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官與選美：大唐世族、公卿夾縫下的科舉反抗”中，我們談到了科舉制自隋唐年間真正建立起來後，對於底層百姓上升空間提供了一條渠道。相比推薦制、世襲制，科舉制的最大好處就是公平，以及“活水問題”。

公平是人們“追求”的事情，但“公平”永遠是相對的。正如民主、自由等許多觀念都是如此。因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因為地域導致不同的經濟和文化層次以及思維方式的不同，因為人性的問題等，公平和穩定之間就形成一種不斷地平衡中。

在古代社會，科舉制的相對最公平與效率

儘管科舉制也會導致團團夥夥，但問題是相對世襲制這種“永恆的自我利益聯盟”、推薦制這種“迅速搭建利益聯盟”選材方式，科舉制構建的“利益聯盟”的穩定性要差得多。當然，世襲制、推薦制也有好處。

比如世襲制下的新人，往往因為自幼跟隨長輩耳濡目染許多行政能力、權力鬥爭謀略，如果真想做事兒，看問題、做事情要比科舉制的人的成功可能性更高。例如唐朝的“牛李黨爭”中，科舉制下的牛僧孺的能力並不如李德裕。但問題是，世襲制下的能臣數量比紈絝子弟少得多，而且大多靠近權臣色彩。對皇權威脅頗大。

隋唐時期，世襲制、科舉制間更多的是皇權依賴科舉制制衡世家大族。到了宋朝，科舉制選材形成主體，但宋朝因為皇權為了最大化拉攏文人，科舉制下的世襲制官場特徵也很明顯。當科舉制來到元朝時，問題就有些麻煩了。原因就在於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統一中國的朝代。

元代科舉制中的不公平與世襲、推薦

在“清朝儒家化很成功，元朝卻僅到半路：科舉制是否有效是關鍵”，一文中，我們談到了元朝科舉制問題。

其一，科舉官員人數太少，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其二，因為蒙古貴族、色目貴族、漢貴族的阻攔，科舉出身的官員難以獲得實權。

元仁宗時期開始科舉制

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二十日，在元朝境內施行鄉試。延祐二年（1315年）的第一次殿試中，錄取56名蒙漢進士。右榜（專供蒙古、色目人）、左榜（漢人，也就是原金國、夏國統治區的漢人）第一名分別為護都答兒、張起巖（遼宋金三史總裁官）。

很顯然，左右榜的難度是不同的，雖然其內容都是以四書為基礎，但漢人的科舉難度要高。例如右榜的考試內容主要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加《朱氏章句集註》。

左榜則是在右榜的基礎上增加《詩經》《尚書》《周易》《春秋》《禮記》等儒家經典。

以上考試內容的解說都以程朱理學的解說為標準。清代科舉制和元代科舉大體上也如此，比如滿蒙與漢也是分別考試。但問題是清代科舉中漢知識精英獲得大量入職機會，同時，漢知識精英特別是滿化漢知識精英也可以藉助推薦、世襲進入官場。由此，清代的成功是將漢精英徹底臣服，而臣服的主體就是科舉制。

元惠宗的“至正新政”中，各民族第一次、各階層知識精英共同參與了科舉。正是元惠宗的這種努力，反促成了當時儒家對元惠宗的認同。清代科舉制、儒家化獲得成功，元朝元惠宗時期才真正進行“有效科舉制”且並不成功，即使如此其效果也對朱元璋統治初期構成很大麻煩。從反例看，就可以看出，清朝的成功也就很正常了。

古代知識精英對勞動者往往有一種“蔑視”心理，特別是對無錢無權的勞動者。在這一心理狀態下，他們對於朱元璋的蔑視心理遠遠高於對統治者對儒者的蔑視歷史。

在這一問題上，朱元璋也曾走過彎路。

明朝的南北榜，朱洪武拼了為了子孫再舉屠刀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南方統一北方的朝代，再加上北方在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了三五百年，因此，南方許多人對北方是一種蔑視心理。在北伐元朝、北元的歷次戰爭中，朱元璋對於北方各省都有一定的語言攻擊。

但問題是，無論南北還是東西都是“朕”的天下，一撥人看不上另一撥人始終會惹出問題來。由此，朱元璋在執政後期開始特別重視“南北平衡”，在科舉上也進行“學習元朝”制定了“南北榜制度”。

這說明什麼？元明在科舉制問題上也有一個“繼承關係”。元朝的左右榜是為了讓漢精英支援自己的政權，南北榜則是希望北方漢知識精英不要產生對政權的憤怒。對於南北榜的形成，也是朱元璋對過往行為的一種激烈反應。雖然史書上對明初的南北歧視沒有公開描述，但大凡有現實生活經驗的人都應該能夠感覺到。一個餃子就能說明問題。

朱元璋以自己的鐵血刀劍，為北方漢儒支援自己的政權做了再一次努力。之前為了自己的後代坐穩江山，朱元璋屠戮功臣；現在同樣是為了這個，他對於北方漢儒進行最大限度的妥協，你們不是憤怒嘛，那我就單獨給你們弄一個榜，而且殺幾個你們痛恨的人讓你們消消氣兒。

朱元璋在“南北榜事件”後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而他的“南北榜遺產”則陪伴明朝長達247年。可以說，科舉制從來不會帶來“真正的公平”，但因為科舉制比世襲制、推薦制更公平，更可以引來人才的活水，科舉制的“相對公平”最重要。

“相對公正”看起來很容易，其實要密切關注變化，二十年前是“相對公正”，二十年後也許就要變成“相對不公正”了。所以，時移世易、不斷校準是必須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