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李純繼位不久，元和元年（806年）正月發生一件大事：前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的副使劉闢回到蜀地後，意圖擅自接替正使職務稱留後，出兵對付東川節度使李康，把他囚禁，西蜀很有成為像北方那些不聽命藩鎮的危險。鑑於德宗平藩鎮一路跌跌撞撞，加上蜀地歷來號稱天險，確實需要慎重。

年僅十七歲的憲宗得到元老大臣杜黃裳支援，認為劉闢不成大器。更重於的是，朝廷不能沒有西蜀這個財富之地，天下各地藩鎮林立，很多隻是表面遵從朝廷，假如西蜀再這樣，那麼京師失去後方錢糧供應，大唐前途堪憂。憲宗覺得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堅定討伐劉闢的決心，並接受建議派遣神策軍大將高崇文出兵，為了尊重大宦官俱文珍，讓其負責監軍。

唐憲宗畫像

高祟文出身河北幽州（被視為渤海高氏後裔，當然屬於唐代延續門閥習氣的點綴），本為平盧軍將領，代宗出奔陝州，有過營救之功。德宗平定各藩鎮後，高崇文跟隨韓全義入神策軍行營，尤其在貞元五年（798），以區區數千人在佛堂原擊破吐蕃三萬眾立下大功，受封渤海郡王，後加開府儀同三司，最終接替韓全義為西北夏、綏、銀、宥四州節度使。

正因高崇文在代宗、德宗時有過出色表現，得到朝野信服，高崇文領軍南下西蜀，順利解決劉闢。李康提出要雪恥，俱文珍指責他不能抗擊敵人反而將其殺了。凱旋後，俱文珍因功升遷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總管宮內事務。後與眾宦官不和，離開宮廷到元和八年病故。

高崇文在西蜀發掘不少原來韋皋手下的官員，薦房式、韋乾度等人。段文昌也在蜀中，但高崇文當時並沒有推薦他，而是回到朝廷的李吉甫深知段文昌有大才，決定提攜他。不過，筆者認為可能沒那麼簡單。

高崇文離開西蜀，正是段文昌的親家武元衡來接替。武元衡與李吉甫的關係很好，武元衡又是段文昌岳父，所以具備疏通關係的機緣。而段文昌之所以能夠嘗試疏通，源於段文昌早在李吉甫在忠州做刺史（今重慶忠縣一帶）時就以詩文去拜會過，相隔數年可能李吉甫不會有太深印象，需要有人提醒才想起提拔，這個中間人，應該就是前去西蜀坐鎮節度使的武元衡。

高崇文返回京師，於元和四年（809）身故，年六十四歲，追贈司徒，賜諡號“威武”。他的兒子有兩個或三個之說，且名字互相矛盾，但孫子高駢後來還是晚唐有重要作用的人物。

順宗李誦及俱文珍都在元和前期身故，由韓愈撰寫的《順宗實錄》對大宦官俱文珍不少褒辭，反而對順宗短暫的皇帝生涯很多批評，引發後世很大非議。不僅如此，俱文珍生前，韓愈對他刻意攀交情。很早就作詩歌頌俱文珍，如《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並詩是無法否認的。當然，客觀來說俱文珍在地方監軍確實有能力，也用人得當，所以才會提升很快。

之後寫《永貞行》又稱二王八司馬為“小人乘時偷國柄”，“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要知道八司馬中像柳宗元、劉禹錫與韓愈到底交情怎樣，尤其韓柳千百年一直並稱，但說一句至少他們是文友恰如其分，如此形容他們，顯然韓愈不可能隨便為之，的確他站在俱文珍一邊，對順宗及二王八司馬有相當大的意見。

說到整個唐代的文學，韓柳都是無法繞開的座標，可關於韓柳的交情實在誤解很多。前半生中，柳宗元和韓愈並無太多交集，但他們認識的確很早，在科舉進士期間就已經認識，韓愈是貞元八年，柳宗元是貞元九年，柳宗元比韓愈小五歲。且不說當時參與王叔文的是非，韓柳一生多數時候的志向興趣都不同。

比如韓愈是堅定的儒生，而柳宗元卻開明得多，崇佛一面還比較突出。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柳宗元的家族堪稱崇佛之家，父親柳鎮、岳父楊憑都是天台宗俗家弟子。多年來受他們影響，柳宗元的許多碑文、塔銘、序文都專為寺廟所寫。如《嶽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就是受岳父楊憑之託而作，碑文寫完接著又寫了一篇《陰記》。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時曾重修大雲寺，撰有《柳州復大雲寺記》。而韓愈在貶謫期間，眾所周知還堅決上書反對憲宗迎佛骨，幾乎丟了性命。

韓愈連環畫

柳宗元和劉禹錫前面交情更深，一度稱得上志同道合。哪怕談論“天”這個哲學和唯物觀混合的意象，他們與韓愈的分歧也很大。柳宗元有《天說》，劉禹錫有《天論》，這個論說的大背景就是柳宗元批評韓愈唯心色彩的學說，痛批老天能“賞功而罰禍”的幼稚觀點。

柳宗元主無神論，反封禪；韓愈崇儒雖然說不上多麼錯誤，但他的為人表現一直很功利，他請封禪意圖討好憲宗，好比他寫《順宗實錄》和《永貞行》流露的觀點也很明顯。韓柳論史官，論為師，論從僧遊種種看法見解全都不同於柳宗元。

由於多年以來，韓柳幾乎被認為是推動古文發展的主力，這一行為初衷也被解釋為意圖透過一些論說文字恢復純正的儒家思想，即便都是崇儒，韓柳雙方也有很大分歧。

後來從清代到五四時期，再到新中國以後的近百年裡，韓愈一直被各種批評，柳宗元一直被稱頌，雖然不同歷史階段的出發點不同，甚至有不少誤讀成分（比如六七十年代在韓柳二人身上能找到儒法之爭的矛盾），事實上都公認韓愈的文和人是頗為割裂的，也就是儒家精神所推崇的種種，韓愈並沒有做到。柳宗元並不像韓愈那麼只推崇儒家，反而他的文和人比較統一，符合儒家士大夫的高潔品格，千百年來才一直被後人景仰。

在思想根源上，韓愈推崇所謂道統，唯心色彩很重，這是繼承漢代以來儒家神學化、迷信化的古板特色，標榜孔子是“通天教主”（就是後來明代著名小說《封神演義》的大反派），這也是當時論天的背景。

柳宗元在儒學方面比較開明，之所以參加王叔文的團隊，就是希望實行“致君堯舜上”的現實角度。他曾向儒士陸淳求學，另一志同道合的呂溫也是陸淳弟子。而陸淳又是經學家啖助弟子，是唐代《春秋》學的重要傳人，他們都不是刻板的尊周，柳宗元在貶謫以後寫《六逆論》就是批評古板的用人和評價人才的觀念，他的古文始終充滿求變的精神，在復“古”的形式一面可能比韓愈還深奧難讀，柳宗元的用典經常多過韓愈。

柳宗元連環畫

韓愈的《原道》《師說》等文章堅持闡明道的重要，比如闡發孟子“浩然正氣”等內容。儒學本來只是古代各種學問之一，但後來不少人有鑑於儒學的沒落，為了恢復其地位，把儒學的功用往往加油添醋地“神化”，所以像韓柳兩人在學術觀點上是有重大分歧的，《天說》是最重要的思想論據。

從柳宗元自身出發，某種意義上，他代表唐代文化包容多元的一種典型。之後到宋代古文，儒家學說被進一步正統化、理性化。那麼，在中唐階段柳宗元與韓愈之間的大辯論，正為宋代理學的出現奠定最重要的一環。柳宗元為儒學去神學化，還原思想本質的意義正在於此，可見陳弱水《柳宗元與唐代思想的轉型》一書對韓柳關係與思想特點的分析。

另一方面，柳宗元和劉禹錫的關係，兩人從年輕時就要好，據說一起向皇甫閱學習書法，同為貞元九年進士，還一同結交王叔文扶持太子李誦。雖然沒多久就同遭貶謫，劉禹錫要侍奉母親，柳宗元主動提出互換，自己去永州，足見那種肝膽相照的義氣。

柳宗元不管是在永州還是更遠的柳州，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都堅持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整頓風俗，取消弊端。如針對買賣奴婢，柳宗元實行奴婢做工積累時間，最終可以透過努力恢復自由，這就是真正儒家寬仁為懷，重視民生的體現。柳宗元被貶之後，與韓愈的書信詩文往來才逐漸增多。

韓愈的確關心問候柳宗元，但柳宗元從不提及無辜或委屈，這是韓愈、劉禹錫終生無法企及的。像劉禹錫剛到湖南朗州，就向受憲宗加封宰相的杜佑套近乎，寫長信《上杜司徒書》洋洋灑灑表示受到冤枉和蠱惑，希望杜佑能看在自己曾為他當幕僚的份上施加援手，跟著還向李吉甫拉關係。

劉禹錫畫像

劉禹錫透過詩文結交像武元衡、裴度、令狐楚等實力派大臣非常頻繁，與另一著名詩人白居易相交，甚至超過早年和柳宗元的交情。到晚年穆宗長慶二年在夔州寫《謝上表》，提到貞元末年的王叔文稱弄權之輩。在《子劉子自傳》提到對方更貶稱“寒酸王叔文”，對早年投身順宗李誦的往事顯得十分懊悔。雖然劉禹錫有才，論風骨比柳宗元差太多了。

元和十一年（816），韓愈透過裴度賞識，官拜中書舍人轉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不久拜刑部侍郎，跟隨裴度討淮蔡，終於漸漸升高地位。韓愈在袁州刺史離任時，曾舉薦當年八司馬之一的韓泰，對文學上號稱摯友的柳宗元一字不提。並非韓愈不當柳宗元是朋友，問題就是他們之間的交情恐怕並不是後人想象那種志同道合的親密摯友。

韓愈對平定淮西這等大事非常積極，居然孤身前去說服毗鄰淮西的汴宋宣武軍韓弘出兵相助，包括提出以千餘人突入蔡州擒獲吳元濟，足見韓愈的確有膽色，也有眼光。最終都知道是由李愬出色完成任務，令韓愈沒能親自立下大功，始終耿耿於懷。

鬧得沸沸揚揚的《平淮西碑》風波，就是韓愈所寫碑文只為他的伯樂裴度說話，絲毫不提李愬的功績，可見他的“鬱悶”，甚至碑文都忘了要給皇帝留面子。韓愈為獲得上級歡心太過功利，最終憲宗也對韓愈不滿，又讓段文昌重新寫碑文，還提拔加制誥。

以上種種就可以看出，韓愈絕不是偶爾或無心，生平始終都如此。甚至拿錢說一些違背原則的話，實在有損儒家士大夫的名聲，這就是後世很多人都批評韓愈的關鍵。之前貶官江陵，荊南節度使裴均看重韓愈，對他比較好。裴均死時聲名狼藉（他為裴行儉、裴光庭一門後人，史稱荒縱無法度），使重金也沒人肯為之作銘。韓愈竟“為序餞鍔（裴均之子），仍呼其字”表示關係親近，為此遭大臣批評。

柳宗元畫像

柳宗元貶謫以後，因無人提攜，最終早逝，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裡稱：“士窮乃見節義”，對柳宗元的人格由衷欽佩。論文學水平他們可以切磋高下，可韓愈一生推崇儒家的精神道義，飽嘗浮沉，於節操品格這一點他和劉禹錫等註定不及“獨釣寒江雪”的高士柳宗元。

元和二年（807），杜黃裳出鎮河中府，李吉甫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始協助憲宗積極求治。杜黃裳年過七旬，雖然老成持重，但已經不符合憲宗的雄心。

關鍵杜黃裳是韋執誼岳父，韋執誼從元和元年就被貶崖州（今海南島三亞），經常唸叨營救女婿，臨終前還上表（杜黃裳死於元和三年）。憲宗雖然對杜黃裳很尊重，對韋執誼參加王叔文一夥卻很不滿（當時憲宗李純才二十歲，畢竟還是血氣方剛），元和七年韋執誼死於海島，僅四十八歲，這才同意將其歸葬家鄉。

這一年還有一場危機，就是宗室李錡在潤州準備起兵，幸好沒有釀成大禍。李錡屬於比較遠的皇親，是高祖李淵的從兄弟，比較有名李神通後人。在德宗年間為潤州刺史，兼浙西觀察使、鹽鐵轉運使，屬於掌管蘇杭湖一帶經濟的肥差。德宗到憲宗是唐代財政最艱難的時期，巴蜀和江南是支撐唐朝的支柱。李錡這個職務可見非常重要，可他在那裡非常貪婪，利用經濟之便私下武裝了親兵，培植勢力。

順宗在位雖然只有半年，但為調整弊端做了各種努力，尤其王叔文字人就主要抓住財賦這一根源，免去李錡的觀察使和轉運使職務，為了安撫，另安排浙西節度使頭銜。憲宗繼位，李錡一直疏通希望恢復轉運使職務，沒有獲得同意，李錡就謀生反抗之心。

但李錡本屬宗室紈絝子弟，哪有什麼韜略或能耐。當各地兵馬在往潤州進發時，屬下張子良已經聯合李錡外甥裴行立將其擒獲，李錡和兒子李師回押赴京師問斬，妾侍鄭氏、杜氏入宮。這兩位妾侍在晚唐都很出名，鄭氏被憲宗一度寵幸，生下的兒子就是後來的宣宗李忱。而杜氏被憲宗兒子李恆收納，後來李恆為穆宗，杜氏負責照顧皇子漳王，但漳王捲入風波被貶，杜氏流落民間，被大詩人杜牧寫進詩歌哀嘆，就是著名的《杜秋娘詩》。

李吉甫之前外放十餘年，深知百姓疾苦，鑑於藩鎮貪婪，便奏請皇帝讓節度使屬下各郡刺史負責理事（為後期藩鎮軍劃歸刺史掌握奠定基礎）。李吉甫還建議禁止州刺史擅自謁見本道節度使，禁止節度使以歲末巡檢為名向管內州縣苛斂賦役。

李吉甫瞭解憲宗的目標，拉開元和年間解決藩鎮的大幕。在高崇文平定劉闢後，李吉甫就建議高崇文、嚴礪分別節度西川（治今四川成都）、東川（治今四川綿陽市三臺縣），使兩川相互制衡。他在一年多時間內調換了三十六個藩鎮的節帥，使得節度使難以長期有效地控制某個藩鎮。

李吉甫回京師一年多，氣象大為改觀，憲宗非常欣賞。元和三年科舉考試，李吉甫卻無心惹出一段著名公案。當時，李宗閔、牛僧孺、皇甫湜等幾個士子不約而同借考試發表對時局的議論，為長達四十多年的朝臣派系紛爭點燃導火線。

不過李吉甫當時風頭正勁，對士子文章很敏感，認為就是借題發揮，把李吉甫同德宗時期負責理財的“小人”聯絡起來，擔憂會影響他的宏圖大業。一時欠缺考慮就把幾個新人統統貶謫出去，結下所謂牛李兩大陣營的恩怨。

畢竟李吉甫這一魯莽行為反而落下口實，感到身處是非旋渦，就推薦裴垍為相，出任淮南節度使。裴垍正好接手調整稅收，獲得憲宗讚賞。跟著裴垍推薦了李絳、韋貫之、裴度、李夷簡等人，全都為宰相。而李吉甫在地方三年也做了許多好事，領民眾修築富人塘、固本塘、平津堰（在江蘇高郵）等工程，灌溉農田萬頃，還奏請朝廷免去當地百姓數百萬石欠租。

舊唐書

元和六年（811），裴垍病重，憲宗又把李吉甫召回任宰相。經過數年深思熟悉，從開源節流角度建議裁汰繁冗官員。唐憲宗採納，減少官員八百餘人、屬吏一千七百餘人。同時建議把宗室婚嫁收歸自主，當時宗室嫁女基本由內侍宦官掌控，為所謂門當戶對，全要賄賂宦官才能達到目的。唐憲宗同意給諸王之女統一升為縣主，有朝廷有關部門安排嫁娶，避免宦官從中謀私。

在這期間，唐憲宗李純完成了第一次對河朔藩鎮動武，結果花了一年多時間，卻灰溜溜的收兵。

歷來評價憲宗李純，都認可他志向遠大，力主削平藩鎮，也因為大體做到一些成績，認可元和年間的中興。但是，憲宗作為一個比較傑出的皇帝，真是一個不切實際的人嗎？對於唐代藩鎮的出現已經幾十年的事實，憲宗時期的軍力財力都非常有限，如何可以一蹴而就？

憲宗需要清醒判斷的是，到底是要徹底解決天下所有藩鎮，還是重點削平幾個出頭不服朝廷管束的藩鎮，然後以此重塑朝廷威權？顯然，憲宗真正著手的是後者。可以看到，元和年間主要對付的就是成德、魏博、淄青平盧、淮西幾大地方，與德宗年間並無什麼區別。

當時成德節度使王士真（為德宗四鎮風波後期歸順的勇將王武俊長子）於元和四年（809）死，年五十一歲，兒子王承宗被軍士推舉自領留後，向朝廷申報，長時間沒有迴音。當時其他淄青平盧勢力壯大（算是合併為一個藩鎮），李師道從兄長李師古接任時憲宗剛繼位，無法對其處置。王承宗這邊等來服軟的跡象，還表示讓出德州和棣州，局勢看起來對朝廷有利，憲宗就想拿成德鎮作為一個突破口，這才冊封為成德節度使等頭銜。

憲宗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期作為監督，分管德州和棣州（轄區變化比較大，北朝屬於滄州樂陵郡，隋代始設棣州，從原渤海郡分出一部地方，偏今山東濱州市境內）。薛昌期為薛嵩第六子（薛嵩是初唐名將薛仁貴之孫，參與安史，著名說唐系列演義小說《薛剛》的人物原型，史朝義失敗後，薛嵩領相衛等州歸順），這時田季安聯絡王承宗，認為獻出兩州地盤可虧大了，王承宗確實心有不甘，就私下囚禁薛昌期不讓他赴任，重新佔據德州、棣州。

憲宗大為震怒，於是削奪王承宗官爵，派心腹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領軍討伐，聚集河東、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等六鎮兵馬協助討伐，號稱二十萬進軍成德鎮。

魏博鎮田季安、昭義軍盧從史實際都不肯出力，私下聯絡王承宗，甚至盧從史的軍中每晚都賭博遊戲。當然，吐突承璀毫無軍事才能，盧從史本就是透過疏通吐突承璀啟用效力，害得神策軍將領酈定進戰死。憲宗非常惱火，宰相裴垍建議令吐突承璀逮捕盧從史，吐突承璀約盧從史賭博，暗中埋伏壯士生擒盧從史，押往長安問罪，次年流放途中賜死。

這一次出動征戰大半年勞而無功，吐突承璀只能灰頭土臉回去覆命。此前吐突承璀領軍出征，朝中就有不少反對意見，以新近翰林學士白居易最為激烈。憲宗起初信心滿滿，將近一年疲軟，反對聲音又起，還是白居易最為突出，認為對王承宗繼續用兵只會拖延時日，耗費錢財，建議罷兵。

憲宗當然不肯聽從，戰事又拖了幾個月，王承宗上表把責任歸罪盧從史的挑撥離間，並表示願輸租賦，許其悔過自新。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也上表說情，憲宗為了緩和局面，避免周邊藩鎮與成德又匯聚一起，就同意王承宗兼管德、棣二州，因此，這一次對藩鎮動武要算失敗收場。

影視劇中的田季安

時任翰林學士的李絳要求嚴懲領軍的吐突承璀，可他是李純從皇子時就跟在身邊的心腹，只貶為軍器使作為象徵性處罰。隨後還外放做淮南地區監軍，到李絳死後又回到京師繼續受寵。

元和七年（812），魏博鎮田季安病逝，年僅三十三歲，其子田懷諫繼任。季安按說是字，本名貌似田夔，但史書基本都稱田緒兒子以季排行，比如他兩個哥哥是田季和、田季直，沒有留下本名。

田懷諫的排行頗有爭議，他有田懷理、田懷詢、田懷讓等一眾兄弟，《新唐書》認為他和父親田季安一樣是幼子，《舊唐書》卻認為是長子，考慮到田季安的成長背景和婚嫁情況，雖然田懷諫是嫡妻元氏所生，但恐怕是幼子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不過，就算是長子接班也不到二十歲，要控制魏博軍有相當難度。

魏博鎮從代宗開始，就要算唐代中期以後的歷史故事最重要的配角。田季安之父田緒是田承嗣親子，殺了繼承田承嗣事業的從兄田悅奪回魏博鎮基業。

田緒尚代宗第十女嘉誠公主（貞元時安排，出嫁時德宗親自送別長安，在望春亭為嘉誠公主餞行）。嘉誠公主雖嫁給田緒，但沒有生孩子，田緒為人粗鄙，公主嫁他本出於籠絡和監管，兩人關係並不親近。由於公主看出田季安為幼子很得寵愛，所以親自管教，希望為田家培養一個忠誠唐室的接班人。

田季安繼承田緒位子時只有十五歲，嘉誠公主在的時候，他還很小心謹慎，元和初公主薨逝，田季安開始肆意妄為，發洩多年的壓抑。當時擔任衙內兵馬使的田興（也是田承嗣的侄兒）經常規勸，田季安很反感，認為收買人心，貶去地方任職，甚至還不安，想借故害死他，田興以偽裝風溼病躲過一劫。

由於田懷諫接班也年幼，田季安的夫人元氏希望眾人擁戴，上奏朝廷稱留後。李吉甫勸憲宗出兵收復魏博，推薦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但另一宰相李絳反對，李絳為人剛正不阿，人品其實無可挑剔。

誰知朝廷還在辯論糾結的時候，魏博那邊已經發生變故。田興受田懷諫招攬，回到魏博希望安撫局面，田懷諫想借重田興幫助處理事情。結果另一心腹蔣士則經常壞事，眾將都很痛恨，決心擁戴田興為主帥，殺蔣士則等一夥十多人，佔據節度使府衙。

田興上奏朝廷有意歸順，唐憲宗也感意外，但田興肯尊重朝廷，又得軍中支援，就讓田興為魏博節度使，改名田弘正。田弘正成為幾大藩鎮少有主動表忠心的，尤其魏博自田承嗣數代以來都給朝廷添亂，受周圍不少藩鎮拉攏，所以憲宗對魏博不再像之前成德那麼魯莽，採取比較現實和穩健的策略。讓田弘正負責魏博鎮，至少這一河朔重鎮暫時沒有危險了，田懷諫母子則遷往長安居住。

在李吉甫與李絳都在朝廷期間，不少史書記載他們關係不和，經常爭吵。但這個時候談不上互相針對，他們之間並非意氣之爭。李德裕後來在文集中對此有過分辨，不少人覺得他是對父親迴護，但若分析唐代朝臣爭論的發展，李吉甫等大臣在憲宗時的局面和文宗、武宗、宣宗時的局面絕不一樣，李德裕的說法有一定可信度。

李吉甫又繪製《河北險要圖》呈獻，憲宗將地圖掛在浴堂門壁上，每逢議論河北局勢，都對李吉甫大加讚揚。李吉甫在地理圖志方面是有重大貢獻的人物。很早就志向遠大，留心各地地理，最終在元和八年（813）完成《元和郡縣圖志》，這是國內現存最早的一部地理總志。

這部圖志繼承發展了漢魏以來地理志、圖記、圖經的優良傳統，除了記錄地理各項內容，還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貢賦等內容，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總志所沒有的，李吉甫的這個創新在後來的地理志、地理總志都有所繼承。

李吉甫於元和九年（814）病故，年五十六歲。之前李絳也因為腿腳有病調離相位，安排為禮部尚書。憲宗繼位後前往西川治蜀七年的武元衡於元和八年回朝拜相，接手李吉甫的任務，由於魏博鎮這一要害比較順利地解決，唐憲宗開始準備大展拳腳再動手處理其他藩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