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由於細菌、病毒等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惡性傳染病。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無數的瘟疫：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亂、瘧疾等等。人類的進化發展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不斷與疾病鬥爭的歷史。事實上這場持久戰目前仍在繼續，甚至可能會伴隨人類這個物種的始終。歷史上有些瘟疫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也對人類歷史程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公元前430年古希臘雅典城的大瘟疫導致雅典損失了25%的人口。公元164年羅馬城的瘟疫造成了7%—10%的平均死亡率。14世紀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奪走了2500萬人的生命，當時歐洲超過1/3的人口都死於這場浩劫。歐洲殖民者帶到美洲的天花病毒使美洲人口在一個世紀內銳減近95％。1918年發生的“西班牙流感”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導致全球超過10億人感染、超過2500萬-5000萬人死亡。

缺乏現代醫療技術的古人是如何抵禦瘟疫的侵襲呢？其實和其它動物一樣靠自身的免疫系統。其實每天都有數以億計的病毒落到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這聽著似乎是一件令人恐懼到頭皮發麻的事，然而生物的進化歷程本身就是不斷適應環境的過程：既然包括我們人類在內的所有物種的生存環境中都充滿了細菌、病毒，那麼各種不同的物種自然也會在進化過程中逐漸適應這種環境。

所有物種都針對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細菌、病毒進化出了一套免疫系統。其實我們的身體每時每刻都在與侵入我們身體的細菌、病毒戰鬥：首先我們的面板會對細菌、病毒進行第一道防禦。如果這一道防禦關卡失守了，我們血液中的免疫細胞就會消滅入侵的細菌、病毒。萬一這第二道關卡也失守了，那麼我們還有第三道關卡——這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就像我們打的疫苗一樣會產生針對性抗體，一旦發現立即消滅。

絕大多數時候人類以及動植物的免疫系統是能起到抑制病毒的作用的，然而當其他物種在進化時病毒同樣也在不斷變異，所以人類和動物植物的免疫系統並不是每次都能準確識別入侵的病毒。病毒的變異和其他物種的免疫系統進化實際上構成了一場永無止境的賽跑。人類和其他物種所不同的是：我們在與疾病作鬥爭時除了可以依賴自身的免疫系統之外還可以依賴醫療技術。

古代的醫療衛生條件的確遠遠比不上我們現在，但這並不意味著古人在疾病面前是完全無所作為的。歷史上東漢後期是瘟疫頻發的時期：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連續發生了五次大瘟疫。東漢末年的大瘟疫是典型的天災與人禍並存：這時已是風雨飄搖的東漢王朝在面對疫情時反應遲緩，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民間誕生了太平道這種組織。

太平道的創立者是一個名叫張角的巫師，而在當時醫療技術不發達的條件下醫學和巫術其實並沒嚴格的界限。事實上民間很多巫師懂一些基本的醫療知識，不過可能更多透過跳大神的方式給人們一種心理安慰。在當時那種醫學技術不發達的背景下人們往往容易把求生的希望寄託在巫師身上，於是張角就利用人們的這種心態使太平道的組織日益發展壯大。

張角在民間傳統醫術的基礎上加以符水、咒語為人治病。不管這種治療方式有效無效，但至少在當時這成為了人們的一種求生希望。同樣是在東漢末年另一個人卻在嘗試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與疾病戰鬥——這個人就是醫聖張仲景。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張仲景被朝廷指派為長沙太守，而當時長沙郡正是瘟疫重災區，張仲景到任後的第一要務就是控制疫情。

在當時森嚴的等級制度下為官之人是不會進入民宅接近百姓的。然而不接觸百姓就無法瞭解真實的疫情，那麼也就無法做到對症治療。張仲景到任後規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讓有病的百姓進來看病，他坐在大堂上挨個為百姓診治。後來人們把坐在藥鋪裡給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為“坐堂醫生”，據說這個典故最早就出自於張仲景。張仲景大量採集民間驗方進行認真研究，同時他還不畏路途遙遠拜師取經。

有一次張仲景聽說襄陽城裡同濟堂有個綽號“王神仙”的名醫，於是就帶著行李長途跋涉幾百裡去拜“王神仙”為師。透過對“王神仙”在藥性、醫道各方面的獨到之處的用心學習研究使張仲景獲益很大。俗話說“大兵之後必有大疫”，而東漢末年恰恰是一個戰亂頻繁的年代，一時間很多市鎮變成了空城。當時最具殺傷力的疾病是傷寒，一開始張仲景自己也拿這個病沒辦法。

後來張仲景一方面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一方面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張仲景在近距離觀察病人的症狀後發現：有些人高燒臉紅身有汗，掀開被子還特別怕風；而有些人身上無汗，但特別怕冷。於是他就針對不同的病人開出不同的藥方進行醫治，後來這些藥方都被他寫入了《傷寒雜病論》。

明朝末年天災與人禍交織在一起終於誘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鼠疫。據山西、河北等地的地方誌記載：崇禎六年山西興縣爆發鼠疫，此後逐漸蔓延開來。到了崇禎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此後瘟疫一直延續到崇禎十七年。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間當地的地方誌記載道“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崇禎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數已達到了上萬人。

據統計這場鼠疫導致20多萬北京人死亡，而當時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萬人口。地方上的情況也絲毫不比京城樂觀：根據當時的地方誌記載稱“崇禎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飢疫，人相食。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當時的醫生用傳統的傷寒法醫治鼠疫卻始終難以見效。

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江蘇吳縣的吳有性針對病症潛心鑽研認真總結後提出了一套新的認識：吳有性從病因學方面將溫疫與一般外感病區別開來並與傷寒病加以區分。吳有性突破了六氣致病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新的傳染病病原觀點。他的這些觀點現在已被現代醫學、微生物學所證實。既然總結出了新的病因，那麼也就需要開創新的治療方法：吳有性研究出刺血法給病人治病，此舉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效果。

人類不只在研究治療疾病的手段，事實上預防疾病的手段也一直是人類鑽研的課題。天花曾是一種令人聞之色變的疾病：在美洲這種疾病曾導致印第安部落的大規模滅絕，而中國也曾因這種疾病深受其害。天花到底是從哪兒傳入中國的？是在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現在這個問題還沒一個準確的答案，不過中國古人預防天花的辦法卻不難在史籍中找到。

宋真宗在位時期（公元998～1022年）丞相叫王旦老年得子。王旦在喜悅之餘也唯恐愛子被傳染上當時流行的天花，所以召集了一群大夫研究預防的方法。其中有一位四川官員從家鄉請來了峨嵋山人，說是能用一種藥使他兒子免於感染天花。具體的方法是：用乾燥了天花病人的痂皮研成細末，用竹管吹人健康兒童的鼻孔，之後孩子就患了一次輕型的或不顯性的天花。

事實上很多惡性傳染病只要得過一次，那麼就會在人體內形成抗體，之後這個人就再也不會得這種病了。所以一次輕型的不致命的天花會使這個孩子獲得對天花的抵抗力，這實際上是一種以毒攻毒的辦法。這種辦法被認為是人痘接種的最早雛形，大約到了明代隆慶年間（公元1567~1572年）這種人痘接種方法開始逐漸向全國各地普及並逐漸形成正規系統的流程。

不過這個流傳過程其實是相對比較漫長的，因為直到清代初期天花依然是一種令人聞之色變的疾病，甚至就連康熙皇帝也沒能倖免。不過康熙算是因禍得福：他扛過了天花的折磨，順治皇帝駕崩後在確立繼承人時孝莊皇太后就是考慮到玄燁（日後的康熙皇帝）不會再得這個病，所以堅持由玄燁繼位。康熙十七年皇太子又出痘了，康熙命人用人痘接種之法救治，見效後又將這種方法用於其他皇子身上。

此後康熙下旨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人痘接種。1688年俄羅斯首先派人到中國學痘醫，這是文獻記載的最先派學生到中國學習種痘的國家。1744年中國醫生李仁山到達日本長崎，將中國的人痘接種術首次帶到日本。1763年在朝鮮人李慕庵的信札中記載了中國的人痘接種術。1790年朝鮮使者樸齋家、樸凌洋從中國帶走了大型醫學叢書《御纂醫宗金鑑》，後來樸齋家指派一鄉吏按照書中的方法試種人痘並獲得成功。

1796年英國人琴納在人痘接種法上發明了更為安全有效的牛痘接種法，1805年牛痘接種法傳入我國並代替了人痘接種法。到19世紀末天花病毒已在冰島、瑞典、挪威等國絕跡。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後將天花列為第一個需要控制的世界性疾病。1958年蘇聯代表團提出開展全球性的消滅天花運動並得到與會各國代表的贊同。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天花病毒由於找不到宿主已可以認定為被消滅。

人們不僅透過接種疫苗等辦法預防疾病，同時也試圖從飲食衛生、居住環境等生活細節入手預防疾病。19世紀30年代英國的倫敦城已然發展成為一座世界大都會：倫敦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起源地在短時間內就出現了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的急劇膨脹。然而1831年一個致命的殺手光顧了倫敦城：由倫敦蔓延開來的霍亂疫情造成整個英國30000人喪生。此後病魔幾乎在每年夏天如約而至，帶走無數英國人的性命。

現代醫學已證明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常見的傳播途徑便是飲用了被患者糞便汙染過的水。然而當時的人可不知道什麼是霍亂弧菌。那時絕大部分醫生認為霍亂是骯髒環境中生成的瘴氣作用於人體引起的。同時他們認為瘴氣引起的霍亂只針對抵抗力差的人，不具有傳染性。所以那時預防霍亂的做法就是把空氣中難聞的氣味除掉，以此抑制瘴氣的蔓延。

當時只有極少數醫生認為霍亂是由一種尚未發現的介質傳播引起的傳染病。這其中有一個名叫約翰·斯諾的醫生每天都會記錄死亡和傷患人數並將其標註在地圖上，由此形成了一張地圖。他正是透過這張 “死亡地圖”最終解開了疫情背後的秘密—— 水源 。當時的倫敦身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卻沿用著最古來的排水系統。由於排汙系統無法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所以倫敦出現了排汙不暢的現象。

約翰·斯諾得出的結論是：“倫敦的地下水已嚴重被汙染，倫敦地下就是一個地獄”。剛開始大家都不相信斯諾的那套說法，然而幾年後矛盾越來越明顯，於是確認被汙染的水井的水泵被拆除，市民也被警告要煮沸食用水再落肚。人們再也不喝生水，只喝燒開的水，食物也要完全熟透才吃，人們開始養成勤洗手、勤洗澡的衛生習慣。曾肆虐倫敦的霍亂此後再也沒光顧過倫敦。

古人在處理大規模的瘟疫事件時也會採取隔離措施：《漢書·平帝紀》中就記載道“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也就是說當時的朝廷免費為患病的災民提供藥物進行救治，同時還專門安排了空房子給患病的人住。由此可見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使用隔離措施控制疫情了。東漢時期漢軍在一次西征的時軍營裡發生了瘟疫，據《後漢書》記載：所有被感染的兵將們都被統一安置到了“菴廬”之中。

這個菴廬相當於現在的隔離所，就是為了將患病的人與健康的人隔離。《晉書王彪之傳》記載道：“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這條記載是說朝廷明令規定：朝臣家中有3人患病者無論本人是否出現症狀都必須先隔離百日之後才能上朝。這種隔離制度到了唐宋時期被進一步發揚光大：武則天時期建有專人管理麻風病人的癘人坊。

宋神宗年間的虔州瘟疫源頭是上游被汙染的水源。因為有著源源不斷的汙染源，所以瘟疫蔓延速度極快。這時新任知州劉彝果斷以“雨汙分離”的思路建成了著名的“福壽溝”，從而確保汙水繞開生活區。除了遏制源頭、切斷傳播路徑之外古人也會為病人提供治療：早在漢代就有官方的志願者免費為疫區和患者提供醫藥服務。這項惠民政策後來被歷朝歷代所繼承和延續。

北宋時期每當疫災時政府就會立即撥付專款、選派專人到疫區救助：醫生是全國各地最好的醫生，而藥費則由朝廷無償埋單。明朝景泰五年四川地區爆發瘟疫後當地巡撫下令分片劃定十幾個災民安置區域：責成每一片區每天清理衛生，終於“活數萬人”。到了清代則專門建有“避痘所”，不過這個場所並不是安置病人的，而是安置健康的人在這裡居住，目的仍是為防止被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