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武周朝參政女官群體並不是在女官制度之外形成的獨立系統，在制度上還相當不完善，其權力亦受到武則天嚴格控制，具有一定的侷限性。因此，武則天退位後，參政女官大多離開宮廷、放還初業，該群體亦隨之走向解散。
武周朝參政女官群體產生的原因武周朝參政女官群體的產生，與武則天以女主身份執政直接相關，受女主執政時期歷史環境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女官參政現象卻並非始於武周，而是至少在三國曹魏時己經出現。
女官參政的現象，最早出現於曹魏時期。《三國志》注引《魏略》載，魏明帝“常遊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說明魏明帝時，女尚書有協助皇帝處理行政文書的職能。
而“女尚書”這一女官稱謂，在東漢時己經存在。《後漢書 陳蕃傳》中，記錄了陳蕃的《上竇太后疏》，疏雲：“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
其中女尚書趙夫人指的是桓帝乳母趙嬈，根據趙夫人“諂事太后”的行為，可以推斷此職應為後宮較受寵信的內職，但其具體職責尚不能確定。
據此可知，東漢時期作為內職女官的“女尚書”一職，在曹魏明帝時被授予協助皇帝處理外朝奏事的職能，此舉可以視為女官參政現象之發端。
女尚書”位列“女職”第三等，品級並不算高，但墓誌資料顯示，曾任女尚書一職的女性，具有博學通達、富有文才的素質。據此可以大致推斷，女尚書很可能在後宮負責與文字記錄、禮儀顧問等方面相關的工作。《魏故御作女尚書馮女郎之志》的墓主馮迎男，“博達墳典，手不釋卷。
聰穎洞鑑，朋中獨異”，十五歲時蒙授女尚書，曾“干涉王務，貞廉兩存，稱蒞女功，名烈俱備”？。結合墓誌上下文對馮迎男的褒獎之辭可知，“千涉王務”在此並不是“干政”之意，而是與曹魏時期女尚書“典省外奏事”的職務類似，承擔協助皇帝處理前朝官員奏事的職責。
除馮迎男外，在北魏擔任過女尚書一職的還有王僧男。《女尚書王氏諱僧男墓誌》中，稱王氏“惠性敏悟，日誦千言，聽受訓詁，一聞持曉。官由行陟，超升女尚書，秩班品三。”
但根據墓誌所載，王僧男擔任女尚書期間，職責範圍主要在於服務後宮，“能記釋娘嬙，接進有序，克當乾心”，負責安排和記錄妃嬪覲見皇帝的事務，並沒有“干涉王務”等參政行為。
王僧男墓誌中不書其作為女尚書的參政經歷，說明北魏時期女尚書協助皇帝處理文書的職責，可能並未形成定製，偶有女尚書馮迎男“干涉王務”的行為，也只是依循曹魏傳統的少數情況。
北魏女官系統中，女侍中和女史亦挑選有文才和學識的女性擔任，負責處理後宮文書和文字記錄工作，同時為後宮典禮、禮儀等事宜提供建議和諮詢。
此外，女侍中多由宗室、功臣、外戚家族女子擔任，甚至成為了北魏貴族身份的象徵。在北魏常以太后臨朝的政治傳統下，女侍中、女史等女官很可能起著溝通內外朝的作用.
但從傳世和墓誌資料中看，女侍中和女史的職責依舊是“典內事”，活動範圍也以內宮為主，其參與外朝政務的程度和影響應該比較有限。
從傳世文獻中看，太宗本人也的確比較信任品秩較高的宮官，宰相杜如晦、高士廉卒後，太宗都曾敕尚宮前往其家進行慰問、弔祭。
儘管太宗相對比較重視女官能夠發揮的作用，令其參與了一些職責以外的事務，但此類女官數量十分有限，有機會接觸到政務的也僅有郝氏一人，可見此時女官參政的現象仍只是少數特例。
綜上，女官參政的現象出現於曹魏時期，在北魏常以太后臨朝的歷史背景下時有發生，唐太宗時，亦有女官深得信任而得以參與朝政。
但這些參政的女官數量比較有限，尚未形成定製和規模，具體工作執掌並不明確，其參政職責也未能發展成為固定職權。
因此，曹魏、北朝及太宗時期的女官參政現象，只是根據執政者需要而產生的個別行為。但該現象無疑對武周朝女官參政的現象有所影響，為武周朝參政女官群體的出現，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傳統。
武周朝參政女官群體產生的原因一方面，繁巨的日常行政工作，使武則天亟需有能力的官員輔助其處理政事。女主與女官本無性別差異，又無內外之別，對於武則天來說，啟用一批有才能學識的女性作為女官，在內廷侍奉左右、輔助行政，比宣召男性官員進入禁中的政務處理方式更加自在和便捷，更能滿足其在內宮隨時處理政務的需要。
此外，女官群體身處禁中，直接奉武則天之命行事，與外朝官員的接觸非常有限，很難與外朝勢力相互勾結，有利於在政務工作環節中，高效、迅速地落實其意旨。總之，武則天提高行政效率的實際政治需要，是促使參政女官群體產生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雖然女官參政的現象自曹魏時就已出現，但女性參政在制度上並不具備合法性，因此只能作為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策，難以形成規模。
武則天上臺後，皇權性別的改變，無疑為女性政治活動打開了“制度通道”，使女官參政規模的擴大成為可能。因此，女官參政有個別現象，形成了武周朝的“參政女官群體”，擁有了比較固定的職權，與內官、宮官的工作職責和性質呈現出比較明顯的差異。
曹魏至唐代女官參政現象的淵源，構成了武周朝參政女官產生的背景；武則天實際的政治需求，則直接促成了參政女官群體的出現。
同時，武則天獨掌朝政的權威，使得其徵召參政女官的行為並沒有遭受阻力。以上因素，共同構成了武周朝參政女官群體的產生條件，使得武周朝女官參政的規模和程度較前代均有所加強，參政女官擁有了與其他女官截然不同的職權範圍。
武周朝參政女官權力有多大1、司馬慎微之妻李氏
司馬慎微妻子李氏，是武周朝參政女官中，參政經歷和工作職責最為清楚的一位。司馬慎微本人仕途十分平淡，僅官至梓州通泉縣尉，卒於調露二年（６８０），時年四十八歲。但司馬慎微之妻李氏，卻在其死後迎來了不同的人生際遇。
按墓誌所載，李氏“曹大家之詞賦，譽重寰中；衛恭姜之志節，名流海內”＇不僅頗具文學才華，而且因文才享有良好的口碑和聲譽。然而，真正使李氏命運轉折的關鍵因素，卻與武則天稱帝的背景密切相關。
《司馬慎微墓誌》中有言，“載初年，皇太后臨朝求諸女史，敕穎（潁）川郡王載德詣辟召侍奉”李氏作為享譽地方的才婦，正是由此次召闢進入宮中，進而為武后所用。
從時間線索來看，年號“載初”的應用時間是公元６８９年１１月至６９０年８月，此時正是武則天稱帝的之前半年。就載初年間的政治環境而言，武后此時己大權獨攬，為稱帝做著最後的準備，可以根據個人政治需要，公開徵召和選拔“女史”，將其納入宮廷行政隊伍當中。
根據《司馬慎微墓誌》所載，李氏入宮後頗受重用，被委以草詔制敕的職務，“宸極一十五年，墨敕制詞，多夫人所作。”武周朝國運十五年間，大多數詔敕均出自李氏之手，其辭不免有諛美墓主的誇張成份，但說明李氏應該在政務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而草詔制敕的主要工作內容，是按照皇帝意旨撰寫行政文書，代表皇帝旨意釋出“王言”，是政務執行中非常重要工作環節。與朝廷其他官員相比，執掌草詔的官員與皇帝的關係甚為緊密，不僅有機會接觸到機要政務，有時還參與商議政事，充當顧問侍從的角色。
武則天執政以前，此項工作均由皇帝信任的男性官員承擔，從未有過女性執掌草詔的先例。Ｔ墓誌中雖然並未顯示出李氏有參議政事的行為，但執掌草詔的工作內容，己顯示出了其作為武周朝參政女官的特殊身份。按墓誌所載內容，李氏參與外朝行政事務的事實確定無疑。
據此可以推知，武則天“求諸女史”的行為目的相當明確，即召闢一批富有才學的女性輔佐朝政，
以滿足日常行政工作之需。問題在於，李氏是以何種身份名位履行參政職責的呢？墓誌稱“女史”是武則天徵召參政女官的名目，因此“女史”詞需要重點加以分析。女史是內宮女官的官職名稱之一，史籍中對此職的記載始見於《周禮》.
其職責為掌王后之禮，同時執掌內宮書記，通常由德才兼備、通曉禮儀和文書的女性擔任漢魏西晉時期，女史的職能與《周禮》記載差別不大，其主要活動圍繞皇后妃嬪開展，在後宮的地位並不高。南朝帶有女史稱謂的女官名目繁多，其職責亦限於負責內宮各項事宜。
唐代初年，女史被納入宮官系統，六尚二十四司下皆設女史，主要負責掌執各司的內宮文書，但唐代女史並沒有品級，屬於女官中的“流外之官”，因此地位較低。
從工作內容來看，雖然歷史上女官系統中的女史，都從事著與文字記錄相關的工作，但執事範圍僅限子內宮，品級地位並不出眾。
而載初年間由武后徵辟的“女史”，可以承擔一定的政治職能，顯然與從事後宮服務工作的女史指涉不同。然而，考慮到墓誌措辭的文學化特點，《司馬慎微墓誌》中的“女史”一詞，也很有可能是對富有才識女性的泛稱。
綜上，武則天敕令招募的“女史”，極有可能是一種參政女官的專有名目；也有可能是將參政女官暫時委以宮官女史之名；還有可能是僅是對才女的褒譽之辭。
由於材料有限，武周朝是否出現了一種區別於宮官女史、專指參政女官的“女史”稱謂，目前尚不能定論；但武則天曾招募才婦入宮輔佐政務，卻是確鑿無疑的事實＾而從墓誌資料看，在載初年間被以“女史”名義召入宮中的女性，並非僅有李氏一人。
2、殷履直之妻顏氏
顏真卿祖輩、殷履直之妻顏氏，亦在武則天稱帝之前因才學被徵辟入宮。根據記載，顏氏（殷夫人）出身名門，是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的玄孫，初唐秦王府記室顏思饞的曾孫，擁有淵博的經史知識，所謂“精究國史，博通禮經，問無不知.
德無備琅琊顏氏一族，興起魏，憑藉文化顯名立身、躋身十族，東北朝至初康時期逐漸興盛，發展成為以文化著稱的世家，顏延之、顏之推、顏師古等名士大儒皆出其門。顏氏良好的學識修養，應該與其家族的文化風氣浸染有直接關係。顏氏神道碑中，還有“其在家也，九族仰其壺儀；
其移天也，六姻賴其任恤”的記載，說明其出嫁前後，均因才華享譽宗族。顏氏既出身文化名門，又在家族中具有聲譽，可知其應該是地方上頗具名氣的才女。
敘述顏氏的文學才華和聲名之後，神道碑緊接著記載了其被武則天徵召入宮的經歷，稱“天后當寧，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召置左右，不遑顧復。”
根據以上文字，可以明確顏氏是憑藉“彤管之才”，滿足了武則天招募女史之選，因此得以進入宮廷。神道碑文中“天后當寧，旁求女史”的內容，與《司馬慎微墓誌》中“載初年，皇太后臨朝求諸女史”的記載幾乎完全吻合，二者所指應是同一事件。
換言之，殷夫人顏氏與司馬慎微之妻李氏，應該同於載初年間,被武則天召入宮中。而兩人皆具有才識過人、頗具聲譽的特點，則正是其被招募入宮的共同原因。
雖然《顏君神道碣銘》中，並沒有敘述顏氏入宮後具體執掌之務，但結合司馬慎微之妻李氏的經歷、顏氏本人的學識、以及武則天的執政需要來費，殷夫人的工作內容應該不同子－般女官，而足作為專門闢用的參政女宵，承拘著輔助武則天處理政務的職貴。
值得注怠的足，《顏祌道碣銘》與《司馬憤微墓誌》寫作時間樸丨去較遠，卻均以“求諸女史”作為顏氏、李氏的入宮背景，說明兩篇文章中有關“女史”的表述，可能並非墓誌寫作者筆下泛指才女的巧合，而正是武則天徵召才婦入宮時的真實名目。
筆苕據此認為，“女史”一詞，在武則天稱帝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一定程度介入政治的總義，與隸厲宮打系統的女史相比，武則天執政時期足否形成獨立的參政女燈系統，“女史”足否為該系統內參政女貸的專稱，前還難以確定，只能冇賴更多出資料來進一步證明。
武則天臨朝執政後，為滿足實際政治需要，從宮廷和地方內選拔了一批才婦作為參政女官，輔佐其處理日常政務。然而“軒宮多事”？，朝廷行政事務相當繁雜，僅草詔文書一項，外朝便設有中書舍人六人，自高袓以來，皇帝還會委任若干近臣分值此事，由此可見政務工作量之巨大。
為了與朝中繁巨的政務工作相適應，武周朝參政女官的需求應該亦不在少數。以徵召為主的方式“求諸女史”，未必能滿足武則天日常政務需要。換言之，武周朝應該有教育、訓練宮廷女性，使其儘快成長並具備參政素質的迫切需求。
從武周朝內文館的擴張情況，便可以瞭解到武后為提高宮廷女性素質進行的嘗試，為參政女官群體規模的擴大奠定了基礎。儘管資料尚不夠充分，本文仍大膽推測，武周朝參政女性群體應當有所擴大。
內文學館的擴張，主要表現在學士數量和教授內容的豐富上。
一方面，武則天執政之後，內教博士數量由一人擴充至十八人。據此可以推測，接受教育的宮人規模，應該亦以學士數量擴張的比例急劇增加。
另一方面，內文學館的教授內容以武周朝為界有明顯區別。根據宮人工作內容可以推斷，武周朝以前，皇帝對宮人素質要求並不高，因此內文學館所提供的大約只是為內宮行政庶務服務的的技術性訓練。
如意元年（６９２）以後，內教博士的授課內容有了極大豐富，教授範圍不僅囊括了經、史、子、集傳統教育內容，還有書法、老莊、律令、籌算等諸多技藝，同時也注重培養宮人的文學才能。這一舉措顯然意在從各個方面提高宮人素質，使其在承擔內宮事務的基礎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協助武則天分擔部分行政工作，滿足其在內宮處理政務的需求。
武周朝內文學館規模的急劇擴大，反映了武則天對於參政女官需求的增長；此一時期，內教博士數量之多、質量之高，開設科目之廣泛，皆達到空前的程度。
習藝館的規模和質量，皆有利於提高宮人的文學才能和學識素養。武則天能夠根據實際需求，從中挑選素質優異者，協助自己處理部分行政事務。總體來說，武周國柞十五年的時間裡，武則天對宮人的文化教育給予了相當重視，內文學館的規模和質量均有所提升，為參政女官群體規模的擴大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