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寺亡漢之禍開自光武之不親大臣 （總第一百九十四）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孝和帝時期，袁安、任隗與丁鴻，分別出任司徒、司空與太尉的三公之職；何敞、韓稜為尚書。他們智勇兼備、深沉幹練，都是有個人能力，可以安定國家之人。

在對匈奴作戰建立了功業的外戚，大將軍竇憲，拉幫結夥，勢力坐大，他們危及社稷的企圖已經顯形。對此，漢和帝看在眼裡，心知肚明，也想除掉竇憲，但他被後宮看得嚴嚴實實，無法接近大臣並與大臣們商量，不得已，他把除掉竇憲的重任交給了身邊的宦官鄭眾，鄭眾倒是沒有辜負和帝的厚望，但至此，開啟了宦官進入政治鬥爭的大門，宦官導致漢朝滅亡的禍害，自此而開端。

分析這一時期的史料，可知，並不是漢和帝非要寵信宦官，疏遠賢士大夫，而是因為，他和賢士大夫的聯絡被外戚成功阻隔開來，若沒有宦官鄭眾出頭，他和帝的處境就很危險了。追根溯源，難道能說不是光武帝是始作俑者嗎？

光武帝尊崇三公的地位，卻削弱三公的實際權力，君主與重臣的關係為此疏遠了；把政事交給尚書，卻把尚書的級別降低，為此，尚書雖為君主近臣，但其地位並不鞏固。

外戚竇憲正是利用這一點，限制了和帝，使他不能和內朝外廷的臣僚相接近，只能與宦官們居住、生活在一起。天子被捆住手腳，並非是大將軍竇憲他能自創出的一套削弱軍權的制度。外戚可用以鉗制天子與大臣緊密聯絡的劉氏家法，早已存在，且是被光武帝視之為漢室劉姓天下集權於天子一身的傳家法寶。

貴為三公，袁安、任隗、丁鴻三人合力堅持，認為不能出兵征伐匈奴，仍然不能阻止外戚竇憲的出兵，此事足以說明三公的權重比，在後漢時期已無足輕重，而權任太輕自然就不能作主。尚書郅壽對抗大將軍竇憲的結果，只能是自殺。

由此表明：朝廷的誅殺賞賜大權，完全操縱在了外戚權臣的手中。西漢的滅亡，就是因為大臣張禹和孔光等人被外戚王氏所控制，致使漢室劉家的宗廟社稷轉移到王氏的手中。光武帝卻沒有吸取這個教訓，不該懷疑的人，他非常疑心。年幼的君主若是隻身孤立於皇位之上，他一定會被權臣所操縱，如此，年幼之主不把與自己身家性命攸關的一切交給宦官，還能夠託付給誰呢？

隻身孤立於皇位之上，一定會被權臣所操縱，如此，年幼之主不把與自己身家性命交給宦官，還能夠託付給誰呢？

誰都說光武帝是明主，而明主這麼一懷疑，導致天下大亂整整了十世君主。史評大家王夫之認為：東漢亂象自漢和帝劉肇聯合宦官掃滅竇氏戚族時期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西晉大一統為止。

如此說來，光武帝猜疑毀德的後果，也太厲害了一點哪！

開創大業的帝王，在委任大臣時，不能僅為自己這一世著想。因為，他們英明聰敏有餘，集國家大權於一身，再加上自己的勤奮，完全可以獨自承擔治理天下的重任。大臣或許會在一兩件事上對天子有所隱瞞，有時候是無可奈何而不得不瞞，但如果因此就對大臣所作的一切都失去了信任，時間一長，疑心就變成了猜忌；對君子都有所猜疑，那麼，對小人就只剩下恐懼了。如此，光武帝難道可以期望他的那些在深宮中長大，才能在中等以下的子子孫孫會有所作為？

公卿輔臣沒有實權，才幹稀鬆平常的君主又不勝其勞，從而使得有機會代替皇帝發號施令的外戚權臣更加權重。這類人的官秩級別往往比較低，他們進不了議事殿堂參與國家大事的謀議和決策，那麼，身為天子身邊人，卻可能是手執硃筆，代替皇帝批閱章奏的人。代替皇帝批閱章奏，從而直接把控政權。事情一旦發展到這個地步，災禍動亂的發生也就再所難免了。

天下人誰都可疑，那麼，身為天子，為何獨不疑自己的子孫能力不及且只會沉溺於安逸？

開國之初，大臣與宦官，涇渭分明，朝廷綱紀確立，士大夫的節操還沒有墮落，那麼，社會風尚習俗還很端正，而奸邪與正直兩者的關係也沒錯位。類似於袁安、任隗、丁鴻這樣的大臣，儘管，憂國憂民，報國無門，也決不會攀附鄭眾這樣的天子貼身宦官以求有為。事業得不到發展，功績得不到建立，那就自我寧靜，等待天命，絕不委曲求全。鄭眾明白這個理，在他主持在殺掉竇憲之後，雖然護主有功，也還能遵守一點規矩。

等到君臣的關係進一步疏遠，宦官的勢力進一步形成，此時，大臣要想匡正君主、衛護國家，都不得不以宦官為中介才有機會接近君主，方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了。而這以後，宦官的勢力進一步擴大，形成一個新的政治階層，他們也就可以為所欲為，無所顧忌了。

拿明代為例，身為內閣首輔的楊一清，就是透過宦官張永才殺掉另一個宦官劉瑾的；明左副都御史揚漣，也不得不透過偏護宦官王安，已達到抑制宦官權臣魏忠賢的目的。在大明朝，像楊一清、楊漣這樣忠誠正直的大臣要想有所作為，也不能不引宦官為內援，人們又怎麼能夠禁止小人去討好宦官呢？高拱被罷去內閣首輔的職務，讓張居正升任此一職，完全是由宦官馮保一手操縱，大名鼎鼎的張居正，只能隨之而沉浮。

君主失其道，臣下不能自主。災禍始於東漢，流毒萬年後世，不也讓人感到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