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雍正帝西南邊疆治理方略

2020-09-07 11:41:06

雍正朝是清代處理邊疆問題的關鍵時期。雍正帝提出了以“六合大一統”為特徵的民族觀，並積極運用於邊疆治理的實踐中。雍正帝為解決西南苗疆問題，在不同時期提出了“懷柔之法”以及“恩威並用”的策略，並透過武力征剿、改土歸流、發展經濟、興辦文化教育等措施，實現了西南邊疆的社會穩定及發展，加速了清代邊疆“大一統”的程序。

關鍵詞：雍正帝；西南邊疆；治邊方略；六合大一統；苗疆；民族觀

雍正朝是清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確立和發展的重要時期。13年中，雍正帝承上啟下，大力破除延續了千百年以“華夷之辨”為特徵的傳統民族觀，構建了以“六合大一統”[1]為特徵的新型民族觀，並應用於邊疆地區的治理實踐中。諸如用兵西北，在青海設立辦事大臣，在西藏設立駐藏大臣，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等。相較而言，雍正帝在西南地區[2]推行的改制，過程完整，策略多元，可謂邊疆“大一統”思想的重要實踐，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鑑於此，本文對此問題進行專門討論。

一

西南邊疆民族眾多，在地域上與中央相隔萬里之遙。清以前，歷代王朝對該地區的控制都是間接式的。秦漢之時，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區設郡，因俗而治；魏晉時期戰亂紛爭，該地區受中央影響逐漸減弱；唐宋時期，推行了羈縻政策；元明以來，中央王朝在此地設定土官予以統治。核《明史?土司列傳》載，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地區的土司數量達百餘個。這些土司多為“大姓相擅”，歷代相沿，“自相君長”。到了明清時期，土司制沿行日久，其弊端日漸明顯。在土司的世代統治下，中央政府對於邊疆地區的控制日漸弱化。同時，在土司的縱容下，部分苗民窮兇極惡，佔山為王，燒殺搶掠，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當地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所謂的“苗疆問題”。為此，明清政府相繼推行改土歸流。

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土司之弊便有如下評述：“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每於所屬土民多端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3]土司具有部族首領性質，在領地內自古享有稅收、生殺之權，這是其制度落後性的體現。雍正帝指斥土司之弊，重點應在“鮮知法紀”四字之上，也就是土司最大的問題在於其具有獨裁性，造成了當地社會的劇烈動盪，加劇了邊疆與中央的分離傾向。因此，要從根本上實現苗疆的穩定，就要廢除土司制，並在西南地區推行徹底的社會變革。考慮到土司制相沿日久，雍正帝對此問題的處理極為慎重。

雍正帝對於土司問題的處理策略，前後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奉行撫苗之法，懷柔為上；後一階段則強調治邊之道，恩威並施。而兩個階段的分界點便是鄂爾泰掌印西南。

雍正二年（1724)，雲貴總督高其倬進摺奏報，四川威遠土知州刁光煥隱匿盜賊頭目，並與之相勾結；另奏稱有楊、方、普、李四姓土司曾出身賊盜，並有禍患地方的劣跡。高其倬的處理方案是將刁光煥父子緝拿，奪去土司爵位，另外四姓土司也奪去了三姓的爵位。高其倬為防止當地土司扶植亂賊勢力，透過更迭土司爵位以期實現地方穩定，這種措施並未觸及土司制的根本，屬於權宜之計。對此，雍正帝的硃批稱“適當之極”。[4]刁光煥事件平息後，高其倬也曾考慮過在部分地區實施改土歸流。但此時雍正帝對西南邊疆形勢尚無明晰的認識，因而態度比較保守。在給刁光煥量刑的問題上，他在硃批裡寫道：“刁光煥之罪，必甚妥當，以服畏眾土司之心方好……著宴斟酌考量土人性情，定擬罪名方可。”[5]也就是給土司定罪一定要考慮當地的民情。十一月，雍正帝在廣西巡撫李紱的奏摺硃批中再次強調，“刁悍之止，應徐徐漸次教化”，即透過教化來加強西南邊疆的向心力；為防止土司生變，又稱：“若有大逆不道，明正其罪，而再議改土歸流。”[6]按照舊例，“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7]可知雍正帝這個時期對處理苗疆問題非常慎重，強調懷柔之法。

關於苗疆之亂，當時西南的地方官員有兩種態度：雲貴總督高其倬、貴州威寧鎮總兵石禮哈、貴州提督馬會伯主張對叛亂苗民及土司進行征剿；而貴州巡撫何世堪則主張應行招撫，不應用兵。雍正帝顯然不想因為刁光煥案件而導致眾土司人心不穩，引發不可控制的矛盾與衝突。對於西南治理方略則採取以教化為首選，透過懷柔手段來穩定土司勢力，即使土司犯法，其量罪也非常謹慎，除非大逆不道，否則不會考慮改土歸流。為使得地方官員能貫徹這一策略，他訓誡高其倬稱：“治天下之道，亦分用強與柔遠，較則柔遠為尤重；而柔遠之道，亦分畏威與懷德，較則懷德為尤重。”[8]其意在於邊疆治理方略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最高層次為“懷柔”，即透過恩德來感化邊民，使其向附；其次便是“畏威”，即樹立朝廷威嚴，令其因畏懼而歸附；最下策是“用強”，動用暴力手段來實現邊疆的統一。這個時期，雍正帝強調“懷柔”為上，武力為下，究其原因有二：（1)中央政局尚不穩定；(2)青海及西藏地區相繼發生叛亂，朝廷無暇旁及。

自雍正三年（1725)至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最為賞識的股肱之臣鄂爾泰相繼出任廣西巡撫、雲南巡撫、雲貴總督、雲貴廣西總督等職，標誌著中央政府從根本上治理西南邊疆問題的開始。自鄂爾泰坐鎮西南，雍正帝逐步改變了對該地區實施“懷柔為上”的治邊策略，並最終提出了“恩威並施”的治邊方略。

雍正四年（1726)，鄂爾泰出任雲南巡撫，在論及土司之弊時說：“竊以滇黔大患莫甚於苗猓，苗猓大患實由於土司。”[9]又稱：“土司肆虐，並無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殺相劫之計。漢民被其摧殘，彝人受其荼毒，此邊疆大害，必當剪除者也。”[10]在他看來，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苗疆之亂就要廢除土司制度，推行改土歸流才是實現西南邊疆穩定的根本大計。在給雍正帝的奏摺中，鄂爾泰詳細闡述了自己的主張：“固應恩威並用，然‘恩’非姑息‘威’非猛烈。到得用者‘威’時，必須窮究到底，殺一儆百，使不敢再犯，則‘威’仍是‘恩’所全。”[11]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於苗疆叛亂，地方文武官員或主張“剿”或主張“撫”未能達成一致。在這樣的局面下，鄂爾泰提出了“恩威並用”。他強調“恩”不是簡單的姑息縱容，“威”也不是單純的暴力鎮壓；同時，“威”與“恩”也不是對立的，適當地運用“威”也可以達到“恩”的目的。鄂爾泰似乎在調和處理苗疆問題的不同策略，其實重點強調的還是“威”，也就是要靠武力來實現西南邊疆的穩定。故而他在這份奏摺中，提出了“不得不稍張軍威”的主張。關於改土歸流之法，鄂爾泰經過深思熟慮，認為“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今自投獻為上策，勒令投獻為下策”。[12]鄂爾泰首先強調改土歸流勢在必行，但在“改歸之法”上也極為慎重，從表面上看也是和平式的，而非暴力式的。

對於鄂爾泰提出的治理方略，雍正帝非常贊成。他在鄂爾泰奏摺上硃批道：“前者馬會伯奏到，朕恐其孟浪，後見何世璂之奏，朕又恐其怯懦因循，正在尤疑，覽汝此奏，朕始寬懷。量爾料理，必得事情之中也。”[13]顯然，雍正帝對於馬會伯與何世璂提出的策略均缺乏信心，而對鄂爾泰提出的“恩威並用”策略則非常支援。這一策略強調在處理苗疆問題上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雍正帝所說的“得事情之中也”。而此時何世璂尚未領會到雍正帝的用意，與鄂爾泰意見相左，仍主張和平教化的治邊策略。雍正帝便在硃批中對他進行了批評：“朕無方略，惟喜得‘恩威’二字，只求得當，鄂爾泰非尋常撫督，其人之材，其心甚公，其誠實難多得者，此等事聽其精神而行，不可另主主見掣肘，以失機宜。”[14]他認為何世璂的姑息策略，在治理苗患時是“有失機宜”的，並告誡鄂爾泰道:“此事何世璂亦奏聞，未免書生之見，況初到未審情形，大有姑息之論，朕著實嚴諭訓示。”[15]此後，雍正帝在處理西南邊疆問題上開始奉行“恩威並用”的策略，並將之運用於邊疆治理的實踐之中。

二

從歷史實踐看，雍正帝提出“恩威並用”的治邊策略後，在處理西南邊疆問題時，前期側重的是“威”，即透過武力平定苗疆以及推行改土歸流；而改土歸流後則透過“恩”來鞏固邊疆，諸如推行發展邊疆經濟及文化教育等措施。

1.罷土官設流官

清代的改土歸流雖然開始於康熙時期，因缺乏明確的方略和措施，其推行範圍十分有限。自鄂爾泰出任雲南巡撫後，雍正帝開始大力在西南地區推行改土歸流。

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命鄂爾泰擒拿鎮沅、霑益二土司刁瀚、安於藩。鄂爾泰隨即奏稱:“以上二土司處，俟押解到省審訊，確供俱疏題參外，務須按律比擬，盡法懲治。”[16]鄂爾泰懲治刁瀚、安於藩二土司後，隨即將該地區土司廢除，改設流官管理，達到了徹底肅清土司之弊的目的，同時也對其他土司產生震懾，所謂使“群小各知警惕矣”。同年，鄂爾泰發現烏蒙地方土官兇惡頑劣，準備推行改土歸流，其奏稱“烏蒙土官兇惡習慣，可以威制，難以恩化，不改土歸流，終非遠計。”[17]經批准後，鄂爾泰在推行過程中又發現透過和平手段無法完成，便又奏請“烏蒙必須征剿，斷難誘擒。”[18]隨即對該地區實施了武力征剿。至雍正五年（1727)初，土官祿鼎坤投誠，之後又抓獲土府祿萬鍾。此次對祿氏土司的征剿非常激烈，殺掉負隅頑抗的土官數百名。此後，清政府相繼對西南地區的土司勢力進行了大規模的武力征剿。同年，鄂爾泰遣軍進剿車裡宣慰司地帶的窩泥苗匪。閏三月，繼烏蒙之後，鎮雄也成功改土歸流；五月，泗城土府和平改流；雍正六年（1728)正月，鄂爾泰派兵蕩平了茶山一帶的苗匪；十二月，剿撫阿驢；雍正八年（1730)，貴州古州總兵蘇大有率兵征剿清水江一帶苗匪；雍正九年（1731)，貴州古州總兵韓勳又率兵剿撫銅仁府生苗；雍正十年(1732)，高其倬率兵進剿黔省九股地方苗寨。至此，雲貴地區的改土歸流基本完成，廣西、四川、湖南、湖北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流，西南邊疆得以安寧。自雍正四年（1726)至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在貴州、雲南、廣西、四川、湖廣等地，全面廢除土司制，設定流官進行管理，實現了“蠻悉改流，苗亦歸化”，至雍正末年，“縣、長官司以上的土司被改流的已達六十多個”。[19]雍正帝對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變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稱：“俾苗人懷德畏威，抒誠內向，疆圉開拓、邊境輯寧。數年以來之功績，實非尋常平定苗疆，剪除寇賊者可比。”[20]

廢除土官，改設流官，其進步意義不言而喻。但是如果善後事宜不能籌劃周詳，則又會導致部分地區產生反覆。比如雍正八年（1730)，烏蒙總兵劉起元的貪婪殘暴，導致彝民不滿，反對改土歸流，經過清軍的強力鎮壓，方才平息。雍正帝遂命當地督撫採取多種措施，以確保改土歸流後的社會穩定。他在郝玉麟的奏摺中硃批道：“但善後事宜尤為緊要，整治穩妥得法，方能一勞永逸。”[21]此後，清政府開始在西南邊疆改土歸流地區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及文化，以期從多種領域加強邊疆與內地的緊密聯絡。

2.化猓眾為耕民

在土司的封閉統治下，西南地區經濟發展十分落後，存在著農耕、畜牧、採集狩獵三種經濟模式。就農業而言，大多地區仍處於“刀耕火種”的原始階段。土司制廢除後，少數民族地區的人身依附關係得以消除，土地實行重新分配，加之漢民的遷入，西南地區的農業經濟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署理雲貴廣西總督高其倬將這種變革稱之為“化猓眾為耕民”。他在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的奏摺中稱：“昭通土田肥腴，可種水田處頗多，若開墾漸廣，不但兵米可資，且使民戶日增，填實地方，化猓眾為耕民，易嚴疆為樂土，調劑昭通之法，開墾誠為要務。”[22]昭通為雲南通往貴州和四川的重要門戶，為西南文化交匯之地。如實現西南地區的社會變革，取決於“民戶日增”，也就是具有先進農耕文化漢民的大量遷入，以此“填實地方”。這一過程的實現，又取決於政府透過開墾荒地來實現土地的重新分配。換言之，只有大力發展當地農業才能實現“易嚴疆為樂土”的終極目標。

對於地方官員的墾荒政策，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大力支援。雍正二年（1724)，上諭西南地方開荒墾地，解決民食問題，稱此舉“於百姓最有裨益。同年四月，高其倬奏稱：“若中甸左右近得有可種之地，仿屯田之意，開墾即以其糧米供給兵食，既可節省錢糧，又可省內地運送。”[23]此為雍正時期雲南地區全面墾荒之先聲。雍正二年（1724)，雲南田土約64114頃95畝有奇；至雍正十年(1732)，新增墾田14480餘頃。[24]西南地區墾荒政策的推行，保障了百姓糧食供給，保障了軍需供應，有利於改土歸流後的社會穩定。

西南地區地勢複雜，加之氣候多變，時有水患發生。在對西南地區土地進行開墾的同時，政府也十分重視水利建設，以保障農業的發展。綜觀西南地區，雲南的水利建設發展最為迅速。雍正七年(1729)，鄂爾泰陳奏滇省水利建設的重要性，稱：“地方水利攸關民生，而在滇尤屬急務。”[25]雍正帝對鄂爾泰進行水利建設大加讚賞，硃批稱此舉“可謂超群拔類之辦理，為從來封疆大臣未舉之善政也，朕為滇南赤子曷勝慶幸！”[26]雍正帝對於地方水利建設的重視，促進了該項事業的快速發展。自雍正七年（1729)至十年（1732)，以雲南為例，大理府、雲南府、廣南府、尋甸州等各府州縣都加大了水利修繕力度。此外，雍正帝還批准添官員，加強水利管理：“於昆陽州添設水利州同一員，駐劄海口，以專責成。再，通省有水利之處，凡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經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請加水利職銜，以資分辦。”[27]這樣，西南水利管理制度更加完備，不僅有利於解決西南地區水患，同時也有利於農田灌溉，促進了當地農業的發展。

雍正時期，清政府在西南地區還實現了貨幣統一，打破了該地區的封閉狀態，密切了邊疆與內地的經濟聯絡。清以前，雲貴地區主要以貝幣為流通貨幣，關於銅錢的記載很少。至雍正時期，隨著改土歸流的進行，政府開始規範錢幣的樣式，上諭稱：“錢乃國家之寶，其雲南鑄錢‘清’字，著鑄‘寶雲’，四川鑄‘寶川’。此外別省俱將‘寶’字為首，次將各本省字樣鼓鑄。”[28]這標誌著西南地區貨幣實現了統一。

隨著清代商品經濟的發展，雍正時期錢幣供應出現不足，“按照清朝政府規定，每兩銀子換制錢一千文，但在大多數地區換不到這麼多”，[29]銀賤錢貴現象普遍。而當時的雲南地區卻呈現銀貴錢賤的現象，究其原因，當與西南地區的鑄錢政策關係緊密。西南地區礦產資源豐富，雲南地區素有“銅礦甲天下”的美譽。清代西南地區採銅業的發展直接會影響到內地的錢幣供應。這個時期，政府提出了在滇省增局鼓鑄的計劃，雍正帝上諭稱：“滇省採銅漸次有效，與其解京多需腳費，不如即留滇開鑄，其省城之雲南府及臨安府、大理府、霑益州四處，相近銅廠轉運，俱為便易，各令其開局務，選賢能，到府官監理。”[30]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滇省一時興起了鑄幣熱潮：“雲南各局，俱行開鑄，復題定省城局爐二十一座，臨安府局爐六座，大理府局爐五座，霑益州局爐十五座，遵照銅六鉛四配鑄……計四十七爐，歲用銅鉛一百六十九萬二千斛。”[31]雲南鑄幣業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產生了滇幣壅滯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高其倬、鄂爾泰等人相繼提出了滇幣及黔幣向內地流通的政策。錢幣的外省流通，在緩解當地錢幣壅積問題的同時，也加強了與中原地區的經濟聯絡。此後，滇黔鼓鑄的銅錢，運往湖廣、四川、江西及全國各地。

西南邊疆地區的開墾荒地和水利建設措施，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南邊民生活困苦的現狀，促進了當地經濟形態的轉變，使其逐漸融入中原農耕文明之中；統一貨幣則打破了西南地區封閉的經濟格局，加強了中原地區的經濟往來。以上舉措有利於實現內地與邊疆地區經濟上的“大一統”。

3.以衣冠易椎髻

縱觀清代邊疆民族大一統的實踐，從效果上看，當以西南地區最為成功。究其原因，則是政府透過發展教育，將內地的先進文化逐步推進到了邊疆，所謂“以俎豆化干戈，以衣冠易椎髻”。

西南地區自古便被中原視為蠻荒之地。所謂“蠻荒”一方面源於其地處偏遠，土地貧瘠；另一方面則在於文化上的封閉與落後。明朝時期，西南地區開始接觸儒家文化，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區設學校，興科舉。由於明朝統治者奉行“以夷制夷”的治邊策略，使得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區的傳播十分有限。清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在文化上具有高度的開放性。統治者在保持滿洲文化傳統的同時，也積極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家文化。為促使儒家文化的傳播，康熙帝曾在西南地區設立義學，保障邊民子弟接受教育。由於土司割據，社會封閉，這個時期儒家文化的傳播十分有限。

雍正時期，政府加大了對西南地區的儒化力度，完善了西南地區的教育制度。這一策略的施行，可分為修繕學宮、廣設義學、添設學官、增加學額等諸方面。

修繕學宮。學宮最早是用來教授學生的地方，後世用來祭祀孔子，以推行儒家教化。陳弘謀在《整飭學宮丁祭檄文》中曾提到“地方風化，起於學宮，官司職守，莫先祭祀”，由此學宮成為了一個地區儒化的象徵。西南地區的學宮建制古已有之，至清朝很多學宮已經荒廢。到雍正朝，根據改土歸流的需要，政府對學宮進行了大力整修，以雲南為例，各府州縣重興的學宮達30餘處。

廣設義學。義學是地方遵照中央旨令，由官府主辦、民間參辦的一種普及儒家教化的初等教育學校。陳弘謀曾在《查設義學檄》中提到義學所設的重要性：“又夷俗不事詩書，罔知禮法，急當誘掖獎勸，俾其向學親師，薰陶漸染，以化其鄙野強悍之習。是義學之設，文化風俗所繫，在滇省尤為緊要也。”雍正帝也曾諭稱：“苗俗向無學校，應於各屬四鄉適中之所，設立義學，以廣化導。”雍正三年（1725)，地方政府在威遠建立義學；雍正五年（1727)，在東川府設立義學；雍正八年(1730)，又在從未設立學校的貴州地區設立義學。隨著改土歸流的推進，義學數量猛增。以雲南為例，據陳弘謀《義學匯記》記載，至雍正末年所設義學達到650餘所。

添設學官。清代雲南地區的學官，“府曰教授、州曰學正、縣曰教育，皆以訓導副之。其教學必習其禮事，明其經訓，示其程式，正其文體”。可知，學官職司推行儒家教化。雍正時期，政府在改流地區隨時添設學官，以保障儒化的需要。諸如雍正五年三月，在五開衛、銅鼓衛地區“添設教諭、訓導”；雍正十年（1732)，在鎮沅府、恩樂縣等地方，“設立鎮沅府教授一員、恩樂縣教諭一員”。

增加科舉選拔名額。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批准了鄂爾泰關於調整西南地區內部科舉取士名額的奏疏，其中規定貴州省文舉數額增加了6名，武舉增加了3名。此時科舉取士的名額，只是在西南區域內進行調整，並沒有增加。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舉人，赴京會試，郵程遙遠，非近省可比。朕意欲於落卷中，擇其文尚可觀、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數人，候旨錄用，以昭朕格外加恩之意。”根據這道上諭，清政府擴大了西南地區的會試錄取名額。

此外，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眾多，其儒學文化程度低，因而在科舉取士中時常出現缺額現象。為保證西南地區科舉取士名額，改善西南地區的文化風俗，雍正十一年（1733)，陳弘謀提出在西南地區開始推行入籍考試法：“臣愚以為，入籍考試之法，不但有益於人材，而且有益於風俗……如蒙聖恩俞允，應令雲貴廣西等省督撫學臣將彝多漢少人文寥落之處，造冊送部，分別進取，並請著為定例。”雍正帝批准了陳弘謀所提出的方案，意在使漢人入籍苗疆，對當地百姓進行儒家文化薰陶，使其從思想文化上發生轉變，以期從根本上促進當地文化的發展。雍正帝在西南地區推行的教育及文化措施，是在思想文化上進行的“改土歸儒”變革，對於西南地區的社會開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陳弘謀對此評價為：“於夷人之中，詩書禮法以破其愚頑，語言文字以化其礦野。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不出十年，生夷漸化為熟夷，熟夷漸化為漠戶，蠻煙癉雨之鄉，漸成宣告文物之俗矣。”西南地區的儒化政策，從深層次上加強和鞏固了邊疆與中央的統一。

三清代前期，隨著中國的版圖不斷擴大，中央加強了對邊疆的治理，二者間的聯絡也不斷地加強。這種局面的形成，源於順、康、雍諸帝在邊疆民族政策上不斷創新與突破。清入關後，諸帝破除華夷之辨，倡導“中外一體”、“滿漢一家”。如康熙帝下令廢除長城，合滿、蒙、漢為一體，欲建立“眾志成城”的人心長城。相較而言，雍正帝對於清代民族政策的形成與理論創新做出的貢獻是最大的。在《大義覺迷錄》中，他提出了嶄新的民族思想，即“六合大一統”民族觀。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大一統觀，強調“華夷之辨”與“內外之別”。這種思想觀念造成了中原與周邊各民族間的隔閡，導致了中央與邊疆聯絡的斷裂，因而清以前的歷代王朝均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邊疆民族問題。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統觀，則徹底破除了民族畛域，強調“中外一體”，將中央與邊疆緊密聯絡在一起，實現了中國歷史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即“六合大一統”。雍正帝在民族觀上實現了突破，促進了邊疆問題的解決。

雍正帝對西南地區的苗患的治理方略，採取了由“懷柔”為主到“恩威並用”，再到用武力強行推進改土歸流。這種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策略調整，是西南邊疆特殊形勢所決定。雍正朝初期，由於清朝政局的不穩固，再加上朝廷內外對改土歸流具有爭議，因而雍正帝對待土司制採取保守態度，試圖以恩德感化土司和苗民，然而收效甚微。隨著清朝政權的穩定，雍正帝開始加強對西南邊疆的控制，推行“恩威並用”的策略，實施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對於頑劣難以改造的土司地區，則採取了“立威”的手段，透過大規模的武力進行征剿。最終，西南改土歸流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中央對西南邊疆的控制力進一步加強。同時，政府也積極推進西南地區的社會變革，發展農業，推進儒家文化，打破了該地區的封閉狀態，意義深遠。

當然，雍正帝在西南邊疆進行改制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諸多問題。如推行改土歸流過程中的暴力鎮壓；推行墾荒過程中的地方官員虛報田數，加重百姓稅負；推行文化教育過程中的資源分配不均衡等。這些問題或加劇了當地百姓的困苦，或造成了當地社會發展的差異。雍正末年苗疆再亂，便是這一問題的反映。總體而言，雍正帝在西南地區進行的制度及社會變革，是對以“華夷之辨”為特徵的民族觀的一種摒棄，是對秦始皇提出的“三同”理論在邊疆的具體實踐，標誌著清代國家“大一統”的重大發展。此舉強化了西南邊疆與中央的聯絡，其影響極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