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任隗請奏令南單于反北庭為萬世長策 （總第一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當年，南單于遭到北匈奴的打壓，投降剛誕生不久東漢王朝，光武帝把他們整個部族都安置在邊塞境內的河西地區；和帝時，大將軍竇憲率軍出塞五千裡，長驅直入，大破北匈奴。北單于逃亡，留下來的是殘餘部族首領於除犍，請求漢朝立他為北匈奴單于。分別為三公之一的袁安、任隗卻想抓住這朔漠地區初定的好時機，讓南單于率部重返北方，從而驅逐於除犍，使南單于可以遷出內地，迴歸於他們的故鄉。

北單于逃亡，留下來的是殘餘部族首領。於除犍請求漢朝立他為北匈奴單于。

這是利及萬世的長遠之策。於除犍若不能重建北匈奴，就讓漢王朝少了一個強大的敵人。把南匈奴送返回北方，使之一統匈奴，南單于將因此對漢朝感恩戴德。

這樣做一舉兩得，漢王朝在名義上，是對南匈奴施以了極大的恩德，而在實際上，也為坐落在中原地區的漢朝廷除去了心腹之患。如此一來，匈奴的好戰之心不容易開啟，士氣也不再那麼驕橫，且他們異族的風俗也不是那麼容易地就能傳染給處在內地的華夏人民，從而形成截然分明的內外防範之勢，也就維持了原頭曼單于時期那種舊的政治格局。

需指出的是，如果照這個方案實施了，西晉末年像劉淵、石勒給中原造成的禍害，又怎麼會發生呢？

讓夷狄之族進駐到他們不應進去的邊塞以內地區，接近中原的腹地，他們窺測並尋找機會，乘內地積弱之際，寇掠中原，是必然之事。他們搶奪內地時，也必定會藉助於中原地區的一些奸佞小人，沒有小人幫兇，夷狄再彪悍也難以逞強，因此，讓他們與內地的老百姓雜居，屆時產生的危害程度，更為嚴重。

而且，事情遠不會如此簡單，中原百姓很容易為夷狄之族的彪悍風俗和享樂無度所觸動，去追求這種無拘束的簡慢生活。儘管，中原百姓也還畏懼禮法的約束，但即使是這一廣遠深入的教化體系，屆時也像水壩一樣會被沖垮。

民族融合，不是簡單的不同族裔同化那麼簡單，對有強烈排他性，和侵略性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同化的。古代的聖賢帝王正是基於對此的非常憂慮，因而界定氏族之間的區別、歸類婚姻方式、劃定居住的區域、固定風俗習慣，維持區域現狀，以確保不同氏族的特性。然而，由於百姓的愚昧，不能安幹教化，這種截然分明的內外防範措施，也就不能順利地推行。

明白了這個道理，即使是夷狄入主中原之時，華夏民族只要廉恥之心還存在，社會風俗還端正，即使暫時有所不利，且也會忍住不去模仿類似禽獸一樣的行為，因為，不這樣做，會不為大環境所容。

少數族裔入居內地與漢族百姓混雜居住在一起，漢族百姓肯定會與他們交易貨物，也肯定會與他們相交往，更進一步的，還會與他們通婚。

如此一來，他們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全面影響到漢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來。自然，他們還會與漢族人中一些愚蠢而不夠正經之人互通飲食以致醉飽，此後，又一起驅馳嬉戲。

他們哪裡會知道，其實，這些少數族裔還處在五帝、三王之前的那個茹毛飲血，男女隨交隨棄，與禽獸為伍的那個時期，如果不入主中原，甚至連生存都成問題。生活在華夏高度文明而講規矩的環境之中的人們，驚詫於這種原始的、無天管無地收的，“新奇”的生活方式，認為這大利於風土人情，於是就把五帝、三王推行的文明和規矩視之為累贅。

問題是，漢族人的體魄，強健不如少數民族；習於殘忍，追逐暴利也不如他們，於是，吃了他們的，就得把他們當君父；喝了他們的，就要尊奉他們宗族，就得樂於奉迎他們，並率眾服從他們，而不知漢人的天子與父母，一定只能是我們同宗同類。我們感戴恩德，順應時勢，等待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同宗同類。

女奚，即小婢，釀出酒來，必定把會變酸了的部分選出丟掉，這樣，也就防止了好酒都被染酸；慈父教育兒子，一定會禁止兒子與狐朋狗友們的交往，並斷絕與他們的聯絡，以防止純樸的兒子被他們帶壞。禍害沒有比受到不良引誘更嚴重的了，相比較而言，主動危害一方，受到的傷害會輕一些；對於傷害，我們知道如何防禦；對於引誘，我們卻往往不知道要回避。

光武帝招安懷柔南單于入塞定居，僅僅是權宜之計，主要是為了抵禦迫害過他們的北匈奴。”

由此可知，袁安和任隗具有遠見卓識。他們說：“光武帝招安懷柔南單于入塞定居，並不能說就此可以使內地永遠平安，這樣做，僅僅是權宜之計，主要是為了抵禦迫害過他們的北匈奴。”

問題的核心是：光武帝怎麼可以把這當做權宜之計呢？

本未倒置，輕重不分的作法，實際上已毀滅了五帝三王用以區分華、夷的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