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一場冠以“昭和維新”之名的政治風暴伴隨著凌晨時分的漫天大雪降臨日本東京，來自第1師團步兵第1、3聯隊以及近衛師團近衛步兵第3聯隊等部的1400餘名官兵荷槍實彈，打著“尊皇討奸”的旗號襲擊了包括首相官邸、陸相官邸、陸軍省、參謀本部、警視廳、朝日新聞社等諸多地點，刺殺了內大臣齋藤實、財政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一批軍政要員，要求實施國家改造，這就是日本現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六事件”。經過四天對峙後，政變部隊被迫投降，策動、領導政變的少壯派軍官受到軍法審判，處以極刑。儘管這場政變以未遂告終，但影響極為深遠，被視為日本建立軍部獨裁法西斯體制，全面走上戰爭道路的重要節點和標誌性事件。
雖然二二六事件本質上屬於日本國內的政治衝突，但不可能不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尤其是當時與日本關係緊張的美國。實際上在政變之初日本方面一度認為美國大使館也是叛軍的目標，並向使館派出了衛戍部隊，構築防禦工事，預防襲擊發生。那麼，在美國人眼中這場震驚日本朝野的軍事政變是個什麼樣子？他們又抱何種看法？這些問題恐怕要數時任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的經歷與觀感最具代表性。作為資深外交官，格魯自1932年起出使日本長達十年之久，對戰前的日本軍政界非常熟悉，人脈深厚，見多識廣，論對日本的認識在美國政界無出其右，他後來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那個驚心動魄、波譎雲詭的時刻。
當時在東京的外國人中，格魯是最早獲得政變實情和近距離觀察事態的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政變前夜，格魯在大使館設宴款待內大臣齋藤實夫婦和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夫婦等人。格魯履任駐日大使時正逢齋藤實擔任首相，兩人私交甚篤，格魯認為齋藤是一位溫厚可敬的政治家，並希望藉助他的威望化解日美之間的矛盾。當晚，格魯還特意挑選了最新的美國影片為來賓們放映助興，齋藤、鈴木等人一直逗留到深夜11時方才盡興而歸。僅僅幾個小時後，格魯就聽聞兩人遇襲的訊息，不能不說是晴天霹靂。
2月26日早上，格魯接到駐東京總領事內維爾的電話，得知發生了刺殺事件，此時謠言四起。在接下來幾個小時裡，美國大使館透過各種渠道瞭解到事態發展，其中內維爾當天曾兩次透過叛軍的封鎖線前往外務省打探訊息。格魯在上午10時向美國國務院派發了一封簡短的電報，告知日本東京發生政變的訊息，稱軍人佔領政府機關、刺殺要人以及實施新聞封鎖，這封電報還在於檢驗與國內的電訊是否暢通。正午時分，格魯發出了當天的第二份電報，電文很長，分為四個部分，詳細彙報了當時掌握的資訊，大致釐清了政變的主要情況及緣由背景，這是美國官方對於“二二六事件”的首份詳細記錄。
格魯在電報中報告稱，首相岡田啟介、內相齋藤實、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藏相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人遇刺身亡或受傷，軍方已封鎖政府大樓和皇宮，政府部門的電話被切斷，但叛亂部隊嚴守軍紀，未發生騷亂，也未現排外跡象。大使館方面從叛亂士兵散發的宣告中得知，此次政變的起因在於現政府背離真正的日本精神，天皇大權旁落，簽署《倫敦海軍條約》和皇道派領袖真崎甚三郎去職退役就是證明。宣告是由步兵第3聯隊的野中四郎大尉和安滕輝三大尉簽署的，並聲稱當日下午會有一部新的國法誕生。電報將當時的局勢形容為之前古巴發生的巴蒂斯特政變。
在電報的最後一部分，格魯明確將此次事件定性為一場政變，“由陸軍少壯派法西斯分子發動，旨在將作為天皇顧問的元老重臣集體一舉剷除，繼而實施所謂‘昭和維新’。天皇本人應被軟禁在宮中，……事變的領導人物正是真崎將軍，這次行動的每個細節看來都是事前周密佈置好的。”雖然對事件的描述與真實情況有所出入，但大體上是準確的，換而言之，美國大使館在政變發生數小時後就基本搞清了狀況。
當天晚上，使館內的氣氛十分緊張，格魯夫人擔心丈夫也在刺殺名單上，堅持更換睡房。次日，大使館外就出現了武裝警衛和沙袋工事，日本方面還為格魯安排了形影不離的貼身保鏢。不過，格魯倒是很淡然，他知道叛軍絕不會在這個時候找美國的麻煩。2月27日，格魯前往齋藤官邸弔唁，並瞻仰了齋藤實的遺容，對於前日還把酒言歡的友人猝然遇害深感惋惜，並在當天的日記中形容行兇的軍人是“少不更事的莽撞者”，認為即使齋藤身處美國大使館他們也會毫不顧忌地下手殺人，只要能夠輕鬆地達到目的即可。
在隨後兩天中，格魯和他的同僚站在大使館的樓上，透過望遠鏡目睹了這場鬧劇的落幕。美國大使館位於東京中心區，距離叛軍佔據的首相官邸和山王飯店很近，格魯看到這兩座建築物上升起“尊皇討奸”的大旗，同時也觀察到軍方為平息叛亂而進行的準備。平叛部隊的坦克就從大使館門口隆隆駛過，高音喇叭對叛軍的喊話清晰可聞，飛機拋撒的勸降傳單漫天飛舞，甚至用氫氣球掛起一面巨大的條幅，告知士兵返回營房就能得到寬恕。經過兩天的僵持，政變平靜地結束了，士兵們一小批一小批地投降，但領頭的軍官拒絕切腹自盡，之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在獲悉政變中更多的細節後，格魯在日記中高度讚譽了面對叛亂軍人的女性的表現，比如牧野伸顯伯爵的孫女和子，當叛軍將槍口對準牧野時，和子展開和服擋在祖父身前，促使士兵放棄了刺殺行動，而和子與格魯的女兒埃爾西是好朋友。不過，在格魯眼中此次悲劇事件中真正的英雄應該是首相岡田啟介的秘書松尾傳藏，他在危機時刻以身相替，被叛軍誤認為首相本人而遭槍殺，從而讓岡田逃過一劫。雖然守衛首相官邸的警察在衝突中也多有死傷，但格魯認為他們是職責所在，而松尾的行為卻是“自願捨己救人的義舉”。
格魯在3月1日的日記中記錄了關於二二六事件的種種見聞和感想，他認為有一點是確信無疑的，日本必須實行某種“新政”，若不然同樣的事件仍將一再重演。他將希望寄託在新任首相廣田弘毅身上，認為他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時遇到的時機相似，若能有效地解決問題必將成為載入史冊的大政治家。然而，廣田的作為與格魯的希望背道而馳，作為促進法西斯體制建立和推進戰爭政策的關鍵人物，廣田弘毅在十年後的東京審判中被判處絞刑，也是處以極刑的7位甲級戰犯中唯一的文官。
最後，格魯探討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二二六事件”之類的事究竟為什麼會發生在日本？他寫道：“翻翻教育日本青年的那些歷史書，再好好思考，就不難理解了。書中充斥著這類事蹟，自上古起，不是刺殺，就是自殺，或出於報復，或因忠於主公，或表示對某一情況負責，真是荒誕。”他認為“日本本來就是一個矛盾百出的國家”。當然，格魯以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很難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所崇尚的重死輕生、忠君效命的道德觀念，但他最後的結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若要防止今後再發生此類事件，不僅國內社會和經濟方面必須實施新政，而且日本式的學校教育和軍事教育都應進行根本改造。”聯想到數十年後中日韓之間糾葛良久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再看看近年香港教育界在禍港動亂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格魯在八十多年前的論斷可謂殷鑑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