正義的旗幟洩私憤。權力是一種很難抗拒並上癮的藥,尤其是群體賦予個體唾手可得的權力時,個體很難抗拒。
而社會邊緣人是可悲的,在一種社會框架下,他們似乎丟掉了所有尊嚴,變成了一種工具的符號,他們身上似乎永遠帶著一種偏見的標籤,卻很少有人用平等的視角看待他們,這不禁讓人反思,社會對人的評判標準是由誰制定的?一種心照不宣的侵犯,預示著社會在歇斯底里地狂歡。
官僚體系作為夾在民眾和皇帝之間的中間階層,從來就不怕所謂的巫術、妖術,他們怕的是民眾的暴動和皇帝的龍顏大怒,民眾暴動可以從下而上地摘掉他們頭上的烏紗帽,君主的勃然一怒可以從上而下地摘掉他們的烏紗帽。
而對於站在一個階層的同僚來說,妖術是一種寶貴的政治資源,可以成為自身封王拜相的墊腳石,也可以成為打擊政治對手的利劍。浙江按察使的密而不報,山東巡撫的刻意誤報都不是一種很好的政治選擇,最正確的當屬江西巡撫的“表動裡不動”,既要給皇帝、民眾製造一種積極執行政策的幻想,也要在私下裡不進行實質的推進,這是一種大智慧級別的裝模作樣,因為做官,不求多大成績,但求平穩無過。
君主在這次叫魂事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君主而言,妖術和妖黨是很好辨別的,找不找出幕後黑手,也並不重要。對於龐大的官僚體系和民眾群體,叫魂事件給了乾隆皇帝借題發揮的載體,乾隆皇帝一開始便不是為了查清事件,而是為了敲打各地方政府官員,結黨營私、密而不報這種官僚化行為是對君權的最大褻瀆,一個領袖最受不了的便是權力被架空、被玩弄,因此只有對官僚體系不停地敲打、定期地清洗,才能維護君權的穩定。
對於君主而言,民眾處於一種持續奮鬥的狀態,便是最大的穩定。民眾過於富裕,精神思想會比較活躍,會思考政體和個人權利;民眾過於貧窮,則食不果腹,便會產生造反之心,因此君主會讓民眾處於兩者之間,讓民眾奮鬥到無暇思考的地步。
值得思考的是,當這個社會機制裡的所有階層,都知道其他階層的想法時,會發生什麼?我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他們也知道我們在想什麼,然而在下一個導火索出現之前,在下一個群體聚集之前,個體會丟棄掉所有的價值觀和信仰,他們會抓住每一個謀私利的機會,釀造一場接一場的鬧劇,當這些鬧劇結束,個體會向群體說,我和大家一樣,我是一個好人。
如果說《叫魂》展現的是一種王朝框架下個體的悲哀,那麼《大明王朝1566》展現的則是王朝框架下集體的虛偽。
嘉靖打著澤陂萬民的大旗,卻行加強集權、平衡政局、長生修道之實;嚴黨打著為君分憂的大旗,卻行中飽私囊、結私營黨、陷害忠良之實;清流一派打著謀國利民的旗號,卻行打擊政敵、加官進爵、犧牲百姓之實。唯有一個海瑞,剛直不阿,還落個“博清名,萬古流芳”的私心把柄。
在一種嚴不透風的體制下,集體的虛偽變成互相博弈的潛規則,無論是統治階級、官僚階級,還是民眾、邊緣人都在承受王朝體制帶來的重壓,而這所有的承受,都是為了這個體制能夠平穩地執行下去。
1566年,嘉靖帝在一場大雪中駕鶴西遊,一個嘉靖倒下,還有另一個嘉靖站起來,他心裡比誰都清楚,未來這個王朝會走向哪裡?
第四節 庶民的勝利
閱讀完上述三節文字,不可避免地會問自己一個問題:歷史倒流,在那個王朝框架下,統治階級、官僚階級、民眾、邊緣人一共四個階層,是不是每個階層都覺得自己是庶民,或者至少和庶民是一個戰線的,且已經勝利?
附李大釗同志《庶民的勝利》語句節選:
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世間資本家佔最少數,從事勞工的人佔最多數。因為資本家的資產,不是靠著家族制度的繼襲,就是靠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壟斷,才能據有。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