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形勢：

1951年3月中旬，韋傑的第六十軍自新義州、遂安進抵伊川、新溪一帶。此時，第五次戰役正在準備之中。按當時的作戰區分，在戰役第一階段中，第三兵團以第六十軍為第一梯隊，在陳機洞至新興洞之間展開突破，然後於高沿山、大橋亭、化人峰、加齒頂一線切斷美軍第二十五師與土耳其旅的聯絡，並根據實際情況前出全谷裡斷敵退路，協同兵團主力殲滅被圍之敵。

完成任務：

4月22日，第六十軍對敵發起攻擊，將美國第二十五師與土耳其旅割裂，殲敵1000餘人，擊落敵機三架，完成了預期任務。敵人抵擋不住，開始後撤。第六十軍由攻擊轉入追擊，逼近漢城，敵我成相持態勢。4月30日，第二階段的戰鬥打響。第六十軍在揪谷裡至大龍山地段鉗制美國第十軍主力，殲敵一部，完成了割斷美、李聯絡，配合我第九兵團與朝鮮人民軍攻擊東線敵人的戰鬥任務。5月16日，我軍發動攻擊後，因敵情發生變化重新調整部署。韋傑根據兵團的指示，下令第一七九師增強第十五軍的突擊力量，第一八○師完成鉗制任務後進至加平、春川作兵團預備隊，第一八一師調歸第十二軍指揮。

彈盡糧絕：

5月21日，60軍因連續作戰，乾糧、彈藥告馨而後方又一時供應不上，被迫停止對敵攻擊。此時，敵人乘機反撲，志願軍司令部決定各兵團主力北移，向三八線後撤。第三兵團命令韋傑的第六十軍擔任防禦阻擊，掩護主力後撤和護送傷員的任務。軍部立即發出將各師收歸建制的電令。然而，此時第六十軍的三個師分別在離軍部120公里不等的地方，無法在短時間內歸建佈防。5月23日，敵人向我全線反撲，第六十軍的三個師倉促在一線展開於30公里的正面，阻擊北犯之敵。

被敵包圍：

敵人以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等快速部隊作先導，並以空軍配合，順公路兇猛插入春川地區，將我第一七九師和第一八○師分割開來，並於26日深入第一八○師後側，形成對第一八○師的包圍。軍部當即命令第一八○師向西北突圍。並急令第一八一師由華川以東接應。但因通訊失靈，27日六時第一八一師才到達華川、原川、均巨裡一帶。敵已先我佔領該地，接應已不可能。而早在26日十八時，第一八○師已分兩路突圍，於27日九時會合於鷹峰，全師已不足1000人。十八時，韋傑再次下令第一八○師堅決向史昌裡方向突圍，並下令第一七九師取捷徑接應第一八○師。但因山大路小，夜行緩慢，直至28日五時才趕到明芝觀。而於當日，敵分三路合擊史昌裡。東西已連成一片，完全隔離了第一七九師與第一八○師的接觸。28日晚，軍部接到第一八○師的電報，但一直等到天亮才譯了出來，未等軍部作出決策，敵人已從加平方向突擊，超到第一八○師前面。第一八○師主要領導沒有與軍部取得聯絡，便命令所部將武器掩埋，密碼除留一套外也全部燒燬。軍部再與第一八○師聯絡，指示他們向軍部突圍靠攏的方向，但再也沒有聽到他們的迴音，增援解圍計劃宣告失敗。此後，第六十軍在兵團第十五軍的增援下頑強作戰，於29日完成了阻擊北犯敵人的任務。

反思失利：

80年代，韋傑回憶起這段作戰經歷之時，說道：對於歷史，應該是面對，不應該是迴避。失敗的教訓往往比成功的經驗更為寶貴，總結過去是為了告誡未來。

關於韋傑在朝鮮戰場上第五次戰役的表現，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黨委會上，彭德懷司令員兼政委明確地指出：第六十軍對情況的處理是正確的。撤軍回國後，周恩來總理也曾當面對韋傑說過：“韋傑同志，五次戰役沒有你的責任。”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就此對他大加誣衊和攻擊。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韋傑畢竟已是一名軍中老將，他堅信黨和人民，經得起一切考驗。

晚年的韋傑有一個最後心願：反思抗美援朝中第五次戰役一八○師的失利，這一心願最後實現了，在身患絕症臥床不起的時候，他還說，鄧小平同志號召全軍要懂得現代化的戰爭，從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的情況來看，真正打現代化裝備的敵人，要有適應現代化戰爭的指揮體制，指揮員要有指揮現代化戰爭的素質和能力，有協同作戰的本領。部隊要有好的作風，紀律嚴明，機動靈活，臨危不亂，遇險不散，敢於犧牲。

這是一份由韋傑用錄音機錄下來後整理出來的文字材料，講了七點，節選如下：

一、戰役的作戰動機是好的，想多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多佔一些地區，有利於和談。但在作戰指導上輕敵麻痺，沒有貫徹量敵用兵的原則，確定戰役目標和任務超過了志願軍作戰能力。敵軍機械化裝備，機動快，火力強，掌握了絕對制空權。而我軍是劣勢裝備，補充一次彈糧僅能維持七天左右。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我軍作戰，每次戰役的規模不宜過大。口張大了，勢必兵力火力分散，縱深大了，在物資保障和兵力機動上必然力不從心。部隊遠離後方大幅度躍進，未能趨利避害，結果一、二階段未能圓滿實現預期目的。對敵人企圖判斷有誤，沒有從最困難、最複雜的情況考慮，沒有多設想幾種作戰方案，多準備幾手對付敵人的辦法。如一八○師奉命於北漢江以南擔任掩護傷員轉移任務時，敵人已發起進攻，該師還以為敵人是“以攻為守”，沒有及時調整部署。

二、兵力部署分散，各級都沒有掌握強大的預備隊。戰役中我反擊部隊一線展開向前平推，反擊沒有形成拳頭，阻擊沒有突出重點，各級預備隊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後勁，部隊消耗後無油可添。

三、未能選擇良好的阻擊陣地，實行重點防禦。以劣勢裝備抵抗優勢裝備的敵人，必須有良好的陣地依託。我軍由反擊轉入防禦時，對此未能引起足夠的認識，沒有經驗，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一八○師在北漢江以南阻擊敵人，背水而戰，地形條件極為不利，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敵人突破防線長驅直入。

四、組織指揮不嚴，與友鄰協同失調。第五次戰役中在組織指揮上沒有照顧部隊建制，部隊建制打得很亂，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戰役第二階段結束時，兵團沒有令我六十軍採取防禦，接到命令時，我軍兵力相當分散，軍裡沒有掌握戰鬥部隊，一八一師距軍部120多公里，一八○師在加平方向遭敵反撲，陷入不拔，無法歸建，同時兵團也沒有把該師交回來，掩護傷員轉運的任務由兵團直接向該師下達。 實踐證明，大兵團作戰協同至關重要。5月23日在一八○師遭受敵人攻擊時，友軍事先未通報，突然後撤，使一八○師側翼更加暴露，敵人乘機猛插城隍堂，使一八○師完全陷入三面受敵，背水作戰的不利局面。

五、通訊聯絡沒有保障，指揮經常中斷。在整個戰役中，通訊聯絡不能保持通暢，其原因：一是通訊組織不健全，裝備落後，技術不高；二是各級指揮員對此重視不夠，還不善於運用通訊工具和各種通訊手段並用，以致使重要任務下達，緊急情況上報不暢；三是經常遭空襲，加之少數通訊人員責任心不強，造成作戰指揮受到干擾。有的電報沒有發出，有的收到電報沒能及時譯出，造成指揮失靈，貽誤了戰機，造成被動。

六、後勤保障能力差，部隊作戰行動受到極大限制。在戰役中敵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對我交通線進行轟炸封閉，戰役中我軍前出太遠（六十軍最遠前出200公里），遠離後方，補給困難，傷員難以後運，部隊通常只能保持七天的作戰能力，給作戰行動和阻擊敵人反撲帶來極大的困難。

七、一八○師主要領導遇險慌亂，指揮失當。該師被圍後，廣大幹部戰士表現是好的，許多指戰員表現出堅決勇敢，艱苦奮戰，不怕犧牲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生涯後期

1952年9月，韋傑奉命從朝鮮回國，他懷揣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進入劉伯承任院長的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深造，後任該院高階函授系主任。1955年，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韋傑被授予中將軍銜。由於韋傑功勳卓著，又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10月，韋傑調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直到1982年12月退居第二線。他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艱苦奮鬥的精神，贏得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先後擔任軍黨委書記，軍區黨委委員、常委、副書記、紀委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並被選為四川省第五屆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