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戰爭是一件對美國曆史無比重要的事。可以說，懂南北戰爭，懂美國大半。可見要說清楚是幾乎不可能的。

比如，南北戰爭的直接原因，看上去就是支援廢奴的共和黨候選人林肯當選，然後南方數州宣佈獨立，而北方諸州則以維護聯邦統一為由，打起了這麼一場統一與分裂的戰爭。

細 一看，就會注意到，林肯在 1860 年大選時，只拿到了全國四成的選票，除了在 Vermont，在北方大部分州里，林肯只是拿了五六成的選票，而在南方他根本就沒出現在選票上。也就是說，共和黨作為一個地方性政黨，獲得了大選的勝 利，而這勝利，也印證了前總統 Martin van Buren 在多年前的預言：執政黨如果不能獲得全國範圍的支援，國家就會面臨分裂。

於 是，一個問題就變成了兩個問題。北方人是真的都那麼痛恨奴隸制麼？南方人為什麼如此的不能妥協，連上選票的機會都不給？要知道，林肯並非激進的廢奴主義 者，而是共和黨溫和派。他只是道義上的廢奴者，法律上還是支援南方奴隸主的合法權利的。如果事情是如此的水火不容，又為什麼要拖到這麼晚，為什麼不在建國 之初解決？

事實是，在建國之時，衝突就已然存在。

作為受啟蒙運動深深影響的一代，當時很多人看奴隸制已經是不順眼的了。 傑斐遜在《獨立宣言》裡羅列了英國的種種罪狀，其中有一條就是指責英國人把奴隸制強加給了我們。但是南方奴隸主們還挺老實，把這條給去掉了。其實傑斐遜也 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也不贊成廢除奴隸制。獨立戰爭期間，英國人就拿出了廢奴這一招，號召黑奴叛逃，傑斐遜憤怒的譴責英國人這法子太過惡毒。因為長期的種植 園經濟造成了南方對奴隸制的過度依賴，地方政治體系也呈現出嚴格的等級階層結構。如果強行取消奴隸制，不僅這些種植園主無法接受帶來的經濟損失，即有的政 局也會被這些新近被解放的自由民帶入太多的不確定性。

這也是一上來，美國就面臨的一個困境。於是，廢奴主義者選擇了允許奴隸制的存在，只是努力限制其發展。他們的算盤是，因為奴隸適合的工作不多，所以隨著奴隸人口的增加，只要奴隸制被地域限制住，效率必然會下降，這樣奴隸制會自然消亡，大家就能和和氣氣的走向新時代。

但是，事與願違，不久，軋棉機出現了，這樣，棉花種植變成了相當有利可圖的行業。商業用的棉花現在可以種植在南方的大部分土地上。而且，比起其它作物來，棉 花生產勞動強度低，男女老少都可以做。這樣，種植園裡的奴隸性別比例比較均衡，死亡率很低，能夠保持奴隸家庭的完整，也就可以保持穩定的人口增長。於是到南北戰爭前夕，南方的奴隸總數已經有四百萬，而奴隸的價格則一路飆升到 1800 美元，相當於一個普通技術工人三年的工資。所以，南方雖然可以蓄奴，大部分卻養不起奴隸，絕大部分奴隸和隨之而來的財富被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雖然奴隸總數在增 加，生產效率則增加得更快，棉花種植生產的利潤反而越來越高，於是南方的種植園主，成了美國最富有的人。而也由於種植園經濟的巨大利潤，讓南方雖然越來越 富，卻沒有想過像北方那樣發展工業等其它產業。

這樣，奴隸制本身的重要性反而變得越來越高，改變越來越難。相比起來，因為經濟制度而產生 的和其它地區的很多矛盾，其實都是可以商量的。比如在關稅上，北方為了保護民族工業，要提高關稅，而南方的大量生活生產用品都靠進口，當然希望降低關稅。 在 1828 年透過讓南方不爽的厭惡關稅法（Tariff of Abominations）後，南方可以馬上全力推選 Andrew Jackson 當選總統，並在 1832 年透過新稅法，把關稅降到了大部分州都可以接受的水平。從本質上說，關稅啊，政府權力啊，都是些量上的分歧。但是在奴隸制上，奴隸一旦被解放，就無法再被 挽回，損失將是永久的，無法挽回的。因為這就像是私有制變公有制一樣，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問題，根本沒有任何試一試不行再改回來的可能。於是對於蓄奴州來 說，奴隸制本身就成了無可商量的話題。

但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南方人是鐵了心拼了命要保護自己的奴隸制，但北方也得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的心才行。光從點經濟利益上，是犯不著要跟南方死磕的。比如要搞商業保護的，主要是工業。但金融業就從來是反對大政府的監管的。又比如北方的出口商，航 隊，和港口，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南方的進出口吃飯的，這些人當然也是支援南方的奴隸制的。北方的新移民，也不想見到突然冒出來幾百萬廉價勞工，和他們搶工 作。而且，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低關稅能降低物價，也不全是壞事。

這個，就要提到在十九世紀初期出現的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awakening）了。

宗教大覺醒，是美國這個基督教國家不定期的宗教狂熱症的一種表現。說不定期，是因為它是被社會環境的變化所催發的。而這個時期，正好是諸多社會因素開始撞擊 傳統的社會觀念的時期。大量移民開始湧入，工業化剛有苗頭，貧富差距開始顯現，經濟危機也隨之而來，政治體系在民主黨近乎一黨專政下卻充滿了不確定性，人 們開始面對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不同觀念的衝撞。這時候，政教分離的原則讓教會面臨危機：沒有政府的支援，教會更依賴會眾的支援，但教會無法透過政府來贏取 會眾。教會意識到，直接改變或影響社會本身已變得越來越難，與其說以教會的想法去整飭外部世界，不如進入內部的心靈世界，去改變每個教徒的心。於是，北方 教會開始主動出擊，積極發展教眾，這就是第二次大覺醒。

有二次，就有第一次。第一次大覺醒發生在十八世紀上半葉，當時的牧師們受到歐洲宗教潮流，尤其是英國的約翰•衛斯理和他的衛理宗的影響，走出教堂，到教區裡向會眾佈道。到第二次大覺醒時，佈道者更是走出自己教區，向所有民眾傳教，又遇 上社會在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遇到了種種問題，被吸納進教會的會眾人數開始飛速増長。於是，傳教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社會活動，每次活動時，大批 教眾從四方趕到指定地點進行團契，以集體方式接受宗教體驗，完成個人救贖。

若說這大覺醒只是一次大規模佈道，也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第二次大覺醒對美國的深刻影響，在於它改變了北美清教徒的一些基本宗教觀念。在清教徒的教義，最讓人困惑的，是命定論，就是人皆有罪，雖然每人都要尋求救贖，但是否能得救，卻是上帝早以選定，無法改變的。這樣一來，很多事情就是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比如財富或許是上帝對你的肯定，也可能是你太貪婪而要被懲罰 的標誌。為人正直固然可敬，但改變不了你的嘴。但是在這第二次大覺醒中，越來越多的教徒接受了新的觀念，就是相信罪是有現世的化身的，就是說一個人是否有 罪，能透過外在的有罪行為表現出來。所以只要能主動除罪，就能完成免罪的過程。這樣的教義，是有巨大的現實能動性的。可以說在這次大覺醒後，美國的清教徒 已經和新教徒的基本理念慢慢趨向一致了。

在第二次大覺醒下，人們開始積極地面對那些所謂的社會上的罪。比如奴隸制，就是典型的人所犯下的罪，廢奴，也就成為社會完成自身救贖的重要標誌。這種罪，當然是以加爾文新教的觀念來看的。所以那些和新教教義矛盾的觀念，也就首當其衝地被拿出來，作為 罪來解決。比如德國和愛爾蘭移民愛喝酒，這就是罪，要去除。比如天主教是以教皇為首的從上而下的組織結構，和新教的會眾式相悖，於是，為了表示對天主教徒 向教皇附首的蔑視，對個人自由與獨立性的追求也被顯著撥高了，愛默生和索羅在這時開始走紅。另一方面，這樣大規模的佈道要進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教會開始接 受女性在傳教中的作用，結果，女權運動開始興起，女性開始積極介入禁酒廢奴這樣的社會活動。比如《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 Harriet Beecher Stowe，她父親就是著名長老會牧師 Lyman Beecher。

有了巨大的教眾群，教會也自然成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 但要進入政治生活，把自己的政治訴求實現，還需要透過政黨。在 1829 年，隨著前面提到的 Andrew Jackson 上臺，美國政壇開始了新的時代。Andrew Jackson 所在的民主黨支援各州權利，實際就是南方各州維持奴隸制的權利。同時，在經濟危機面前，民主黨延續了它支援移民權益的態度，無論天主教新教，一視同仁，成 為社會最底層大眾的保護者。民主黨的這種強調道德自決的立場，北方教會自然無法認同。

這時候，北方出現了 Whig 黨。Whig 當針對 Jackson 的民主革命，強調精英統治，以政府的力量保護民族工業發展。而工業的發展需要市場，市場的良好運作需要共同的道德標準，於是，Whig 黨在北方教會對統一道德標準的想法上一拍即合，形成同盟。

不過到這時，廢奴的問題依然只是在如何限制奴隸制發展上。

這是因為黨派是要解決問題的，而不是製造問題的。要解決問題，就要拿下大選，要拿下，就要有全國性的支援，所以，像反對奴隸制這樣的主張只能是在態度上，而 不能拿進黨的綱領裡。為了贏得南方的支援，Whig 黨繼續打精英牌，以拉攏南方的上層階級，而種植園主為了北方出口商的支援，也有不少支援 Whig 黨。

另一方面，廢奴對於北方教會來說，也只是上面提到的諸多議題之一，非並全部，甚至不是最關鍵的。因為當時北方已經沒有了奴隸制，所以 對於北方人來說，不斷湧入的天主教移民才是大家生活中經常面對的問題。南方人擔心如果廢奴，大量自由黑人對傳統政治平衡的衝擊，而北方則已經開始面對不斷 湧入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在 1820 年後各州逐漸對投票者解除地產要求，人人皆可投票，這些愛爾蘭移民就迅速進入政界，推舉自己的地方候選人，衝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主導地位。於是，針對天 主教徒的本土主義運動在北方更是風風火火，連續爆發了數次針對天主教徒的暴亂。而反對奴隸制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個態度問題，普通人很少需要作出實質性表 態。只有少數激進主義者會去冒險搞地下鐵路這樣的秘密活動。

所以在奴隸制上的南北衝突，在 1830 年後的二十年間，還是延續著傳統的解決方式，就是兩個主要政黨透過國會試圖在立法上調解。而主要的衝突，如何限制奴隸制，則是在關於如何納入新的州上。因 為一個州是否接受奴隸制，也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過程。矛盾的第一次爆發，是1820 年的密蘇里妥協 （Missouri Compromise）。在這次妥協案中，雙方同意以北緯 36.3度為界，劃分蓄奴州和自由州。

但是這次妥協卻無法解決動態平衡。民主黨堅持走農業帝國的路線，要不停地在領土上向西擴張，南方同時也就可以為奴隸制的發展提供空間。這種做法對於自耕農來說當然也是大受歡迎，因為農民最需要 的就是廉價土地。北方發展工業則需要集中資源，而不是擴張，結果新領土以農牧業生產為主，在北方實質上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區，就是西部，讓美國政局呈現出 南北西三方博弈的格局。西部作為新進州，體制更民主，對北方政治傳統造成衝擊。於是，南部的積極西進就和北方的遲疑形成對比，南方大力擴張，自然會在國會 裡索要更多的議席，更多的蓄奴州，也讓廢奴主義者的限制策略成為空談。

矛盾的焦點，集中在德克薩斯州上。1836 年，德州在美國支援下獨立，並在 45 年被納入美國，並因此爆發了美墨戰爭。不出意料，Whig 黨繼續反對領土擴張的戰爭，可是全國的普通老百姓卻是歡呼雀躍。結果，美國大勝，獲得了從德州向西直達太平洋的大片土地。Whig 黨在這場鬥爭中元氣大傷，內部開始出現鬆動，北方的政局出現了變數。越來越多的廢奴主義者開始認為這件事可能無法在現有的政治體系下被解決，“地下鐵路” 這樣的體制外的解決方案開始越來越受到肯定，公開支援廢奴的政黨也開始出現。

但是美墨戰爭贏下的土地還是要解決，於是，就有了 1850 年的妥協。在這次妥協中，加州作為一個自由州加入美國，南方則得到了針對地下鐵路的逃奴法案。

逃 奴法案裡第一次明確要求了北方的警力有責任抓捕逃走的奴隸，否則要被重罰。這個法案看上去對南方是有利的，但是在政治上，卻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可以說，南 北戰爭真有什麼導火索的話，這是第一股火繩。在這以前，奴隸制對於北方人來說只是個外州的問題，逃奴法案的這一規定，卻等於是把南方的奴隸制問題擴大到了 北方。這樣的結果，讓反對奴隸制的新教徒無法接受：本來是限制奴隸制的發展，結果限制半天限制到自己頭上來了。於是，奴隸制問題一下取代了其它社會問題， 成了無法迴避的頭等大事。兩年後，代表廢奴主義者立場的《湯姆叔叔的小屋》誕生並大賣，而 Whig 黨則在這個問題上信用全失，在大選中土崩瓦解。於是，透過黨派在國會調解的方法，可以說是已經走上了死衚衕。

Whig 黨解體後，北方出現了政治真空，當然，也就有新的政黨出來填補這個空白。這就是一無所知黨（know-nothing party）。讓人有點意外的是，一無所知黨並非因為廢奴而出現的，而是一個以反對新移民，尤其是天主教移民為中心的本土主義者黨派。它能趁虛而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組織結構。嚴格的說，一無所知黨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反對各種移民秘密結社的？）秘密結社組織，因為秘密，所以參加者都以對此黨一無所 知來作答，因而得名。因為是秘密結社，所以一無所知黨沒有公開的黨綱，可以在各地以相當靈活的方式介入當地政治事務。而在麻省對逃奴法案的反對情緒集中爆 發的時候，一無所知黨以反對奴隸制的形象出現了，這就是 1854 年的 Anthony Burns 案。

Anthony Burns 是逃到波士頓的南方黑奴，在 1854 年 5 月被發現，要被依法遣返回南方。結果在新英格地區的人民一下子群情激昂，要求解放 Burns，而聯邦政府則一定要立一個執法典範，於是四方廢奴主義者紛紛趕來，逼政府出動軍隊來控制形勢。波士頓沒人願意來做押送 Burns 的倒黴事，最後只好由和黑人勢不兩立的愛爾蘭移民警隊來執行。而支援廢奴的一無所知黨一時聲威大振，黨員在數月間就從五萬人發展過百萬，並在麻省的選舉中 全面獲勝。但是一無所知黨起得快，落得也快。因為它到底是以排外為中心的組織，所以在廢奴上無法取得一致，結果無法應對廢奴已經成了任何黨派所要面對和解 決的頭等大事這一現實，於是，像 Whig 黨一樣，迅速瓦解。

一無所知黨以民間組織的形式崛起，標誌著對奴隸制問題的探索進行到了新階段，就是讓人民來自主解決蓄奴廢奴問題。也正是此時，民主黨參議員 Stephen Douglas（就是那位和林肯有過幾次歷史性辯論的著名參議員）提出了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方式，就是由新進州舉行全民公決，來決定是否成為蓄奴州，這就是 1854 年的 Kansas–Nebraska Act。它以立法形式宣佈了黨派調解的傳統道路徹底破產。同一年，堪薩斯舉行公決，結果，支援和反對蓄奴的組織從四方紛紛趕來投票，本來只有 1500 名註冊選民的堪薩斯收到了超過 6000 張投票。在其後一段時間內，雙方在堪薩斯和周遭地界發生大規模衝突，落下了“流血的堪薩斯（Bleeding Kansas）”的名聲。

流血的堪薩斯讓人民自決的方法剛剛冒頭，就已經看不到希望，而西部還有大量懸而未決的領土，未來發展顯然要面對 更大的不確定性。而 1856 年，南方的民主黨議員 Preston Brooks 為此在國會山上杖擊了了麻省參議員，激進的廢奴主義者 Charles Sumner，這一粗暴行為，為南北雙方贏得了各自的一名英雄，但也宣佈了國會已經不可能再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可能。

雪上加霜的是次年的 Dred Scott vs Sandford 案。黑奴 Dred Scott 在 1846 年起訴說自己應該是自由人，理由是他曾隨主人前往自由州伊利諾伊州居住，所以就應該自動成為自由人。這樣說也非 Scott 自己的發明。比如已經廢除奴隸制的英國就有此規定，以至於南方奴隸主從此不敢把自己的奴隸帶往英國了。Scott 的官司一直打到高院。高院首席大法官 Roger B. Taney 來自蓄奴州馬里蘭，在他主持下的高院認定 Scott 還是奴隸，理由是 Scott 作為一名奴隸，是私人財產，根本就沒有權利發起此訴訟，而且，既然是私人財產，怎麼能跑到別的地方這個財產就被自動剝奪了呢？Taney 認為，自己的這個光輝決定從此一了百了的解決了奴隸制問題，但卻成為高院史上數一數二的荒誕判決。這下子北方的那些民間努力都是白費，社會各種不確定性更 加突顯。於是，高院這條路，也被封死了。

自此，在短短几年間，國會，高院，全民公決，上上下下這三條道路都已經走盡。

接下來，把希望徹底斷掉的那個人，叫約翰•布朗（John Brown）。

約翰•布朗也是北方的激進廢奴份子。他在“流血的堪薩斯”時就是不遠萬里從北方趕來廢奴的一員。在此之後，他繼續努力，帶了 20 來個人，1859 年在當時的弗吉尼亞州的 Harpers Ferry 試圖發動武裝暴動，被抓，受審，被處死。這事作為民間草根運動，跟地下鐵路這種事本無本質區別。但是在他被捕後，南方政府發現，他的行動獲得了北方六名著 名廢奴主義者的財政支援，其中，有幾個人還是一直主張要和平解決奴隸制問題的。這下子南方就徹底對北方廢奴主義者絕望了。

然後，就是 1860 年的大選，和共和黨的勝利。

共和黨是在 1854 年踩著 Kansas–Nebraska Act 的屍體在中西部誕生的。林肯和他的黨內領袖意識到，長期以來大量移民的遷入，讓北方保持了比南方快 50％ 的人口翻倍速度，到 1860 年，北方的選民數量大大超過南方。這樣，只要把北方和西部聯合起來，就能拿下大選。而同時，西部開始和北部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從經濟上講，北方的工業已經 初具規模，現在，他們需要西部加入到北方創造的這個大市場來，而西部的農業發展也需要鐵路這樣的基礎建設的支援，東部資金的注入，這時候，在奴隸制存廢上 的不穩定性就成為了東部和西部的一個共同話題。林肯卓越的政治洞察力讓他明白，排外在中西部雖然還是重要的社會議題，但卻會讓共和黨無法贏取到相當依靠移 民的北方。於是，共和黨把排外的主張淡化在綱領之外，只一力強調反對奴隸制這個共同的底線，從而建立了一個聯合北方的統一陣線。而在同時，民主黨則在奴隸制上自己產生了分裂，以至於推出了南北兩個候選人。

結果就是，林肯勝出。

但是南方經過前面的一系列事件，已經無法信任林肯這樣一個在法律上承認南方奴隸制的溫和派了。

於是，分裂在即，南北戰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