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只教人們檢驗判斷的正確與否，卻不能教人們發現普遍的原理……——伽利略

公元1405年7月，明成祖朱棣登基的第3個年頭，位於蘇州府太倉的劉家港，62艘寶船，近200艘各型補給船，27000餘名水手兵員，在鄭和率領下，浩浩蕩蕩楊帆啟航，沿長江出海南下。

28年間、前後7次下西洋、及分遣船隊的一系列遠航，真實目的史界仍然莫衷一是，明成祖朱棣遣使敕封確立朝貢貿易體系，及以武力優勢確保海上商貿通道的暢通，縱覽歷史的脈絡與鄭和七下西洋的實際作為，應該是最合理的真實動機。

鄭和船隊的其他成就在此不進一步展開來說，對於探究中國臺灣島歷史的人們來說，其中一項重要意義，無疑是東西方已知航路的一次集中呈現，就像照亮夜空的一道閃電，人們因此可以得知當時東亞海上交通的完整面貌。

從福建省福州五虎門啟航出洋，藉助季風往西南方向沿著閩、粵海岸線，經過海南島獨豬山（今萬寧大洲島）轉向南往占城的新州港（今越南中南部平定歸仁），從占城繼續向南航行到爪哇島的蘇魯馬益（今泗水）、三寶壠，再折往西抵達扼守馬六甲海峽要衝的舊港（今巨港）與滿剌加（馬六甲），連線印度洋上既有的西方航路網路。或從占城往東南到浡泥（今汶萊），轉向東北可至蘇祿，再向北抵達呂宋而止。

另一方面，往琉球冊封的航路也是從福州出發往東南東方向，在雞籠山折向東，順著東海群島鏈航行即可直抵首裡（今沖繩那霸），借黑潮往東北方向繼續沿島鏈航行則可到達日本九州。

也就是說，在我國臺灣島的周邊海域，與大陸海岸線直觀距離較遠的北方的日本琉球、九州，甚至南方更遠的呂宋、蘇祿，當時皆已與中原王朝及人民有頻繁往來，唯獨臺灣島在整個東亞繁忙的海舶往來交錯之中，如居鬧市而隱於靜巷，遺世而獨立。

此後200年間，國際外部形勢進一步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紛至沓來，而臺灣島卻依然像冷眼旁觀一般，幾乎超脫於這塵世間的熙熙攘攘。

“異哉東番！從烈嶼諸澳，乘北風航海，一晝夜至彭湖，又一晝夜至加老灣，近矣。迺有不日不月，不官不長，裸體結繩之民，不亦異乎？”

這是曾任明朝抗倭名將俞大猷幕僚的陳第，晚年於公元1603年隨沈有容水師登臺遊歷後，寫下第一手調查報告”東番記”中直覺的發問。400餘年後，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人來說，這無疑仍是發人深省的第一道命題：

為何臺灣島如此特殊？

並從而引申出與我們切身攸關的第二命題：

這樣的特殊，是幸運，或是悲哀？

這問題之所以重要，因為這不僅是我們評價自己的最根本座標，也主導著我們即將採取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