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前言

大家看到這個題目，可能有些疑問：叫魂和大明王朝有什麼關係？這難道是一篇寫怪力亂神的文章嗎？當然不是。

最近在讀一本書孔飛力教授的書《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起初剛看到這個書名時，第一反應是寫清朝的民俗宗教軼事，但別被這個名字騙了，這本書是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一身的社會學研究佳作。如果讓我重新為之起個名字，我更願命名為《乾隆王朝1768》。孔飛力教授生於英國倫敦，師從費正清教授，任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是一位無可非議的漢學家，一位外國人能把漢學研究的如此入骨，值得敬仰與反思。

回到《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這本書上來，這本書描述的是清朝乾隆時期，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衝擊了大半個中國，老百姓、官員、皇帝人心惶惶，寢食不安。在這股妖風蔓延的過程中，社會反映的一些問題，如畫卷般徐徐展開。

而《大明王朝1566》是由張黎導演、劉和平編劇操刀的一部歷史佳作，講述的是明朝嘉靖年間，以“改稻為桑”事件為核心，清流、嚴黨、皇帝之間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故事，其故事背後展現出當時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和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把兩者放在一起去敘述，一是發現兩者之間的共性，二是從上帝視角來還原這種歷史迴圈，三是借古釋今，從中發掘一些對現實的指導經驗。

第二節 叫魂與大明王朝1566主要講了什麼？

這一部分，為大家分別敘述兩部佳作的主體內容，目的在於為後面的理論敘述做鋪墊。

01《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我們常言康乾盛世，乾隆時期是清王朝的高光時刻，經濟迅速發展，人口迅速增長，商業化市場網路迅速建立蔓延，表面上一副欣欣向榮的強國氣象。

但到了1768年3月，春天到來，萬物開始復甦，一個可怕的妖術傳言開始蔓延，此妖術名為“叫魂”--一些遊方和尚專門剪去人的辮子，用來做法，以此來竊取被剪辮子人的靈魂為自己所用。而且他們尤其喜歡對男童下手，男童作為清封建王朝延續香火、開枝散葉的珍貴繼承人，老百姓對此更是草木皆兵，人人警惕。

“叫魂”妖風禍起浙江德清，後開始在蕭山、杭州、蘇州等地蔓延，接連出現民眾報告事件。這些民眾把遊方和尚非法緝拿，並動用私刑，以洩憤。然而這些遊方和尚不過是為了生計，來出門化緣，就莫名其妙被抓了起來。一些遊方和尚去縣衙喊冤告狀，卻受到衙役的勒索，遊方和尚本就貧苦，無力支付，衙役便趁機誣陷。而縣令出於民憤和對衙役的信任，嚴刑逼供，使得這些遊方和尚屈打成招，含冤入牢。

之後縣令把此事件上報到浙江省按察使，而浙江省按察使出於對“叫魂”妖術的懷疑，仔細調查了事件經過，並發現了衙役栽贓陷害、遊方和尚含冤入獄的事實，便釋放了遊方和尚，對衙役進行司法教訓，並把此案件打回縣令那裡。然而浙江省按察使不想把事情鬧大，同時出於仕途的考慮，誰也不想在自己的轄區內出現什麼汙點事件，於是想用沉默和時間沖淡此次案件，便沒有向乾隆皇帝呈報此事，也沒有向民眾給出一個公開的解釋。

但到了秋天，本以為銷聲匿跡的妖風已經停止，沒想到相似的事件在山東省爆發--一些被抓捕的乞丐流民聲稱受到了江南地區和尚道士的蠱惑，來到山東執行剪辮子的叫魂妖術，後期還要把這些辮子交回給這些和尚道士。而審理此事的山東巡撫富尼漢，則做出了與浙江按察使相反的選擇，他沒有把這件事壓下來，因為先前浙江密而不報，已經失去先機，有了背鍋墊腳石，他便透過密摺上奏乾隆皇帝，彙報“叫魂”妖風事件，以此邀功，來作為自己的政績。

乾隆皇帝知悉此事件後，龍顏大怒，生氣的點不在叫魂事件本身，而在於事件發源地浙江對此事密而不報，這是對皇帝統治力的褻瀆。而剪辮子這種行為，對於滿族統治者而言，更是一種政治挑釁。乾隆皇帝推測其中有一股巨大的謀反勢力暗流湧動，便責令江南地區的官員開始徹查，捉拿妖黨。

轉折點來了，江南地區的官員付出九牛二虎之力，發現山東乞丐流民供認的人名、地名純屬捏造，並不存在，便如實上報，不料卻引來了乾隆的又一次唾罵。山東巡撫富尼漢為了甩鍋，又上報說乞丐流民招供出河南地區出現妖黨，直隸、湖廣地區也傳來妖黨流言，乾隆皇帝便下令全國各地區嚴查剿滅妖黨，但戲劇性地是，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妖黨被捕獲。

到了10月份，乾隆皇帝命令軍機處審理押解入京的嫌犯，在軍機處審理時，這些嫌犯幾乎全部翻供，說自己是被嚴刑逼供，屈打成招。軍機處仔細詢問，逐漸把真相還原出來：1768年，浙江德清縣外有兩座廟宇，一個叫做觀音殿，一個叫做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香客稀少，慈相寺的和尚心生嫉妒之心，便向外散佈謠言說觀音殿的和尚和修水門橋樑的工匠沆瀣一氣，觀音殿的和尚設法叫魂、攝魂，工匠則負責驅使這些靈魂修橋築門。這個謠言被添油加醋地傳播，加上各級政府的瞞報、誤報，蓄意栽贓陷害，導致成為蔓延全國的大事件。

而乾隆皇帝知悉真相後，做出了兩個決策，一是依然宣稱妖術、妖黨存在，讓軍機處發文責斥各省官員，疏離職守，不敬畏朝廷；二是宣佈停止大規模的清剿運動，以維護治安穩定為首先要務。至此，叫魂事件從發酵到結束，歷經半年，各階層嘴臉躍然紙上，後面將會進行理論分析。

02 《大明王朝1566》

故事發生的背景是明朝嘉靖時期，嘉靖是明朝的第11位皇帝，正德皇帝朱厚照沒有子嗣，所以他的堂弟朱厚熜繼位，年號改為嘉靖。嘉靖剛繼位的時候，肅清朝政，大力改革，減輕賦役，在抗倭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料後期沉迷於煉丹修道，疏離朝政，致使權臣嚴嵩專國，吏治走向腐敗，邊事走向廢弛。

故事始於嘉靖39年，也就是1560年冬天，整個京城不下雪，欽天監的周雲逸藉此上奏，說老天不下雪就是因為嘉靖皇帝荒廢朝政和嚴嵩父子越權專國，這是老天在給警示。嘉靖帝聽罷，龍顏大怒，便命令東廠審問周雲逸背後指使人，不料東廠打死了周雲逸，隨之一場大雪來臨，周雲逸的死也揭開了故事的序幕。

因國庫銀子不夠，出現虧空，嘉靖帝還要修道觀，便下令讓嚴嵩想辦法把國庫虧空補上。嚴嵩父子便想出一個辦法：改稻為桑。簡而言之，就是以浙江地區為試點，讓稻農不再種水稻，改種桑田，桑田產的生絲，交由司禮監掌管的織造局進行加工，最後生產成絲綢遠銷海外，掙取雪花銀，因為從經濟角度來看，絲綢的收益遠遠大於水稻（糧食）。

表面上看，這個政策沒什麼問題，但一深究，很多細節都需要敲定。正常的邏輯是大地主花錢或糧食從稻農手中買地，然後再租給稻農種桑，既有錢掙，還能提高未來收益，何樂而不為？然而屬於嚴黨的地方官員，中間要插一槓子，他們利用手中權力大肆強迫稻農低價賣地，然後再高價轉手賣給商人大地主，自己在中間空手套取鉅額利潤。稻農拿不到預期的補償收益，便不願賣地，更不願改稻為桑，國策一直執行不下去。

因為種桑有時節要求，眼看國策無法落實，銀子就無法收回來。嚴黨便想出一個損招--毀堤淹田，只有造成大規模水災，才有議價權，到時候稻農為了活下去，獲得糧食的救濟，不得不答應改稻為桑。這個損招遭了天孽，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且流民四起，民不聊生。有了水災，便要賑災，然而各省主管官員卻像事前商量好一般，都拒絕向浙江運輸賑災糧食。災民眼看沒有救命糧，便開始逐漸向改稻為桑的政策屈服，嚴黨這個時候看起來似乎已經成竹在胸。

然而以裕王爺為首的清流（裕王爺也就是後來的隆慶帝，萬曆皇帝的父親），不能坐視不管，便請來了海剛峰--海瑞，海瑞是個懟天懟地的主，海瑞赴任淳安縣令，便號召災民自救，不要屈服於嚴黨官府。

嚴黨見狀，便與織造局主管楊金水、浙江巡撫鄭泌昌等人合作進行反擊，罷黜海瑞等清流的職務。事件的轉折點來了，徐階、高拱、張居正借嚴嵩愛徒胡宗憲之手，將毀堤淹田的真相上奏嘉靖皇帝，嘉靖帝勃然大怒，下令讓織造局楊金水回京述職，因為龍顏大怒，嚴黨便喪失了主動權，最後犧牲了織造局商人沈一石，改稻為桑事件不了了之。

改稻為桑事件大大打擊了嚴黨的銳氣，但還沒有到嘉靖帝要罷黜嚴黨的地步。真正導致嚴黨被罷黜的導火索是浙江貪墨案，改稻為桑走不通，虧空也得堵上，嚴黨便派鄢懋卿南下巡鹽，司禮監派錦衣衛跟蹤嚴黨船隊，最後發現一共將近三百萬的巡鹽稅收，嚴嵩收了100萬，鄢懋卿收了100萬，只給嘉靖帝留了100萬兩。嘉靖帝忍無可忍，便授意司禮監和清流一派對嚴党進行清算，至此把持朝政約20年的嚴黨轟然倒塌，這些清流們如願成了新的朝政把持人。

然而海瑞在改稻為桑和浙江貪墨案件中發現，所謂的清流一派不過也是一丘之貉，以徐階為例，以清流自居，然而老家有萬畝良田，在江浙地區擁有巨大的家族力量；而徐階的愛徒趙貞吉，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災民生命和忠臣良將。海瑞最終選擇做一個無黨無派的官，一個死諫皇帝、名流千古的官。

故事最後以嘉靖、裕王爺、小萬曆和海瑞的一番經典言論結束--“聖人出黃河清，可黃河什麼時候清過？ 黃河雖濁，亦能灌溉；長江雖清，時有氾濫。長江之水灌溉了兩岸數省之田地，黃河之水也灌溉了數省兩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濁而偏廢，自古皆然。”

第三節 王朝的解剖

無論是《叫魂》，還是《大明王朝1566》，都體現了王朝盛世下的暗流湧動，都把社會的各個層面，階級的獨特嘴臉以及深刻的矛盾展現了出來，而這兩個故事也都是王朝由盛及衰的轉折點。

《叫魂》揭示了邊緣人、民眾、官僚、皇帝四個階級的社會心理，而妖術事件反映了四個階級病態式地對權力的敏感，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1768年，人口暴增和市場化網路的建立，使得一些民眾獲取財富和權力的難度加大，當這些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那麼大多數人剩下的只有在追求過程中的焦慮與迷茫。當遊方和尚、道士、乞丐這種社會邊緣人物出現，自然成了民眾獲得權力滿足感的物件，他們以高人一等的姿態隨意對社會邊緣人處以私刑，尤其是處於群體之中時，他們獲得了個體時難以獲得的力量，群體似乎是他們有力的後盾，因為法不責眾，人人都可以在這種僥倖心理之下，高舉正義的旗幟洩私憤。權力是一種很難抗拒並上癮的藥，尤其是群體賦予個體唾手可得的權力時，個體很難抗拒。

而社會邊緣人是可悲的，在一種社會框架下，他們似乎丟掉了所有尊嚴，變成了一種工具的符號，他們身上似乎永遠帶著一種偏見的標籤，卻很少有人用平等的視角看待他們，這不禁讓人反思，社會對人的評判標準是由誰制定的？一種心照不宣的侵犯，預示著社會在歇斯底里地狂歡。

官僚體系作為夾在民眾和皇帝之間的中間階層，從來就不怕所謂的巫術、妖術，他們怕的是民眾的暴動和皇帝的龍顏大怒，民眾暴動可以從下而上地摘掉他們頭上的烏紗帽，君主的勃然一怒可以從上而下地摘掉他們的烏紗帽。

而對於站在一個階層的同僚來說，妖術是一種寶貴的政治資源，可以成為自身封王拜相的墊腳石，也可以成為打擊政治對手的利劍。浙江按察使的密而不報，山東巡撫的刻意誤報都不是一種很好的政治選擇，最正確的當屬江西巡撫的“表動裡不動”，既要給皇帝、民眾製造一種積極執行政策的幻想，也要在私下裡不進行實質的推進，這是一種大智慧級別的裝模作樣，因為做官，不求多大成績，但求平穩無過。

君主在這次叫魂事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君主而言，妖術和妖黨是很好辨別的，找不找出幕後黑手，也並不重要。對於龐大的官僚體系和民眾群體，叫魂事件給了乾隆皇帝借題發揮的載體，乾隆皇帝一開始便不是為了查清事件，而是為了敲打各地方政府官員，結黨營私、密而不報這種官僚化行為是對君權的最大褻瀆，一個領袖最受不了的便是權力被架空、被玩弄，因此只有對官僚體系不停地敲打、定期地清洗，才能維護君權的穩定。

對於君主而言，民眾處於一種持續奮鬥的狀態，便是最大的穩定。民眾過於富裕，精神思想會比較活躍，會思考政體和個人權利；民眾過於貧窮，則食不果腹，便會產生造反之心，因此君主會讓民眾處於兩者之間，讓民眾奮鬥到無暇思考的地步。

值得思考的是，當這個社會機制裡的所有階層，都知道其他階層的想法時，會發生什麼？我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他們也知道我們在想什麼，然而在下一個導火索出現之前，在下一個群體聚集之前，個體會丟棄掉所有的價值觀和信仰，他們會抓住每一個謀私利的機會，釀造一場接一場的鬧劇，當這些鬧劇結束，個體會向群體說，我和大家一樣，我是一個好人。

如果說《叫魂》展現的是一種王朝框架下個體的悲哀，那麼《大明王朝1566》展現的則是王朝框架下集體的虛偽。

嘉靖打著澤陂萬民的大旗，卻行加強集權、平衡政局、長生修道之實；嚴黨打著為君分憂的大旗，卻行中飽私囊、結私營黨、陷害忠良之實；清流一派打著謀國利民的旗號，卻行打擊政敵、加官進爵、犧牲百姓之實。唯有一個海瑞，剛直不阿，還落個“博清名，萬古流芳”的私心把柄。

在一種嚴不透風的體制下，集體的虛偽變成互相博弈的潛規則，無論是統治階級、官僚階級，還是民眾、邊緣人都在承受王朝體制帶來的重壓，而這所有的承受，都是為了這個體制能夠平穩地執行下去。

1566年，嘉靖帝在一場大雪中駕鶴西遊，一個嘉靖倒下，還有另一個嘉靖站起來，他心裡比誰都清楚，未來這個王朝會走向哪裡？

第四節 庶民的勝利

閱讀完上述三節文字，不可避免地會問自己一個問題：歷史倒流，在那個王朝框架下，統治階級、官僚階級、民眾、邊緣人一共四個階層，是不是每個階層都覺得自己是庶民，或者至少和庶民是一個戰線的，且已經勝利？

附李大釗同志《庶民的勝利》語句節選：

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世間資本家佔最少數，從事勞工的人佔最多數。因為資本家的資產，不是靠著家族制度的繼襲，就是靠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壟斷，才能據有。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