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清朝的電視劇中，我們經常能見到黃馬褂的出場，黃馬褂象徵著榮譽，除了皇帝的貼身侍衛之外，只有有功的大臣才有資格穿著。與黃馬褂一樣，軍功頂戴也是一種對於有功之臣的賞賜方式，這種方式起始於乾隆末年，發展到嘉慶年間建立起了比較全面的管理制度。

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比如說發放數量過多，發放領域也越來越寬泛，以至於軍功頂戴的價值越來越低。本來獲得軍功頂戴榮譽的人應該能在朝堂之上謀得一個武職的，但由於數量過多，最終演變為只保留“頂戴榮身”的形式，與黃馬褂這種有許多實質性好處的嘉獎根本沒法比。

清朝的官員是以官帽上面的裝飾來區分品級的，因為皇帝嘉獎官員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賞給某品頂戴”。“軍功頂戴”就是清中期起從頂戴之中衍生出了一種嘉獎方式，一般會被簡稱為“軍功”，這種嘉獎方式一直被清廷使用，主要用於獎勵有軍功的人。但此類嘉獎方式的起源有些模糊，甚至皇帝對於其具體來歷都不甚清楚，各種典章對它也沒有系統記載，唯一能尋到蹤跡的地方，大概只有過往的奏摺。

嘉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嘉慶帝下諭:“前據德楞泰奏，藍翎五品軍功趙洪周擄入賊夥，將苟文潤殲斃獻功。業經降旨，將趙洪周仍以五品頂帶賞戴花翎，並以千總補用矣。因思軍功鄉勇，年來各路軍營奏報，屢見此項名目。”當時清廷正在鎮壓川陝等省白蓮教起義，清軍趙洪周殺死了起義軍主要領袖苟文潤，於是被稱為“軍功”。

嘉慶帝后來注意到了奏摺中的描述，他認為“頂帶為名器所關”，不能由臣下擅自授予，還命令求兵部查明“究竟軍功名目始自何年、何處軍營，系由何人首先賞給，有無奏諮成案”，可見軍功的發起人並不是皇帝。

兵部在之後復奏，報告了本部的調查情況，原來大起義爆發的時候清軍戰力不足，於是清廷只能大量招納平民百姓作戰，為了獎勵這些有功鄉勇，便設定了軍功頂戴。從前慣例獎勵是用官位來進行的，但此次參戰的許多人都是白身，隨意獎勵官位會造成冗官現象，不給予獎勵又說不過去，所以部隊中的人就想出了這樣一個兼顧的方法。在他們看來，軍功頂戴本質上是一種品位，而不是職位。

嘉慶皇帝查清楚了軍功頂戴來歷之後並沒有聽之任之，而是擬定了一個初步的管理辦法，他認為軍功頂戴授予不請旨於理不合，於是下諭強調賞賜必須請旨:“頂戴為名器攸關，無論四五品階級漸崇，即八九品虛頂藉以榮身，亦當奏請賞給....賞功之典，非可以市私恩。嗣後遇有應行獎，勵之處，俱當奏明請旨加恩，不得仍前擅給，以示慎重名器之意。”這樣一來，軍功的頒發權利再次回到了皇帝手中，也體現了“賞罰出自朝廷”的觀念。

但是在實際操作中，軍功頂戴的賞賜實在太多，根本無法一一請旨讓嘉慶帝定奪，所以大部分軍功還是由軍隊裡的人直接頒發的。川陝白蓮教起義平定後，陝西統計在案的944名獲頒頂戴者中有755名未經奏明，皇帝也無可奈何。

之後嘉慶帝還下諭重新規整了已頒發軍功的等級，對於那些沒有貢獻的人，甚至要收回軍功。為了提升軍功的價值，他也改變了之前得軍功者沒有職位的做法，讓鄉勇和兵丁以1:2的比例來填補缺額，軍功的地位得以提升。

嘉慶朝通過各種上奏、議復與上諭，軍功頂戴的發放和補缺有了許多規章可循，軍功的管制自此變得比較嚴密。但之後各地起義頻起，越來越多的鄉勇加入到戰鬥中來，軍功也就越來越多，所以之前定下的規制完全是名存實亡，無法真正實施。每次戰爭結束之後，無論戰爭是否取得勝利，為了激勵將士們，清廷都會獎勵許多軍功給戰爭中的出力人員，這便導致了軍功頂戴的泛濫。

而軍功頂戴氾濫之後，授予權便逐漸從皇帝手中下移，畢竟皇帝日理萬機，數量眾多的授予不可能讓他一一首肯。鴉片戰爭時，在揚威將軍奕經幕中的貝青喬曾如此描述當時授予軍功頂戴的情形:“初，文武投效人員鹹以勞：績求將軍(引者按，指奕經)保奏，將軍不忍拂眾心，姑敘一折，以備上聞，謂臣驅策無狀，以致眾人不能得功，然一載以來，出力人員，似可少加恩獎雲。

繼聞有回京之旨，乃遂不敢上，只諮明吏、兵二部，賞給眾人功牌，功牌者書明何功，付其人以為執照者也。將軍頗珍惜之，僅賞六十六.人，僕幸與焉。餘皆令文參贊及容照、楊熙與翼長段永福給發，蓋凡帶兵官例皆得以功牌賞人也後兵勇既撤，容照與熙之功牌印板未經銷燬，縣丞蕭以霈等得之，私於蘇杭間託人售賣，六品價數十金，八九品價十餘金，後價益廉，數金亦可得矣。”裡面說到的“功牌”就是軍功頂戴的憑證。

奕經戰敗後回京自然不敢請獎，為了安撫手下便“僅賞”66名部下功牌，功牌的頒發不需要特意去請旨，只需要經過吏部兵部同意即可。這種做法違背了嘉慶帝的規定，但卻是當時官員的常規操作，法不責眾，清廷也沒有多餘的精力去約束他們。

同治元年四月，御史梅啟照還奏稱“府道各官皆自行頒賞，名器太濫，殊無限制”，主張“令隨時造冊諮部，其不應專摺奏事之員，不準自行頒賞，以昭貴重”，也得到批准。這封奏摺雖然明面上是為了解決軍功氾濫的問題，但實際上卻導致軍功頒發權正式下移，從此“專摺奏事之員”頒發軍功就是得到了朝廷正式首肯的行為。而且所謂的“專摺奏事之員”也只是一個說法，大家依舊延續從前的做法自行頒發。

以往頒發的軍功頂戴一般都在五品以下，四品已較少見，未見三品以上者。梅啟照奏摺稱，“各營功牌，向自九品至六品止，原以獎出力捐資之人，近來各路頒賞功牌有加至五品者”，主張“嗣後賞給功牌不得逾六品”。

官方規定的軍功品階是不能超過六品的，但是在鹹同年間鎮壓雲南回民起義的過程中，“滇省督撫所賞功牌，竟有至二三品者，其司道府暨武職等官，亦公然以四五品功牌賞人，輿臺賤役，無不濫膺頂戴。尊卑等級，蕩然無存”。由此可見，軍功氾濫的時候品級也隨之氾濫。

那彥成、方維甸復奏中曾提到，乾隆年間鎮壓林爽文起義時，常青賞軍功頂戴340餘人，福康安賞110人”。這場起義持續了一年半的時間，戰爭中頒發的軍功數量也極多，對於這種不需要付出成本的賞賜，各地官員都表現得十分大方，動輒就是上百張功牌。陳友元的《時事嘆》中是如此描述的:“縣主功牌隨意給(鄉勇要功牌者，節縣主不論有功無功，發出數百張)。”由此可見，當時的軍功數量必然十分龐大，根本無法進行詳實的記錄。

軍功這種賞賜既沒有職位，也沒有物質獎勵，再加上軍功數量如此之多，於是伴隨著數量的泛濫，民間開始產生了軍功買賣這種生意。“是時名器之濫，真‘羊頭關內侯’‘羊胃都尉’矣。五品軍功售洋十元，六品售六元”。一開始這種買賣是私底下進行的，但在軍隊面臨經濟危機，軍餉不夠的困境時，就被擺到明面上，官方也開始售賣功牌，以此為戰時籌餉。

如在咸豐三年(1853年)，在湖南辦團練的曾國藩致函藩司徐有壬，將出售功牌稱作“好買賣”，足見當時買賣功牌的普遍。很多人從中窺見了商機，到了鴉片戰爭時期，市面上開始出現偽造功牌。很多商販做了假的功牌進行售賣，矇騙無知百姓，“鄉曲愚民受其誑騙，輒以數十千文即可得六品軍功執照”

軍功數量膨脹之後，頒發領域也變得寬泛，從前軍功雖然只是品位，但也只能頒發給有軍功的人，之後逐漸能夠頒發給非軍隊內編人員。比如說頒給保甲長，保甲長在清朝時期屬於賤役，地位十分低下。

咸豐年間有一位名叫劉如玉的知縣認為“本朝軍功品級，從事戎行者隨時以示鼓勵，不少靳惜”，地保、甲長兩種人職位雖然低賤但是職位卻十分關鍵，於是授予軍功頂戴，之後軍功還以同樣的原因被頒發給遊民首領等社會邊緣人物。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是因為當時社會的重文輕武心態，軍功作為武階的賞賜不被重視。

軍功頂戴濫發以後，它難道就真的一文不值了嗎？軍功雖然比不上黃馬褂，但很多武人也是因此發家的，比如董福祥原為西北迴民軍頭領，降清後被授予五品軍功，海軍軍官中也多有以授軍功頂戴起家的。

那為什麼那些無法靠軍功起家的老百姓也爭相購買軍功呢？那自然是因為有軍功的人擁有一定的特權，比如說在買官的時候享受優惠，還能減免徭役，實際上就相當於清廷對外辦理的會員卡。此外在很多小地方的人眼中，軍功也屬於一種榮譽，有著“榮身”的價值。

將軍功放在清廷所有官階制度中進行對比，那自然是不值一提，甚至很少有人對此做專項研究。但是它作為一種嘉獎方式，在戰爭中對軍隊中那些非編制人員起到了很好的激勵和凝聚作用，給予了很多武人發家的機會，也讓那些遊離於社會之外的邊緣人群有機會得到來自朝廷的賞賜。

對於政府來說它也是救命稻草，在內憂外患的動盪歲月中，清政府用售賣軍功的方式，解決了許多經濟問題，以低廉的成本安撫民心，從這種角度來看，軍功的存在有著其獨特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