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題目：《鄭和下西洋軍事行動的研究述評——兼析海外“原始殖民主義論”的若干論調》
孫競昊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獲中國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援計劃”專案。主要研究明清時期區域環境、經濟、社會史（側重江南和華北）及其近現代變遷，近期部分地轉向環境史研究。
摘要：中外學者在評價鄭和航行中的軍事行動這一問題上爭議不斷。多數中國學者肯定鄭和為開創和維持安定和平的國際關係做出的努力，而一些西方學者則認為鄭和的武力使用是對當地的“侵略性”干預，甚或為其貼上了“原始殖民主義”的標籤。扼要檢討近四十年來中國學界關於鄭和下西洋中的軍事行動以及相關問題的研究，並結合相關歷史文獻資料的考辨，對“中”“西”學者之間異同的論點進行對比分析。勿論中國主流學界的某種預定性立場，抑或似是而非的中、西二分法，可以認為在傳統的朝貢體系下，鄭和審慎地藉助武力以維繫“和諧”的國際關係，與半個世紀之後歐洲冒險家、商人、殖民主義者對殖民地野蠻幹涉、佔領、壓迫的行徑有本質的區別。
關鍵詞：鄭和；軍事行動；西洋；中、西學界；述評；“原始殖民主義”
緣起
2014年8月22日，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召開了鄭和研究的中英文雙語國際會議，主題為“鄭和下西洋（1405−1433）及自古以來中國與印度洋世界的關係”。其中一個熱點議題是如何看待鄭和下西洋過程中的軍事行動，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認為這並不違背明王朝與他國和平共處的初衷，與半個世紀後接踵而來的歐洲冒險者、商人、殖民者對弱小國家和地區施加的侵凌、欺詐、佔領不可同日而語。與之相反的是，來自澳大利亞、歐洲和北美的少數學者則將其判定為對當地的“侵略性”干涉，其中韋傑夫博士（GeoffWade）更將之歸諸“原始殖民主義”本質。雖然這個觀點乍聽起來十分怪誕，然而在當今西方學界不乏呼應，儘管各種具體議論不盡相同。
這次的激烈交鋒實為近期鄭和研究中最富有爭議性命題的一幕。對於鄭和的下西洋活動，“西方”的一些學者與中國的主流學界、官方媒介和民眾認知始終存在著不同看法。而且過去十幾年裡，在若干重要問題上的歧異日益擴大。2005年，在官方、非官方舉辦的一系列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活動的推動下，“鄭和熱”霎時間在中國瀰漫。柏克曼（HaraldBockman）在參加維多利亞會議上提交的文章形象描繪了當時中國前所未有的紀念、慶祝、討論熱潮，主題包括和平崛起、海洋文化、科學探索等。7月11日定為中國的“航海日”；“鄭和精神”被視為當下中華民族透過海洋向外進取、推動世界和平的內在動力。
隨著經濟騰飛，中國正在透過發掘歷史遺產，探索一種拓展對外關係的獨特模式，如被國內學者視為肩負和平使命的鄭和下西洋前例，而非近年來一些國外人士指稱的所謂“新殖民主義”。於是，鄭和作為和平使者的外交和外貿方式，與西方殖民者靠暴虐的擴張模板形成了鮮明的反比。鄭一鈞2005年出版的《論鄭和下西洋》增補本較有影響，目的在於弘揚光大鄭和為建立“和諧”國際關係、促進世界繁榮所做出的榜樣。由“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編纂的《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2005）》，收錄了國內鄭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近年來，在專著、期刊、通俗作品、電視劇乃至動漫等多種媒介的協同推動下，中國官方機構和學術團體時常召開有關“鄭和下西洋”的會議和論壇。然而，本文主要著眼於在當今中國學界中無可迴避的鄭和下西洋中的軍事行動，並且本著“回到歷史現場”的歷史主義原則進行相關歷史文字的考辨，對“中”“西”學者在各自語境中所闡發的論點、論據之爭進行對比剖析。
一、永樂皇帝的眼界和心胸：鄭和下西洋的誘因
對於鄭和下西洋背後的動機，儘管眾說紛紜，但是探究剛登帝位的永樂皇帝何以不顧高昂代價和航海風險而遠航西洋這一老問題依舊有必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釐清鄭和航海的原由。
（一）“天下”、朝貢體系、洪武祖制
與歷代王朝一樣，明朝皇帝承襲了根植於中國文化優越感以及萬邦來朝思維的傳統“天下”觀。在儒家所提倡的自給自足和勤儉節約的傳統農業社會中，中國對域外的商品需求有限，而且朝貢體系下藩屬國主要以本土物品象徵性地供奉，幾無實在的義務和責任。雖然多流於儀式，對外貿易也主要是吸引域外政權的合作以及增強“天子”統御天下的一種手段，但這種模板有助於加強中國文化的向心力和政治上的宗主位置。
明太祖朱元璋自詡為中華文明的救星，新王朝甫立，旋即遣使向中原王朝的傳統藩屬國宣告自己天下共主的身份。但與元朝洶洶的對外軍事態勢不同，他奉行不干涉主義，旨在取得化外之邦名義上的臣服。他還將鄰近的15個國家劃定為“不徵國”。
萬明認為洪武皇帝的天下觀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和彈性，意味著正視多國並立的事實，幾近於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現代”外交認可。透過這種邏輯，我們可以看到“保守”的洪武皇帝與“開放”的永樂皇帝之間的連續性。此外，廖小健、黃劍洪認為洪武皇帝建立了一個和諧的朝貢格局來滿足中、外國家的需求，為後繼者奠定了基礎；也正是在這種看起來溫情脈脈的格調裡，鄭和的“和平”使命才可以在印度洋地區得以踐行。雖然這兩種關於明初對外關係的體察有別，但都否認存在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觀念和行徑。
在洪武皇帝看來，私人商業不利於國家和社會，海洋貿易難以管控。他在洪武七年（1374）頒佈了海禁政策，宣佈所有非官方對外貿易為非法，直到隆慶元年（1567）才正式解禁。雖然明初厲行抑商，但是官方機構依然在朝貢框架內從事壟斷性外貿，與儒家力求維繫穩定內陸農耕社會的道德準則相協和。儘管洪武皇帝不間斷地遣使四方，但是並未過度強化其治外威權，以至在洪武后期，朝貢外交和涉外貿易日漸衰退，史載：“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
概述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特別是如費正清等前輩漢學家的一個主要共同之處，就是皆認為洪武皇帝繼承和發揚了傳統的天下觀以及朝貢制度。終明一朝，縱然其間有所曲折波動，但這種和平基調的對外政策與近代歐洲殖民主義有著本質的不同。可是，如何看待永樂皇帝在位期間對外的激進主義（activism），歧見就顯現出來，而在近一二十年尤為令人矚目。
（二）永樂皇帝平撫華南和遠洋的雄心
與其父親肖似，朱棣亦具備專橫的行伍氣質。靖難之役後，就急迫地君臨“天下”，廣派使節至各藩屬國，來彰顯其政權的合法性，重建和修復朝貢關係。但是，朱棣一改洪武皇帝所奠立的對內維穩和對外據守的國是，採取一種大膽進取的昂揚姿態。在制定拓展到疆域以外陸地和海洋的程式設計中，最具標誌性的決策就是鄭和大航海。
在1405−1433年期間，宦官鄭和帶領浩大的船隊七次下西洋−時今的東南亞（又稱為“南洋”）和印度洋。學者們均認為鄭和的航行是永樂皇帝海洋部署的一部分，但是在分析動因時卻存在著異見，具體如下：1.如周運中對部分國內學者觀點的歸納，其中一個主要考量是安撫、平定遊離於帝國東南邊緣的海上力量，因為他們在永樂初期成為中央政權忌憚的異己勢力。同時，鄭和也負有防範蒙古帖木兒帝國潛在海上威脅的任務。2.正如中、西學者所闡述，鄭和遠航致力於在傳統亞洲藩屬國和已知、未知的“西洋”諸國中加強明朝的宗主地位。即普天之下都應體認明朝在“軍事、政治和文化形態方面的優越性。”3.多數中國學者認為，儘管鄭和仰仗明朝龐大的軍事力量，但是其西洋之行卻向他國傳遞了和平之構想。如樊樹志所云，鄭和的和平腳步遠至東非，卻未曾掠取他國半塊土地，與哥倫布、達·伽馬為代表的西方冒險家或殖民主義者判若雲泥，後者是為了建立殖民地，以此獲取金銀，而一個副產品是促使了原始資本積累，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濫觴。然而，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卻認為明朝採用咄咄逼人的軍事舉動實施帝國的“擴張”，甚乃一如韋傑夫所冠諸的“大明天下”（PaxMing）之說。韋傑夫認為鄭和的西洋之行與明朝對雲南和安南的“殖民主義擴張”如出一轍。與之類似，印裔美籍學者沈丹森（TansenSen）認為，縱便中國皇帝對殖民他國沒有興趣，但鄭和的確在廣闊的亞洲以及更遠的區域獨斷稱霸。
因此，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從所謂明朝使用強權欺壓他國切入，逐漸形成了以侵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之類的話語來評析鄭和的下西洋活動，其中“原始殖民主義”的概念最為炫目，這與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截然相反。新加坡華裔學者陳達生（TanTaSen）歸結韋傑夫為代表的關於鄭和侵略性和殖民主義的如下說法：1.鄭和是一位領土擴張主義者，一位原始殖民主義者。2.鄭和在東南亞地區營建基地、殖民地、商業據點，與後到的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動相似。3.在七次下西洋過程中，鄭和對蘇門答臘國（今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舊港（今蘇門答臘島東南部）、錫蘭（今斯里蘭卡）發動了武裝征伐。由於語言障礙，很少中國學者明悉上述的負面評論，儘管他們長期以來在經驗性敘事和理論性預設中否定了這種立場，而一些海外華裔學者的論述則顯得較少帶有“主觀性”色彩。
無論如何，永樂皇帝雖然承襲洪武皇帝相似的天下觀念以及朝貢體系，但卻一反守成策略，遣使鄭和等人竭力拓殖明帝國的海疆。他作為一位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皇帝，最後亦死在軍事遠征的路途上。當今中、西學者在永樂皇帝的向外開拓史蹟上的理解大同小異，卻在如何評價其運用軍事等強力手段之性質上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二、鄭和使用武力的傳統輔助方式
戰爭與合作向來是傳統中國對外關係中兩種突出且交織的方式。如何有效地應對外部衝突是一個現實性問題，外交的成敗得失總是依賴於國力的強弱。鄭和的艦隊訓練有素，足以在海、陸應付常規性軍事危機。《明史·鄭和傳》中稱，對永樂皇帝來說，鄭和下西洋即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攝之”。
早在1983年，何芳川就在15世紀中、西三大航海活動的對比考稽中，概括了以鄭和下西洋為典範的中國涉外方針特色：一般擇取和平的解決方式；偶爾的軍事行動是次要途徑，僅有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不過為重整秩序的必要措施。關於這三次戰爭的敘述和闡釋可謂汗牛充棟，本文在吸收中外相關成果的基礎上，對以合作和貿易為旨趣的朝貢背景下鄭和軍事行為的來龍去脈進行重新審視。
（一）保護傳統亞洲海域：剿滅海盜陳祖義事件
東南亞地區的一些政治實體歷來為中國的藩屬國，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對鄭和航行與明朝海上邊疆具有顯要的戰略價值。7−13世紀的三佛齊王國，控制了蘇門答臘島，勢力一度延伸到被視作東印度洋咽喉的馬六甲海峽。但其在1397年分崩離析後，蘇門答臘就一直動盪不定，而且隨時受到鄰國爪哇的侵凌。
在蘇門答臘東南部的舊港，當地的華人移民團體大體上帶有亦商亦匪的特徵。其中的一位首領陳祖義（?−1407），在中國的文獻記述中被描繪成一個兇殘的海盜；而另外的華人首領梁道明及其副手施進卿（?−1423）因為效忠於明廷，所以形象正面。施進卿向鄭和歷數陳祖義的海上搶劫罪行，而鄭和此時則處於兩方勢力的漩渦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文獻記載，陳祖義曾密謀襲擊鄭和船隊，鄭和被迫回擊。陳祖義的十艘船被燒燬，數千海盜被捕殺，陳本人也被生擒押回，隨後當著各國使節的面斬首。在消除了此類動亂因素後，鄭和重建了大明在東南亞的宗主地位。明廷在舊港設立宣慰使司，施進卿為首任宣慰使。
1407年舊港事件發生在鄭和首次下西洋（1405−1407）期間。中國學者認為殲滅陳祖義之舉不僅為後續的航行掃除了障礙，而且維護了區域性安全。然而，一些西方學者對此次軍事行動的性質和政治局面的改變有不同的看法，韋傑夫認為宣慰使司這類“在邊疆地區由少數族統轄”的機構，實質上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中國學者何平立則認為，明朝在舊港既無官吏和軍隊，亦無徵稅和役務，只是在該地區保持些許禮儀上的宗藩關係而已。
德國學者蕭婷（AngelaSchottenhammer）透過對陳祖義事件的深入研究，質疑中國相關歷史記錄的中立性，並進而認為剷除陳祖義是明朝統治者“懲治罪犯和反抗者的一個縮影”。而愛德華·德萊耶（EdwardL.Dreyer）則這樣詮釋了此次事件原委：在鄭和船隊途經後，陳祖義曾於永樂四年（1406）遣子嚮明廷進貢，而梁道明在前一年已經派其侄到南京。1407年，鄭和在返航途中與陳祖義發生戰鬥，顯然他決定站在梁道明、施進卿一方。
然而，若干中國學者也質疑相關官方記載的客觀性，比如《明史》中的這段史料：“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為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金實秋認為，陳祖義在鄭和相信施進卿對自己控告之前並沒有攻擊鄭和的艦隊。而陳祖義、梁道明、施進卿身份相似，很難將陳與其他首領相區分。施進卿為了自己的海上權益詆譭對手陳祖義亦不無可能，但是鄭和也樂得借施進卿之手控制舊港。之後，永樂皇帝賜施進卿印誥、冠帶等御品，傳之後代。
總而言之，儘管對於舊港事件的基本史實，中、西學者的認識並無二致，但是西方學者趨於認定鄭和動用武力行使天朝的權威，而中國學者則更多關注明廷所看重的宗主名分。對於軍事行動後果，陳達生的以下觀察更有意義：當時舊港名義上是滿者伯夷國（即爪哇帝國）的附屬國，但實際上是由幾個華人首領管轄；明朝所設立的宣慰使司，類似於現代領事館，並沒有改變滿者伯夷國所擁有的宗主權。麥克羅伯茨（R.W.McRoberts）亦指出，明廷視施進卿為舊港的一位統領，同時也默許舊港是滿者伯夷國的屬地。
（二）降伏南亞次大陸上的政權
第二場戰役發生在1411年鄭和的第三次下西洋（1409−1411）期間，又稱錫蘭山之戰。根據官方記載，彼時的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對鄭和侮慢無禮，並且早在1407年就向鄭和勒索珍貴物品，還欺辱鄰國。1411年，據稱他曾謀劃領5萬士兵偷襲鄭和船隊，但被鄭和擊敗，並作為俘虜被帶到了京師，其王位由另一位有德行的當地首領接替。與陳祖義被處決有別，被罷黜的亞烈苦奈兒後來得到釋放並被遣送回國，因為永樂皇帝講到：“蠻夷禽獸耳，不足深誅。”
一些西方學者指責鄭和武力改變錫蘭山國的政局。沈丹森認為，此次軍事行動，鄭和繫有備而來，因為四年前亞烈苦奈兒曾羞辱過他。這並非簡單地是“明廷為一個外國中被壓迫人民所做的正義行為”，同時還顯示了中國對他國政治和軍事幹預的慣例。韋傑夫透過對中國有關文獻的研究，指出了此次武裝干預的政治影響：與雲南的情況相仿，明朝皇帝扶植了一個傀儡來替代被劫持者，從而設定以有利於明朝的方式行事。
中國學者更傾向於強調錫蘭山戰役中鄭和應急防禦的情勢。例如，何平立認為，縱使這次軍事行動反映了明朝的宗主企圖，但是之後並未捲入錫蘭山國內政，這與早期歐洲殖民主義者無休止的破壞和劫掠大相徑庭。
然而，一些國內學者也意識到，關於這次戰役的幾乎所有記載都出自中國文獻，透露出明朝反對所謂野蠻、叛亂的當地首領的態度。但對照稀疏的外文文獻，時平發現中、錫史料中的資訊頗有出入，判斷是役爆發肇自錫蘭對明朝打算確立的朝貢關係的牴觸和拒絕。金實秋也認為鄭和意欲除掉不馴服的當地掌權者，以確保航行這片至關重要地帶的安全。總的來說，中國學者們儘管對戰役起因的意見不盡一致，但是大都堅持鄭和軍事解決方式的非侵略性目標。
第三場戰爭發生在1415年鄭和第四次下西洋（1413−1415）過程中，鄭和當時介入了蘇門答臘國（今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內戰，《明史·蘇門答剌傳》如下記載：
先是，其王之父與鄰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年幼，王妻號於眾曰：［孰能為我報讎者，我以為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國人往擊，馘其王而還。王妻遂與之合，稱為老王。既而王子年長，潛與部領謀，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弟蘇幹剌逃山中，連年率來侵擾。十三年，和復至其國，蘇幹剌以頒賜不及己，怒，統數萬人邀擊。和勒部卒及國人御之，大破賊眾，追至南渤利國，俘以歸。其王遣使入謝。
《明史》裡的這段資料其實是對《明實錄》原始記錄的一個詳細複述。作為官方文字，二者都清晰表明鄭和是站在“合法的”一方，遵照永樂皇帝的命令，摧毀反叛隊伍，俘獲了叛軍頭目蘇幹剌及其家眷，並帶到京城處決。自此蘇門答臘國國內的秩序得以恢復，與明朝的朝貢關係也迴歸正常。
關於此次事件，中、西學者均認同明朝安靖蘇門答臘國秩序以鞏固朝貢體系的用心。不過，韋傑夫進而斷定鄭和直接參與到蘇門答臘國境內的紛爭中，因為他支援親明的一方，而打擊敵對勢力。韋傑夫把這個事件作為另一個例證，即透過軍事力量的征討，將“‘大明天下’的企圖強加到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
儘管中國學者不認可此次事件的侵略性，但是他們確實注意到官方記載可能存在曲解史實的情況。鄭鶴聲、鄭一鈞的研究表明，由於明廷已經承認漁夫繼承王位的正統性，那麼把漁夫之弟當作反叛者不合情理；前王的兒子才本應是真正的僭位者。他們據此認為《明實錄》可能篡改了最初記載，以證明鄭和選擇前王的兒子作為合作者的正當性。張鐵牛也指出了作為“正史”的《明實錄》與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等一手記錄有出入的部分，說明鄭和發動鎮壓蘇幹剌的軍事行動，是並非被動的出擊，《明實錄》的記載分明在牽強地尋找託辭。
透過考察學界對鄭和下西洋期間發生的三次軍事行動的研究，可以得出中國歷史記載中的三個特點：其一、衝突緣起：番邦首領或強人對鄭和船隊挑釁，以致鄭和不得不還擊。其二、衝突過程：討伐篡位者或反叛者則是符合儒家倫理所規範的“正義”行動，所以鄭和應“合法”陣營的請求，廢黜“邪惡”首領，而任命“有德行”者代之。其三、衝突結局：常態的朝貢關係與和平局面再現。
一般而言，中國學者更願意正面地解讀這些歷史記錄，認為鄭和偶一為之的軍事行動系自衛需要，強調此舉對地區與國際和平的重要性。縱便若干學者質疑正史的可靠性，尤其是關於第三次戰役，比較而言，西方學者對這些衝突的分析似乎更“客觀”，特別是點出了中國官方記載的“迴護”。而以韋傑夫為代表的少數學者更是基於“他者”的角度，形成了一套所謂受害者的反向論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鄭和航行中的暴力事件屈指可數，而且三次戰役之後，再未發生重大沖突。
（三）和平仲裁與互利貿易
正如各種相關文獻記載，鄭和通常不輕易涉入武裝糾紛；相反，他和隨員們經常調解國家間或各國內部各種勢力之間的爭鬥。鑑於鄭和多次解決國際緊張事端的凡例，中國學者們認為明代的中國是愛好和平的王朝。例如，1407年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間，爪哇國的西王剛打敗東王，吞併其轄土。鄭和船隊的170名士兵前往原東王之地貿易，被西王軍隊誤殺。因為西王立刻遣使到明廷謝罪，永樂皇帝並沒有發兵懲戒，只是要求賠償黃金6萬兩，隨後又免去所欠數額。
然而，鄭和作為明朝的代表，並不是口頭上的和平主義者。以大明兵強國富為後盾，鄭和有能力調和各方利益，並且在從東南亞到印度洋地區的朝貢結構內平衡、折衝各個政權。許多中、西學者均注意到了暹羅，因為它在朝貢網路中至關重要。暹羅時常襲擾周臨，如占城國、蘇門答臘、滿剌加。鄭和於1407年遵照永樂皇帝的旨意，借外交而非軍事手段解決了爭端。與之相似，在1431年，時值第七次下西洋（1431−1433），鄭和再次透過外交途徑阻止了暹羅對滿剌加的侵略。
在鄭和七下西洋的過程中，發生過多次類似的事件。在各個場合，明廷都力圖在朝貢制度內作為調解者或裁決者，促使泛亞地區的一體化——一個和平但有層級的天下秩序。但是，這種層級和平秩序真的是明朝的藩屬國所想要的嗎?韋傑夫等一些西方學者強調，鄭和與明朝是依靠軍事威力來強制地實行這樣的一統化。然而，這種詰責顯然忽略了明朝為公正化解國際糾葛所做出的不凡成績，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透過與明朝的朝貢貿易所獲得的可觀收益。這也正是為什麼大多數中國學者高度肯定鄭和恢復區域和平與秩序的成就。陳尚勝則把鄭和的和平外交方式比成儒家的“王道”，與尚武的“霸道”迥異。
福建長樂《天妃之神靈應記》碑（俗稱“鄭和碑”），是研究鄭和下西洋價值很高的文物。碑文道：“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掠者，剿滅之。由是海道清寧、番人仰賴者，皆神之賜也。”這番說辭令人想起和親、貿易與軍事鬥爭相結合的悠久傳統。
因此，在朝貢體系之下，和諧的國際關係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得以實現。何芳將鄭和的和平交往分為以下四種：首先，透過“敕封”與“賞賜”等形式開展外事活動；其次，迎送使節；再次，進行貿易；最後，調節朝貢政權之間的關係。同時，他認為軍事力量有限度的運用不在於掠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履踐政治和文化意願。
從鄭和下西洋的成功可以看出，中國豐足的物產支撐著朝貢體系。明朝作為一個擁有豐富資源與先進技術的帝國，對他國而言是充滿誘惑的貿易源頭，而與明朝的商業往來對其國內經濟十分重要。瑪麗·海德惠斯（MaryF.SomersHeidhues）認為，被稱為“南洋”的東南亞極易受到外部世界，特別是中國的影響。自宋朝（960−1278）以降，與中國的貿易一直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發動機”，直到19世紀之初，仍比與印度、與西方更為重要。因此，“南洋”歡迎鄭和來訪，願意被納入朝貢體制。伴隨著明朝與東南亞地區長途貿易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定居在這個地區的各個貿易中心。
中國學者非常關注鄭和“自由”“平等”的對外貿易，不似歐洲殖民者虐待、恐嚇、奴役，以至強佔土著人土地所犯下的暴行。即便訴諸武力，鄭和既沒有侵佔他國，亦未搶奪財富。晁中辰申明鄭和是與有共同願望的國家從事交易，因而滿足了雙方的需求，促進了“南洋”“西洋”的商業、經濟的興盛。何況，鄭和船上裝載的大部分貨物因維繫朝貢關係而帶有饋贈性質，慷慨“交換”到的也大多是當地進獻的貢品。所以，明朝延續了歷朝源自符號性而非物質利益考慮的“厚往薄來”政策。
綜上所述，在中國學者眼中，鄭和間或的軍事行動作為遠次於和平方法的補充，只是一種威懾力的務實表現。鄭和鮮少動用武力，而且不得已而為之的案例多系自衛反擊。相比之下，近年來韋傑夫等西方學者雖然與中國學者在“史實”上有很多相似的觀察，但是更情願以所謂原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等“近代”尺度來定格鄭和軍事行為，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嫌。
對鄭和軍事行動的評價必然與整個航海活動的全面評價相聯絡。早在1905年，梁啟超就曾發表過一篇題為《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的文章，表達了一代維新志士有感於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強欺侮而又要學習西方以救亡圖存的一種複雜糾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情結。他將鄭和與歐洲偉大的航海家亨利王子、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人相提並論，甚至稱讚鄭和的軍事成果，如俘虜外國酋長，儼然一派歐洲殖民主義式的近代話語。同時，梁啟超惋惜鄭和之後中國航海活動的中斷，認為七下西洋只是彰顯“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的一種體現。
儘管當代中國一向秉持反殖反帝立場，但是學者們樂意沿襲梁啟超頌揚鄭和英勇航海業績的軌轍。不少學者將鄭和的航行與歐洲大航海活動相比較，後者開啟了“地理大發現”，此後世界歷史的主流導向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鄭和的艦隊擁有可觀的戰鬥力，但是為何在處理衝突時，還要如此謹慎地使用，從而使其代表的明朝模式區別於殖民主義血腥擴張的歐洲模式?中、西學者們都試圖透過制度、心理、文化等思辨範疇，聚焦於明朝藉助武力促進航海的視角以及開始航海的原動力。但是不言而喻，得出的結論有異、有同，也存相通之處，這裡有必要進行綜合性辨析。
（一）永樂皇帝朝貢體系下的國際交流和世界秩序
一些國內學者指出了利用朝貢關係來促進國際交流的鄭和模式的優勢：一種政治策動的、國家運營的海洋工程。更為重要的是，為了實現永樂皇帝令天下稱臣納貢的藍圖，鄭和船隊把中國的海疆推向了空前的遠方，中、西學者的史實考據大略一致，但評價標準存在差異。除了描述明朝早期在海上和內陸邊界的軍事行動，韋傑夫也舉“1409年脅迫緬甸”等例子來論證大明慣於恫嚇弱小國家，強調其“武力主義威懾的實質”。
而泰國華裔學者黎道綱則基於明人張燮《東西洋考》中的事例來反駁韋傑夫的原始殖民主義定義。據黎考證，《東西洋考》中記載：鄭和命令夷平阿瑜陀耶的一座浮屠−但是那座浮屠在17世紀才建成。可見，韋傑夫把道聽途說的逸事當作歷史事實而引以為據，應該是出於其自身意識形態的偏見。而且黎認為，韋傑夫在翻譯和解釋中文史料時，刻意“加工”不可靠的軼聞，為的是證明鄭和下西洋的“侵略”屬性。
正如何芳川所指出的，明朝在意的是名義上的宗主權，並且其“家天下”網路可以容納很大程度上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多樣性、多元性，相反的是歐洲殖民者推行殘酷的殖民統治，進行無止境的征服，最終確立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中的霸權。於是，如朱亞非所言：鄭和贏得了海外廣泛的尊敬，樹立了明朝親善的國際形象。鄭和的神化形象至今仍以神龕、文物、神話和口頭傳說等形式遍佈於東南亞地區。而與之相反的是，範金民點出歐洲殖民者對美洲、非洲及其他地區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殘害和屠殺，給當地留下的是難以磨滅的痛苦記憶。
鄭和由於遵循永樂皇帝延展海外朝貢體系的意志，所以儘量避免劇烈的對抗。實際上，鄭和軍隊的規模不足以主動發起大型戰役；一些偶發的衝突並非全然精心策劃，而主要是防守反擊；鄭和的艦隊多數情形下只是被用作儲備力量。洪煥椿勘察了鄭和船隊的軍人構成，認為士兵多屬於不是用以遠征的守備部隊。陳達生也認為鄭和船隊的28000人中的軍人比例不佔多數，主要執行護衛職能；而且，為了培育天朝大國形象，不會為入侵、殖民或兼併而動輒採用武力，而是“與鄰國共建儒家理想中的國際秩序以及透過朝貢體系促進貿易。”
因此，爭論的一個焦點在於如何審視永樂皇帝雄心勃勃地開拓朝貢關係。“西方”學者羅伯特·芬拉（RobertFinlay）較為公允地講述了明朝與歐洲早期殖民者和殖民主義的開拓之間的非可比性。
朝貢制度是中國獨特的政府工具，糅合了文化宣傳、商業交流、國家安全、外交政策等方面，而這些在西方國家一般被視為各自獨立、彼此不同的。相比之下，葡萄牙人（像其他西方人一樣）設想將自己的權力擴充套件到海外，包括控制領土、建立殖民地、把控商業；他們的主權、征服、統治的思維，是在國家相互競爭的語境裡幾代人得出的經驗……葡萄牙人在亞洲的經歷由強權政治、宗教排他、國家競爭的理念所驅使，而中國在同一地區的經歷則為文化融合、宗教寬容、帝國自我滿足的理念所浸潤。
他總結道：明朝勾勒的世界或天下是有上下、高低、尊卑的層級，卻也是和諧的，這正是作為國家行為的鄭和下西洋之旨歸。
鑑於鄭和所代表的“中國式”對外開拓的結果，故而沈丹森對鄭和替換錫蘭山國國王一事的評語較為恰當：“不靠殖民遙遠的海外，而是建立一個友好的體制，這是高效率的、節約成本的”明智之舉。事實上，透過與友好政權的合作，鄭和的船隊不僅可以停靠在南亞次大陸的港口，還能夠遠洋至阿拉伯海。此外，羅伯特·芬拉也認為，憑據強大的軍事能力，明朝既不吞噬他國領土、也不在遠洋上肆行恐嚇之方略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那就是“鄭和七次下西洋過程中，48個國家成為明朝的朝貢國，其中大部分是新面孔”。但是，他仍舊使用“帝國主義”一詞來指稱明朝的軍事行動，因為大明充當了“遙遠王國興衰的裁定者”。
朱棣登基後，明朝享有著擴大了的朝貢網路所帶來的繁榮，“這種朝貢體制注重建立中國式而非是殖民主義的世界秩序，也非僅僅從海洋商業中獲利”。中、外各國均得以長久地從海洋貿易中受益。加拿大華人學者陳忠平認為，雖然不是“自由貿易”的歐洲模式，但是鄭和下西洋壯大了中國與印度洋國家的貿易網路，並使之制度化，有助於15世紀末肇始的歐洲人所領引的全球化程序。
簡言之，縱觀圍繞著朝貢體系下鄭和軍事行動的各種爭論，筆者比較贊同陳達生對鄭和下西洋的定性論點：“鄭和在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和朝貢制度下展開涉外工作。他的航行應該在這個語境中對待，而非置於西方式殖民主義的窠臼。從非歷史的立足點看歷史是危險的；將西方模式強行套用於中國歷史只會背離歷史事實。”而如韋傑夫等一部分“西方”學者塗抹在鄭和身上的或多或少的“殖民主義”釉彩，源自並迎合了對當今中國積極進取的對外關係認知和評估的一種勢頭，且勿論其不無偏頗的態度，以古度今不是理性的學術研究路徑。
（二）永不停歇的歐洲式動力之缺乏
鄭和三次軍事行動的勝利證明了明朝無可匹敵的海上力量。可以試想，那時候的明朝有能力像後起的歐洲列強那樣創立龐大的海外殖民帝國。但事實上，明朝雖然在一些方面得益於擴大了的和緊密的朝貢體系，但是大航海活動在1433年以後消失，中華帝國自此也退出了海洋世界的舞臺。正如羅伯特·芬拉所說，與明朝行為恰恰相反，達·伽馬抵達印度的航行為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在印度洋和亞洲其他地方的一連串殖民入侵鋪墊了道路，歐洲列強運用恐怖手段競相建立殖民帝國，如暴力開採、貪婪侵略、經濟剝削。以歐洲殖民主義歷史為參照系，相對和平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的興與衰，持續推動著中外學者進一步探求其航行動機以及戛然而止的緣由。
陳達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何具有巨大航海和軍事能力的鄭和船隊並沒有選擇征服和統治沿線的30多個國家，而是協助眾多的小國抵禦強敵的入侵以及消弭其國內的叛亂。在他看來，明朝從經濟的角度來講是一個農業社會，不同於以商業和工業為主導的歐洲國家，前者“無需搶奪自然資源、市場、人力、殖民地”。羅伯特·芬拉持有類似的觀點，儘管他用“海上帝國主義”的標籤來通稱明朝和葡萄牙的對外擴張，但是也承認兩者之間的差別：雖然鄭和下西洋可以滿足明朝對胡椒、銀、香料、檀香、寶石、象牙、烏木、樟腦、錫、鹿皮、珊瑚、毛皮、龜殼、樹膠、樹脂、犀角、蘇木、紅花（用於染料和藥物）、奇石以及其他海外商品的需求，但是作為自給自足的農業帝國，明朝不必佔據他國領土，不必“封鎖重要航線”來“追求霸權”——這需要在海外維持花費昂貴的常駐部隊，對明朝而言顯然是不明智的。
中國學者也把明朝看作是一個大陸帝國，而非歐洲式航海國家。如鄭永濤所說，西方國家進行殖民擴張活動有兩大動因，一是宗教的，二是經濟的，為此它們無節制地使用各種伎倆來達到貪得無厭的欲求；而明朝作為一個大陸帝國，與之前的多數王朝類似，缺少海外殖民的驅動力。這也符合在傳統朝貢體系下的天下觀，因此一般情況下不願去改變轄外的國家和政權。
恰在這點上，一些中國學者進而反思鄭和下西洋的“弊端”。1.大航海缺乏商業利潤計劃，其耗費不啻一個無底洞，所以在永樂皇帝死後不久就被中止了。2.鄭和下西洋與海禁“祖制”並不牴牾。莊國土認為，永樂皇帝實際上採取了更加嚴厲的舉措來增強國家海上統攝權能，甚至清剿私人海上活動。因此，在中國海域上非官方的海上貿易和航海行為，包括海盜和走私活動，受到強有力的壓制和約束。羅榮渠認為，這嚴重損害了中國的海洋探索。
著眼於明初航海大業的短暫輝煌，中、西學者們均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集中到了永樂皇帝個人身上——大航海工程得以付之實踐，幾乎完全取決於永樂皇帝的個人意志。然而，人力、物力的鉅額消耗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也有悖於儒家傳統的保守主義，正如羅伯特·芬拉所稱，這種保守主義鄙視“商業、黷武主義、海上冒險，而崇尚自給自足、農業美德、閉關鎖國”。永樂二十二年（1424）朱棣的去世，也就預示了明朝偶發性的海上活動的終結。
沒有穩固、增長的經濟回饋，所以儘管明朝的海上實力如此雄厚，遠航活動轉瞬即逝，以“曇花一現”形容再貼切不過。一個農業帝國在海洋事務上回歸消極狀態無可厚非，這與稍後崛起的歐洲民族國家的道路不同，然而王朝迴歸內陸的國策卻客觀上為私人海上活動留下了餘地−猖獗一時的“嘉靖倭患”即是明證。與此同時，歐洲殖民者正迫不及待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逐步建立霸權。我們在評價鄭和軍事行動和航海活動時，應該重視比較的和全球性的視野。
綜上所述，“中”“西”學者儘管評判鄭和軍事行動的性質時存在著對立，但在把鄭和下西洋活動作為中國傳統方式的經驗主義考察上基本一致。不可否認近年來中國大陸民族主義風潮在學界的迴響，但難能可貴的是仍有若干學者如金實秋和莊國土等直言不諱地與一些“主流”的觀點辯駁。同時，“西方”學者貌似更為“獨立”和“自主”，但是他們也或多或少受到當下西方學術與思想氛圍的左右，以至於出現以韋傑夫為例的“極端”個案，即以“近代”的、“西方”的標尺來衡量當今走向世界的中國的鄭和遺產。然而總體而言，在學術界廣泛流行的僵硬的“中”“西”二分法聽起來煞有其事，但實際並不盡然。
【注】文章原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9期。
責編：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