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強盛的一個王朝，經濟強盛，城市繁榮，文化昌盛，人才輩出，幅員廣闊，國力鼎盛，外夷四服。對於造就唐代文明的原因，以往多從人為的因素出發去考察，從歷史的積累和開明的君主去尋求原因，這不失為一個重要的考察角度。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氣候溫暖時期往往與興盛的中國封建王朝在時間上相對應。

不過，這種溫暖溼潤的環境基礎與文明昌盛的機理怎樣？這種機理與歷史的承傳積累和開明君主的功用怎樣？本文擬從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的關係來解決這個問題。再者，治史者都知道，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鼎盛的王朝，而開元、天寶年間又是唐王朝鼎盛的時期，也是一個由盛轉衰的轉折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安史之亂”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在某種程度上講，安史之亂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很令人玩味的轉折點，而這個轉折點是否與唐代百年以上尺度的氣候變化有內在聯絡呢，這是本文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

一

1.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溫暖時期

竺可楨先生認為，公元7世紀是一個溫暖溼潤的時代，其主要是透過對梅樹、柑桔物候和農作物生長期的對比，從物候學角度得出結論，後又用一萬年挪威雪線、格陵蘭冰塊反映的氣候特點作了應證。（注：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年2期。）從此以後，雖有人對此作過一些修正（注：近年來，牟重行先生撰《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再考證》一書（氣象出版社，1996年），對竺可楨的觀點和史料問題提出了系統的商榷。），但幾乎所有的歷史地理專著和教材都沿用竺老之說，將唐代定為溫暖期。如馬正林《中國歷史地理簡論》、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張全翼、張全明《中國歷史地理論綱》等。張家誠等《氣候變遷及其原因》、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龔高法等《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佈線的推移》及臺灣學者劉昭民《中國歷史氣候之變遷》等也支援唐代溫暖說。

不過，已經有學者提出了新的說法，否定了唐代溫暖說。滿志敏便是一個代表，他首先在1990年出版的《歷史地理》第8輯上撰《唐代氣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徵的研究》一文，對唐溫暖期提出異議，提出唐代中期以後轉冷新說，接著在施雅鳳等主編的《中國氣候與海平面》、鄒逸麟主編的《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等書及《關於唐代氣候冷暖問題的討論》一文中進一步加以說明，主要理由是長安梅樹、橘樹、馴象帶有人工保護措施而不能作為氣候溫暖的指示，並對農作物生長期作了重新解釋。同時列舉了許多唐代寒冷的證據。近來王錚等又提出唐代氣候屬於混沌(Choas)狀態，氣候不穩定（注：王錚等《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地理學報》1996年4期。）。 筆者認為從目前的總的研究來看，唐代溫暖溼潤說證據更加充足。 (1)滿志敏認為：“因此，就唐代柑桔經濟種植分佈區與現代相比，並不能得出唐代中國氣候暖於現代、氣候帶北移一個多緯度的結論。”

筆者認為滿志敏先生沒有將全國一級的土貢地點與分佈北線兩個不同的概念分開。一般而言，亞熱帶和熱帶經濟作物成為全國一級的土產或土貢的地區的氣候因子應是十分適宜這種植物而有相當的寬容度的，故才有好的品種成為土產、土貢。如鄂州、襄州今天能種植柑桔但並不能成為全國等級的土質、土產的品質。實際上據筆者研究表明，悉州位於川西北黑水縣，今天該地幾乎不產柑桔了，年均溫9.1度，1月均溫僅-1.0度，年降雨量為827.7mm，但唐代當地是柑桔的重要產地，具有土貢品質。這說明該地區當時年均溫比現在高4度左右，1月平均氣溫高3-4度左右。同樣，唐代巴州、綿州也是重要的柑桔土貢之地。但今天雖然出產，卻遠非土貢品質。 (2)

筆者贊同滿志敏認為的用馴象、人工保護的梅樹、柑桔、荔枝、竹類指示的氣候特徵的信度不高的結論，但在對寒冷氣候指示記載的認同上與滿志敏有一定的分歧。筆者認為對於中國黃河流域冬季“寒”、“大寒”指示北方寒冷氣候的信度不高，因為一方面這裡的“大寒”、“寒”本身沒有定性，指示的溫度可高可低；一方面，相反，中高緯度地區冬季“寒”、“大寒”反而更具常態，而不寒才顯異常。所以統計唐代這些地區“大寒”、“寒”意義本身並不大。這就如統計中國南方地區夏季炎熱一樣意義不大。相反，如統計北方地區“冬無雪”和中國南方地區冬季江河“封凍”之類才更有氣候指示性。基於這種認識，筆者認為朱士光、王元林統計唐代關中地區16個年份冬無冰雪，認為“這在我國曆史上各王朝中是絕無僅有的”來說明唐代溫暖是較可信的。臺灣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認為：“在唐代的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數都比較少，而冬無雪的年竟達十九次之多，居中國歷史上各朝代之冠”。有關專家據物候和柑桔分佈研究也表明，唐代年平均氣溫平均比現在高1度左右。（注：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一書引：Shen wenhsiung,changes in China's climate,Bulletinof the American Meteological society,Vol.55,No.11,Nov,1974.）吳宏岐還談到楊仁懷等研究2000年來海平面的變化與氣溫波動，也表明8至10世紀為一個溫暖期，當時年均溫約高於現代1度左吉，稱為“小高溫期”；又據於希賢、段萬倜、龔高法等研究的物侯、雪線、植被等情況綜合認為唐代年均氣溫高於現代1度左右，氣候帶緯度北移1度左右。（注：吳宏岐等《隋唐時期氣候冷暖特徵與氣候波動》，《第四紀研究》1998年1期。） (3)唐代的區域氣候研究結果也是如此。

有的學者從河南歷史時期寒冷變化看出，隋唐時期是“以暖為主，而後期轉寒”。（注：盛福堯《初探河南歷史時期的寒暖》，《歷史地理》第七輯。）陳家其等建立的2000年以來江蘇溫度變化指數曲線表明，在相對較溫暖時期持續最久的是7、8世紀，即唐代中期以前，其間很少冷冬記載。（注：陳家其等《江蘇近二千年氣候變化研究》，《地理科學》1998年3期。）唐代長江上游荔枝種植北界比現在高2個緯度，由此可推論當時長江上游地區年均氣溫比現在高1-2度左右。（注：藍勇《近2000年來長江上游荔枝分佈北界的推移與氣溫波動》，《第四紀研究》1998年1期。）據郭聲波研究認為唐代成都有荔枝生長，但南宋就沒有了。（注：郭聲波《成都荔枝與十二世紀寒冷氣候》，《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3期。）另唐代張籍《送蜀客》詩有：“木棉花開錦江西”，知唐代成都有木棉生存，不論這種木棉是木棉屬的木棉或是棉屬的樹棉，都是一種喜溫暖的植物，今天成都這兩種植物都沒有自然狀態的生存，可說明唐代成都氣溫應比現在高。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根據杜甫在成都作《詠雨》詩談到陰曆四月梅雨型天氣，認為現在成都春夏之交已經沒有梅雨天氣，也可見唐代成都比現在更溫暖多雨。據《新唐書》和《蠻書》關於雲南柘蠶生長期來看，一般是正月生而二月繭。我們知道，蠶對溫度要求十分高，月均溫低於20度便可能受到影響，最適溫為16度到21度，氣溫降到7.5度以下便進入休眠狀態。這樣可以看出蠶的適溫期比現在提早許多，說明當時雲貴高原年積溫比現在高。對《蠻書》卷7記載的曲、靖州以南和滇池以西的農作節氣，歷代爭論較大。筆者取昭通壩子、滇池壩子兩地節氣對比看出，唐代水稻是陰曆三四月播種，八月收穫，而現在這些地區是陰曆四月底播種，十月才收穫，可見現在水稻生長期推遲並拖長，說明現在雲南地區一定時期內活動積溫下降，可供作物生長的的時期縮短。 (4)唐代不僅溫暖，而且是一個十分溼潤的朝代。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一文統計了中國曆代旱災和雨災，表明唐代是一個旱災相對較少的時代。陳高庸《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下冊統計表明，隋唐五代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災害中水災比例最高的時期，這可能與當時降水豐沛有關。呂蔚光《華北變旱說》（《地理》第一卷2期，1937年）認為漢唐時期塞外河水普遍豐於今日。進一步研究也表明，公元630年到834年這200多年是近3000年來歷時最長的多雨期。（注：王鄉、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國中原氣候在降水量方面的變化》，《中國科學》B輯，1987年1期。）可見唐代氣候確實比較溼潤。

總之，現在看來唐代在中國2000年的歷史上屬於溫暖溼潤的時期是可信的。

2.溫暖溼潤的氣候對唐代農業經濟的影響

（一）氣候變化對歷史時期中國農牧生產的影響

王子今先生曾對秦漢氣候變化與歷史發展的關係作了研究，認為兩漢間的氣候由暖到寒的轉變，正與移民運動的方向由西北而東南的轉變表現出大體一致的趨勢，而關中和華北平原與江南的戶口消長及河患消長更進一步證明了這種相關性。（注：王子今《秦漢時期氣候變化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2期。）這說明氣候變化對秦漢社會發展影響十分明顯。 從歷史地理角度來看，百年尺度的氣候變化對高緯度的東亞遊牧地區（大漠南北）、中緯度的中國傳統農業區（黃河流域）和低緯度的南方開發不足區（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響巨大且各有側重。 (1)對高緯度東亞遊牧區的影響。研究表明遊牧民族的生存對草原生態環境有很大的依賴性，氣溫波動和降雨量的變化對牧業生產的影響往往是致命的。至今草原地區的“白災”仍是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在生產力更低下的中古時期，傳統遊牧民族相對於當時的農耕民族而言，對自然的依賴更加明顯。研究表明，我國內蒙古草原地區有的地方牧草產量與夏季降雨量相關係數達0.68。1980年的氣溫偏低和夏季少雨使牧草生長期減少了五分之三的時間，加上氣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達90%。（注：內蒙古鑲黃旗氣象局等《牧草生長的氣候條件的研究》，《中國草原》1984年2期。）

這種氣溫波動往往對遊牧民族產生遷移大格局的影響。使寒冷期中國高緯度地區遊牧民族形成周期性的向南推進大勢。相反，如果氣候相對溫暖溼潤，草原生態環境良好，遊牧民族生產相對正常，社會往往相對穩定，對南方農業民族的影響相對較小，南方農業民族的北面壓力相對小，有利於黃河流域農業生產的發展。

(2)對中緯度傳統農業區的影響。據倪根金研究表明，我國北方中緯度地區在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總的趨勢是日益乾冷，這便造成了我國溼潤和半溼潤地區向南退縮，乾旱和半旱區向南擴充套件，農牧業區線南移，進而使適合農作物生長的時期縮短，熟制減少；同時還造成自然災害頻率增大，生態環境惡化，水源減少，水利工程功效衰落；北方水稻種植萎縮，糧食單產量下降；同時也使經濟作物種植分佈和經濟動物分佈南遷（注：倪根金《試論氣候變化對我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年1期。）。相反，如果氣候變得溫暖溼潤，則農牧線北移，農耕區擴大；氣候轉暖往往使自然災害頻率減小，農業生產相對穩定。氣候轉暖使供農作物生長的週期增長，熟制增加，複種指數增大，單位面積總產量增大；單季農作物可能因氣候溼熱而本身生長期短，在單季產量得到提高的同時，也為提高複種指數提供了更多的時間。同時氣候溫暖溼潤使水源更充足，水稻的種植面積拓展，糧食產量提高，而竹類、桑類植物在北方生長更好，隨生物多樣性而來的產出多樣性往往使北方地區有更多的農業經濟增長點。也就是說在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氣候溫暖溼潤往往更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而農業經濟的發展是傳統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基礎。

(3)對低緯度南方開發不足地區的影響。氣候變化對我國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響較複雜。這種複雜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歷史地理的研究表明，歷史時期我國中低緯度地區氣候變化的幅度是大大小於中高緯地區的，也就是說長江流域，特別是珠江流域氣候變化幅度較小，對環境的影響也較小。一方面南方地區的地表下墊面相對更復雜，山地、丘陵、平壩相兼，而地表水資源豐富，在上古和中古時期一些地區還處於一種原生態狀況，隨著人類生產力的提高，對這些地區的開發往往人為因子的影響更明顯。王子今先生曾認為東漢以後氣候日加乾冷是長江中游長沙、桂陽、零陵地區戶口發展，使“卑溼”地區得到更好開發的自然條件，從理論上講似有其道理，但真正要說清楚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能需要進一步探索。因為唐代比東漢魏晉南北朝溼潤多雨，但南方地區卻得到更大的開發，“卑溼”的環境得到更大的改善。實際上從氣候變化來看，如果南方地區更加乾冷，對農業經濟的副面影響也更大。由此看來，南方地區的開發可能還是受南北文明大移位的影響，人為的因子可能更大。 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從理論上講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相對減弱。不過，據楊柏等人研究近百年中國亞熱帶地區農業氣候帶界限動態變化表明，北亞熱帶和中亞熱帶北界近百年擺動2個緯距，其中雙季稻北界擺動1個緯度，柑桔北界擺動近1個緯度。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仍十分大。（注：楊柏等《近百年中國亞熱帶地區農業氣候帶界限動態變化及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自然資源學報》1993年3期。）可見直到現在氣候中長期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仍不可低估，更何況是在唐代。

（二）溫暖溼潤氣候對唐代農業經濟的影響

(1)農牧業分界線北移，農耕區擴大。唐代隨著氣候變溫暖和一些人為的因素，農牧業地區的北線在向北推移。據學者研究表明，從戰國到西漢初年，自今青海東部河湟地區向東北經陝北、隴東的涇、渭、北洛河上游，晉西北山陝峽谷流域南緣龍門山，又東北沿著呂梁山、恆山，接燕秦長城至今遼寧境內，存在著一條農牧業界線。漢武帝時，北伐匈奴而取得了“河南地”，設立了44個縣，農墾區向北推移，農牧業北線推移到西達河套西烏蘭布和沙漠和賀蘭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抵陰山山脈，東面沿長城一線。但東漢以來北方民族南下，使農牧區界線打亂，形成了一個農牧業雜處的交錯過渡帶。（注：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16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據研究表明，到了唐代農牧業界線變成了農耕區與半農半牧業的界線，且有所北移，如東段北移到燕山山脈以下，西南端向南延伸，達到隴山之西，東北端也可以伸向遼水的下游。而半農半牧區與牧區也形成一條界線，即由陰山山脈西達居延海，東達燕山山脈。在這樣的形勢下，農業區形成一些發達富庶的地區，如涇渭河下游、汾水下游、涑水流域、伊洛兩水下游和黃河的下游。在半農半牧區裡面，已經有相當的農業基礎。（注：史念海《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這不僅使唐代的農耕區擴大，而且使農耕區與牧區有一個緩衝地帶，使唐代的邊防有一定的當地給養支援，使唐代經濟力量增強，軍事防禦更穩固，社會更加穩定。這既直接有利於唐代經濟的發展，也為農業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更穩定的社會環境。宋元以來中國西北地區氣候日加乾旱少雨，多以牧業為主，經濟落後，可是唐代能在西域駐軍屯田，以致西北隴右地區“閭閻相望，桑麻翳野”（注：《資治通鑑》卷二一六。），西北絲綢之路也十分通暢。

(2)農業經濟作物種植北線北移，產出多樣性更明顯。由於氣候的溫暖溼潤，唐代農業經濟作物種植的北界更靠北一些，如水稻、蠶桑、竹類、柑桔等。這樣，產出的多樣性為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倪根金引張養才的研究表明，歷史氣候溫暖期單季稻在黃河流域栽培，雙季稻可以推進到長江兩岸；寒冷期，單季稻普遍栽培在淮河流域，雙季稻在嶺南地區比較普遍。歷史時期氣候冷暖變化，可引起單、雙季稻種植地區的南北變動，其變動約兩個緯距。（注：倪根金《試論氣候變化對我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年1期。）

據研究表明，唐代黃河流域普遍開發了水稻田，水稻種植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嶺、淮河，東至於海，分佈北線比前後時期都靠北一些，分佈面積也更廣闊一些。（注：鄒逸麟《歷史時期黃河流域水稻生產的地域分佈和環境制約》，《復旦大學學報》1985年3期。）唐代黃河流域還是重要的蠶桑生產地區，河南府、鄭州、汝州、滑州、汴州、宋州、陳州、徐州、兗州、密州、虢州、相州、衛州、貝州、幽州、冀州、趙州、安東都護府、晉州、汾州、代州、幷州、京兆府、岐州等都出產蠶桑，河南道、河北道是傳統產區，保持發展優勢，而河北和河東高緯度地區蠶桑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注：趙豐《唐代蠶桑業的地理分佈》，《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2期。）筆者認為高緯地區的蠶桑發展正是唐代氣候溫暖因素造成的。唐代在黃河流域有大面積的竹林分佈，宋代在北方地區發現一些竹類根系，可能便是唐代所留。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21：“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4稱：“餘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是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所以，隋唐時期關中地區一些縣設有司竹監。這種北移趨勢在西南地區也有表現，如前面談到的唐代荔枝分佈比現在北移2個緯度，唐代西南柑橘種植中心比現在高2個緯度，五代北宋中國食用粉芭蕉(M.paraddisiala var sapientum)和觀賞芭蕉(Musa basjoo)的分佈也比現在更靠北一些，（注：藍勇《歷史時期西南經濟開發與生態變遷》，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想唐代也然。 在這種溫暖溼潤的氣候背景下，北方地區水資源更豐富。據王利華先生研究，中古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水環境仍較好，河流湖泊中棲息著豐富的魚類資源，漁業生產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仍佔有重要的補苴地位。（注：王利華《中古時期北方地區水環境和漁業生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4期。）

(3)可供農作物生長時間增長，農作物生長週期縮短，複種指數提高。由於氣候溫暖溼潤，熱量條件好，唐代可供農作物生長的時間增長，唐五代溫暖溼潤時期農作物的生長期比現在長10天以上。（注：龔高法等《氣候寒暖變化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195頁至212頁，科學普及出版社，1982年。） 據鄭學檬研究表明，唐代是在四月收麥，而宋代多在五月。同樣唐代的兩稅收取時間比宋代提早一個多月，（注：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嶽麓書社，1996年。）麥收時間的推遲必然會影響其它複種和輪作的農作物生長。 唐代嶺南流行雙季稻，但唐宋之際重慶涪陵一帶也流行雙季稻，故《輿地紀勝》卷174引《龜陵志》記載：“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七八月間收割已了。”與之相印證的是同時唐代涪陵一帶出產荔枝，品質優良而入貢楊貴妃，也說明當地當時氣候比現在溫暖。 據《蠻書》卷7記載：“從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疃。水田每年一熟，至八月獲稻，至十一月之交，便於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小麥即於崗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這是見於記載的最早的我國稻麥兩熟制。有的學者還談到長江下游唐代也有了稻麥兩熟制。稻麥兩熟制在唐代普遍推廣，可能與唐代氣候溫暖溼潤而農作物生長時間增長有關。 不難想像，可供農作物生長時間增長，農作物生長週期縮短，複種指數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提高，自然有利唐代農業經濟的發展。

(4)農作物單產量提高，糧食總產量提高。研究表明，在中國北方中高緯度地區，在溫暖氣候狀態下，自然災害的頻率減小，而溫暖氣候本身也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這便使唐代許多糧食作物單產量提高。據吳慧先生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在元代以前糧食畝產量以唐代最高，達334斤。（注：吳慧《清代糧食畝產的計量問題》，《農業考古》1988年1期。）王錚等研究表明，唐代北方稅糧比例佔全國的75.9%，北宋北方地區的稅糧比例佔全國的54.7%，而田土比例只佔全國的31%，以後北方普遍田土在全國的比例高於稅糧在全國的比例，這表明溫暖時期北方土地生產力水平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以後則相反。（注：王錚等《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地理學報》1996年4期。）

(5)水利建設成效顯著。溫暖溼潤的氣候有利於水利建設的發展，特別是在中高緯度地區的中國黃河流域更是明顯。研究表明，中唐以前北方地區水利復興，將西漢時期的水利工程完全恢復，並新建了一些新的灌區。特別是引黃灌溉的成功和關中水利的恢復。據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統計唐代有水利工程253項，宋代為1048項，但唐代北方地區有103項，宋代北方地區則只有78項。這說明唐代北方地區的農業水利建設是十分突出的。這對於以北方為核心區的唐代文明興盛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唐以後南方地區的水利建設持續發展，湖田、沙田、葑田、ｓｈē＠①田、梯田等土地利用形式已屢見於記載。其中意義最大的是太湖流域塘埔圩田的形成（注：梁家逸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農業出版社，1989年。）。南方這種水利建設的高潮在宋代得以繼續，而宋代北方地區由於自然和人為因素造成水利建設成就不大，南北水利建設的差距由此拉開。

(6)由於國力強盛，使南方地區的開發有了保證。與宋代相比從總體上講，唐代北方地區的經濟仍十分發達，綜合國力總的來看仍十分強盛，這為進一步開發南方地區創造了條件。在這種條件下，生產力中生產工具有了明顯的改進。唐以前各朝的農具發明和改進都是圍繞著旱地技術的耕耘和灌溉，從唐代開始，由於江東犁的定型，水田耕作工具不斷髮展，為南方水稻種植和農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水稻種植的推廣，又使南方土地進一步熟化，水稻土增加，南方農業經濟形成良性迴圈，使唐代全國經濟都處於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 氣候的溫暖溼潤為唐代農業經濟發展創造了環境基礎。據研究，唐代人口最高達7722萬，每平方公里20多人，（注：杜文玉《唐宋經濟實力比較研究》，中國唐史高階研究班交流論文，1997年，承德。）墾田面積在800至850萬頃，（注：《汪ｊｉāｎ＠②隋唐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人地比率在10至8之間，（注：朱國宏《人地關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人地比率在8至10之間可能為傳統中國社會的合理指數，從這個意義上講，唐代文明的發達有前朝歷史發展的承傳積累作用。）當時有所謂“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注：《元次山集》卷七《問進士》。）連西北相對乾旱的隴右地區在唐代前期也是“閭閻相望，桑麻翳野”。（注：《資治通鑑》卷二一六。）經濟的發展為社會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故社會發展上有“路不拾遺，行不齎糧”、“遠適千里，不持寸刃”之稱。（注：《唐語林》卷三；《通典》卷七。）物質文明的發展為政治穩定、軍事國力強盛和文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唐代在科舉、疆域、文學、繪畫、音樂、雕塑等方面的成就不論是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當時的世界範圍都有十分大的影響，唐代文明由此成為世界文明史上足可以大書特書的一頁，而這種文明正是以唐宋這個中世紀的溫暖期為基礎的。

二

1.唐宋間氣候的由暖轉冷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

據滿志敏先生研究表明，以百年尺度而論，有唐一代300多年中，氣候冷暖可劃分成兩個時期，其中以8世紀中葉為轉折點。從8世紀中葉至10世紀中葉，各類寒冷事件頻繁地發生，秋季冷空氣南進的時間提旱，春季時間則推遲，相應霜凍與降雪出現的最早、最晚時間都有提早或推遲。從河湖海冰凍現象研究，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一個緯度。（注：滿志敏《唐代氣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徵的研究》，《歷史地理》第8輯。）朱士光等對關中地區氣候變化的研究也表明，唐德宗貞元年間（785至805年）以前7世紀、8世紀，氣候以暖冬為主，氣溫偏高。而在唐代後期，即貞元年間以後的9世紀，則以寒冬為主，也有春、秋出現霜雪害稼的現象。這種相對寒冷時期一直延續到了五代時期。（注：朱士光、王元林《歷史時期關中地區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1998年1期。）陳家其等研究表明，近兩千年氣候變化，最溫暖氣候是在7、8世紀，即唐代中葉以前，但唐代後期和北宋氣候寒冷。（注：陳家其等《江蘇省近兩千年氣候變化研究》，《地理科學》1998年3期。）盛福堯研究河南歷史氣候也表明，唐代後期轉寒冷。（注：盛福堯《初探河南歷史時期的寒暖》，《歷史地理》第7輯。）文煥然畫出的8000年中國氣候冷暖示意圖也表明，6至7世紀中葉以前氣溫高，以後開始下降至10世紀。（注：文煥然《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科學出版社，1996年。）據王錚等研究表明，880年以後至1230年間氣候為混沌(Chaos)時期，880年以後，季風退縮，中國東部沙漠化加劇，總的說來，在近2000年間，以1230年為界，前期相對溫暖，後期相對冷。（注：王錚等《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地理學報》1996年4期。）這就是說，880年至1230年這300多年間是一個氣候轉折的過渡時期。不過，以今天的氣候標準來看，這仍是一個相對溫暖溼潤的時期，即我們指的中世紀溫暖期。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個時期是一個由溫暖溼潤轉向寒冷乾燥的轉折時期，其中8世紀中葉和12世紀是這300多年間兩個比較明顯的突變時期，而12世紀的突變在尺度上應比8世紀更大。

早在20世紀初亨丁頓在《亞洲的脈動》(E.Huntington,The Pulesof Asia,Boston,1907)一書中便提出中國歷史上氣候變遷與外患內亂有關，例如東晉五胡亂華、北宋契丹女真寇邊、明末流寇和滿清人入關，都是因為滿蒙、中原和中亞氣候轉旱，用不得已鋌而走險，四處劫掠。這種觀點在20世紀40年代陳高庸《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一書中又得到深化具體。近來學者們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中國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週期性南遷往往是因為中高緯度地區的寒冷氣候為潛在動力，故中國歷史上幾次重大的北方遊牧民族南遷高潮對應著千年尺度的寒冷期，西周時期北方遊牧民族南遷正對應著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東漢兩晉南北朝時期遊牧民族南遷正對應著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南宋時期遊牧民族南遷正對應著公元1100年至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明末清初滿清民族南下，正對應著“明清宇宙期”。筆者透過對歷史地理的研究表明，這不是一種簡單的次序——事件對應，而是有其因果聯絡和歷史事實作為根據的。（注：藍勇《從天地生綜合研究的角度看中華文明的東移南遷》，《學術研究》1995年6期。）

北方遊牧民族南遷往往是由於寒冷氣候而來的基本生存和生產受到嚴重威脅為潛在壓力的。必須指出的是，歷史時期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對中國北方漢族人口東移南遷的作用不僅僅在於戰亂對北方地區經濟的極大破壞，極大分散了統治者的治國精力；更重要的是歷史時期我國北方地區也同樣經歷了週期性寒冷氣候的衝擊，農業生態受到極大的破壞，從經濟上失去了與北方遊牧民族抗衡的力量，窮於應付遊牧民族南下的威脅；經濟的越來越困難，也更加重了內亂，戎馬蹂躪，更使北方漢族地區經濟衰落。如唐代中前期隴右一帶有“閭閻相望，桑麻翳野”之稱，經濟發達。李併成研究也表明，唐代安史之亂以前河西走廊綠洲農業十分發達，但安史之亂以後，沙漠化加劇，社會動盪，河西走廊的經濟地位大幅度下降。同時，我們知道關中地區是唐代的政治中心，唐代前期社會經濟十分發達，但後期必須靠“就食東都”來解決基本生存問題，其間決非僅是表面的社會原因。

2.8世紀中葉後的氣候轉寒使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壓力增大

治史者都知道，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鼎盛的王朝，而8世紀中葉開元、天寶年間又是唐王朝鼎盛的時期，但同時也是一個唐代由盛轉衰的轉折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安史之亂”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同時唐代中葉的這個轉折，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這樣，在某種程度上講，安史之亂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很令人玩味的轉折點。現在看來，這個轉折點是與近2000年氣候變化和唐代百年以上尺度的氣候變化有內在聯絡的。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公元7世紀至10世紀北方遊牧民族的情況。隋代和唐代前期，北方最有影響的遊牧民族是突厥。總的來看，歷史時期不論寒暖北方遊牧民族總是與南方農業民族征戰、和親和稱臣納貢相間的。北周和隋代，突厥與南方農耕民族便是這樣度過的。隋開皇三年（583年），突厥內亂，以金山為界，分裂成為東西突厥。隋末唐代初年，東突厥一度十分強盛，北方一些割據勢力紛紛投靠東突厥汗國，以取得庇護和支援。如梁師都、劉武周、郭子和、張長遜、竇建德、薛舉、高道開、李淵等。由於東突厥的強大，雖然唐代前期，突厥也多次南侵入唐，但由於自己本身潛在南下壓力並不大，而唐代又處強盛時期，多次主動進攻，突厥並沒有威脅到唐代的根本。 唐太守貞觀年間，突厥地區天降大雪，連年災荒，難以生存，激化了內部矛盾，東突厥內外離心，特別是鐵勒諸部起義，國力大損。（注：《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代貞觀四年（630年），李靖乘機北征，大勝突厥，突厥餘部“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注：《資治通鑑》卷一九三。）部分內遷設立州縣，唐代從陰山開拓疆域至大漠，以後突厥便一蹶不振了。

不過從8世紀中葉以來，北方遊牧地區環境壓力十分大，戰亂和內遷頻率增大。 先是後突厥和突騎施的動亂。 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突騎施莫賀達幹“遂帥諸部叛”。（注：《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後突厥內亂，爭奪汗位，“部落日以攜離”。（注：《資治通鑑》卷二一四、《冊府元龜》卷九八六。） 天寶元年（742年），突騎施都摩度來降。（注：《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天寶元年（742年），突厥西葉護阿布思、西殺葛臘嗚、默啜之孫勃德支、毗伽登利之女等人率部1000餘帳“相次來降”。（注：《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天寶三年（744年），撥悉密部落東突厥殺烏蘇可汗，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唐趁機聯合回紇軍攻白眉可汗。（注：《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天寶四年（745年），回紇懷仁可汗攻殺白眉可汗，滅後東突厥，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匐可敦“率眾自歸”，（注：《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於是回紇“盡有突厥故地”。（注：《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回紇取代突厥成為北方最強大的民族後，也不斷產生內亂，向中原地區進拓。

安史之亂中，唐代軍事力量不足，而北方的回紇一時十分強大，只有靠回紇、鐵勒等族聯兵抵抗，回紇等族反而日加自恃，不斷南侵中原。 寶應元年（762年），回紇一度“引兵南”，以致造成“朝廷震驚”。回紇至東京，則“放兵攘剽”。（注：《新唐書》卷二一七《回紇》。） 永秦初（763至764年），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注：《新唐書》卷二一七《回紇》。） 大曆十三年（778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陘，入寇太原”。（注：《新唐書》卷二一七《回紇》。） 會昌年間（841至846年），回紇“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眾，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注：《新唐書》卷二一七《回紇》。） 回紇隨之在安史之亂中助唐平定安史之亂，以後和親互市，回紇與唐的關係遠比與突厥的關係和睦。

這種狀況可能與當時遊牧民族地區和農耕區本身環境壓力有關。開成年間，由於回紇境內連年大雪，嚴重饑荒，疫病流行，所謂“會歲飢，大雪，羊馬多死”（注：《資治通鑑》卷二四六。），內外交困下，外族又入侵，“回紇遂衰”。 到9世紀中葉，中高緯度地區氣溫更加寒冷，回紇“凍餒死”甚多，回紇內亂加劇，西邊的黠戛斯乘機發動進攻，殺死回紇可汗，回紇四處流散。（注：《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安史之亂後，党項人的內遷壓力也增大，多次參加反唐作戰，向關中進發，直抵＠④州、寧州、鳳州、梁州、ｆū＠③州、坊州、丹州、延州、同州、振武軍諸州，（注：《新唐書》卷二二一、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故在9世紀有“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之稱。（注：《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安史之亂以後，吐谷渾大量遷入鹽州、慶州、夏州、幽州、豐州、雲州、蔚州、振武軍等地。（注：《新唐書》卷二二一、《資治通鑑》卷二四五、二五三、二五八和二六四。） 貞元年間，沙陀7000人受吐蕃威逼內遷，元和年間，沙陀3萬餘眾內遷。（注：《新唐書》卷二一八。）

總之，安史之亂後北方遊牧民族的內亂和南遷頻率大大加大。 在氣候溫暖溼潤的隋代和唐代前期，由於遊牧民族所處高緯度地區氣候相對暖和而穩定，突厥民族十分強大，大唐有時多依賴於突厥，突厥也多次南侵，對唐構成了威脅，但由於唐本身也十分強大，突厥民族往往不能染指中原，唐太宗也才有“天可汗”的稱號。唐代後期，雖然回紇與唐代也曾和睦相處，但唐代北方遊牧民族的分化在加快，遊牧民族的南侵不僅表現在征戰，也表現在南附不斷和北方民族內部攻伐頻率增大，而唐代往往失去了主動進攻的能力，控制北部邊疆的能力大大下降。 據研究表明，中唐以後，中原王朝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權，也是與中唐以後氣候變寒冷有關。中唐以前青藏高原上氣候相對溫暖，吐蕃十分強盛，不斷向外擴張，唐中葉形成一個地跨今藏、青、新、川、滇幾省的大帝國。但中唐以後氣候變寒，吐蕃從此一蹶不振。（注：吳松弟《無所不在的偉力——地理環境與中國政治》；王錚等《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地理學報》1996年4期。）特別是會昌年間，吐蕃內亂使國力大損，擴張停止，但北方的遊牧民族的壓力更大了。

這些遊牧民族的內遷，使唐代中國北方農牧交界線向南推移，今天晉北、陝北由農業區轉變為畜牧區，內蒙古中部則完全成為了遊牧區。這說明唐代中後期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日益增大，而這種遊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受寒冷氣候造成的基本生存和生產的困難為潛在動力的。 同時我們應看到，唐代後期為一種冷溼的氣候，降水量相對較多，可能是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黃河河溢次數增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據陳可畏統計，唐代7世紀黃河決溢6次，8世紀為19次，9世紀為13次，便表明了這種趨勢。（注：陳可畏《唐代河患頻繁之研究》，《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水土流失加重使農業生態受到了嚴重破壞，農業經濟衰敗，國計民生困苦；河患頻繁更使唐代王朝疲於奔命，國力耗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關中地區經濟日加衰落，各種矛盾尖銳，這無疑使唐王朝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力量削弱。 應該說安史之亂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發生的。

3.安史之亂的自然與社會背景

安史之亂從表面來看，是由於唐中央政權消弱，藩鎮割據的結果。但是為什麼唐代藩鎮割據政權中只有北方的藩鎮才真正威脅到唐代中央王朝而攻破長安呢？這裡需要分析一下安史之亂的潛在因素。 20世紀討論安史之亂的原因的論著很多，不過筆者注意到30年代章嵌先生在《中華通史》中提出的四個原因，即設立節鎮、重用蕃將、攻伐奚和契丹、溺惑嬖寵。在筆者看來，前三點原因都是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壓力有關。80年代高世喻在《西京訪古話玄宗》中提出安祿山手握重兵有了造反的能力和想法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之一，是正確的。我們認為，這種能力是由於唐代在北方遊牧民族壓力增大下，設立蕃鎮而“以夷制夷”的結果。早在唐太宗時，便將降附的少數民族“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使為中國捍蔽”。（注：《資治通鑑》卷一九三。）這種政策在以後民族壓力增大的背景下就更顯得突出。而想法的產生與安祿山本身骨子裡“歉饉則剽劫”的遊牧民族思維衝動有關。 我們知道，安祿山本是營州雜胡，他和史思明二人都是幽州的“捉生將”。唐代在幽州擁兵主要是防備奚和契丹，唐代對安氏一再姑息養奸的目的從根本上來看是想借其力量對付北方的遊牧民族。中唐以後北方奚、契丹在不斷南擾農業區，直到天寶十五年，奚、契丹仍“數出北山口至范陽，俘卻牛馬子女，止城下累日”。（注：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卷下。）同時安祿山也在不斷進攻奚、契丹，並且也養同羅、奚、契丹為“曳落河”。看來，安史之亂本身與北方民族關係十分密切。開元天寶間，回紇與突厥征戰不已，北方遊牧民族的壓力十分大，《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稱：“自代北至雲、朔等州，北臨絕塞之地，封略之內，雜虜所居，戎狄之心，鳥獸不若，歉饉則剽劫，豐飽則柔縱，樂極怨仇，號為難制掣。”故《資治通鑑》卷215稱：“開元以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以後，邊將奏益民浸多，每歲用衣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民始苦矣。”

由前面的研究表明，8世紀中葉以來確實是北方遊牧民族威脅加大的分界線。面對壓力朝廷對安祿山才一再姑息養奸，但終釀成大患，這是安史之亂可能發生的大背景。 安史之亂時北方地區的氣候特徵是與唐代後期氣候特徵相吻合的，即冷溼。

《資治通鑑》卷216談到天寶十年（715年）契丹的核心區“時久雨”，《資治通鑑》卷217記載天寶十三年（754年）：“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飢……上憂雨傷稼…上曰：淫雨不已。”《李峴傳》也記載：“十二載，連雨六十餘日。”從上面記載連續三年淫雨長達六十餘日來看，當時氣候是十分反常的。這種冷溼的氣候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十分大，必然會加大向南推進的潛動力，形成對中原農業民族的更大威脅。安史之亂也正是在這種氣候特徵和大的民族壓力之下發生的。

安史之亂後，中國北方經濟區受到極大的破壞，唐代國力日見衰微，即使不乏明主懷中興之志，但多是迴天無力。同時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壓力繼續增大，到五代時北方遊牧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如916年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923年沙陀人李存勖建立後唐，936年沙陀人石敬塘建立後晉，947年沙陀人劉知遠建立後漢。歷史氣候研究表明，近2000年中國歷史氣候前1000年相對溫暖溼潤，而後1000年相對寒冷。五代以後，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北方民族遼、金、蒙古、滿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權，特別是統一的大政權，這是與近2000年的前1000年不同的。因為南北朝時期雖然有“五胡亂華”，但其建立的政權均為主要在北方地區的小政權，入主中原成為大一統的帝國，主要是在後1000年。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以後，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核心區也越來越靠近東部，同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由黃河流域中下游東南移向東南地區，這是東亞大陸氣候大陸度增大而季風影響退縮背景下的一個十分值得思考的歷史人地軌跡。

五代以後歷史氣候總體寒冷，但時有反覆，歷史發展雖然時有反覆，在許多方面多有建樹，如北宋時期和元代，處於相對溫暖時期，即中世紀溫暖期，國力相對強盛，但經過12世紀的寒冷突變，總趨勢仍是更加走向衰落。這樣，從長時段來看，雖然宋代及以後的歷代的綜合國力絕對值強於漢唐，但以後歷代的綜合國力在世界範圍內的地位是在走下坡路了，這種現象正是與中國近2000年來後半段的寒冷氣候同步的。唐代中葉的氣候突變及安史之亂是這種大演變的十分重要的標誌性事件。

【原文出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號】:200101 【原刊頁號】:4～15

【影印期號】:5 　 【分類號】:K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