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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最終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之中脫穎而出,終於在兩漢成為了主流的思想意識。在儒家君臣之義的籠罩之下,即使朝廷政治腐敗,朝綱衰頹,手握兵權的將帥們,也不敢貿然背叛朝廷。魏武帝曹操權傾天下,也只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始終做周文王。

取代魏的司馬氏,本身也是儒學世家,所以魏晉之際經學非常發達,經學成為貴族的一種身份象徵。但是國家的統一併非靠禮儀來完成,而是以強大的軍事為後盾。古往今來能在經學和軍事兩方面取得輝煌成就的人都是鳳毛麟角。,恰恰在魏晉之際就有這樣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物,他就是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郡杜陵縣(今陝西省西安市)人。他的先祖是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他的祖父、父親都在曹魏身居要職。出身只能決定人生的起點,而努力才能達到想要的高度。與其他出身官宦之家的紈絝子弟不同,杜預從小就飽讀詩書,博學多才,通曉古今興亡衰敗的道理。他經常說:“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

以杜預的才華,他早就可以飛黃騰達,偏偏由於父親和司馬懿不和,一直被壓抑,直到司馬昭當政,他才時來運轉,不僅迎娶了司馬昭妹妹高陸公主,官拜尚書郎,還承襲了父親的爵位——豐樂亭侯。

公元263年,鍾會領兵伐蜀,杜預以鎮西長史隨軍出征。鍾會平定蜀地之後,意圖傭兵自立,後因士兵譁變而失敗,大多數隨軍官吏都遇害了,杜預因機智倖免於難,事後“增邑千一百五十戶”。

“書到用時方恨少”,杜預的成功和他少年時代刻苦讀書有很大的關聯。以司馬昭為首的司馬氏家族雖然成為曹魏最大的政治集團,但是想要取代曹氏家族自立,除了收服人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杜預就是這樣被收到司馬昭麾下。

司馬昭為了自己家族以後代魏做了很多準備,最重要的就是修改禮儀、法律和官制。雖然這件大事由車騎將軍賈充主持,但是最終面世的條文註解都由杜預完成。修改的三部分中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法律。

賈充、杜預等人用了三年左右的時間,參考漢律、魏律,修訂出了《晉律》。為了讓法律能夠暢行無阻,杜預又寫了一篇關於法律的文書,來說明法律實施的可行性: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綱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杜預對法律的認知受到時代的侷限,但是《晉律》的優點也很顯著:文字通俗,條目清晰簡明,不僅讓百姓對法律產生敬畏,同時官吏不會濫用私權。因此《隋書·刑法志》稱讚說“實曰輕平,稱為簡易”。

杜預讀書的習慣,並沒有因為職務的變化而廢棄,反而更加專注,他最喜歡讀《春秋》,而且喜歡與專業的經學家討論。他把《春秋》與《左傳》合在一起,在唐朝成為標準讀本,儒家經典《十三經注疏》裡面《春秋左傳註疏》的“注”部分也是由他完成。

如果說讀書僅僅是為了做學問,固然值得尊敬。但是,以我個人的淺見,在學問之外,每一位作者都有強大的現實關懷,杜預自然也不例外。

司馬氏代替曹魏之後,延續了曹魏貴族官僚的體制,社會上的所有領域的控制權都操縱在貴族官僚手中。在貴族的莊園裡面,不僅有類似農奴一樣的佃戶,還有不同型別的附庸者,這裡面等級森嚴,權力雖然分散,主導權依舊存在於頂端的貴族手中,這些貴族掌握了龐大的財富,自然就會導致生活的奢華,以及不同程度的攀比,“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放在這個時代一樣成立。

這種情況讓杜預很是不滿,當年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周遊列國,理想破滅後寫下了《春秋》警示後人,作為《春秋》的繼承者,杜預自然也想改造這個腐化的社會。他向晉武帝司馬炎進言說:

······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

簡而言之,杜預認為朝廷應該對官員實行考察制度,根據官員的政績進行升遷,對於那些尸位素食者進行罷黜,提拔有能力的官員。這一制度如果實施下去,就會動搖西晉以貴族為主體的根基,朝廷沒有采用也在意料之中。這項制度,只有唐末貴族覆滅、宋朝大開科舉之後,才得以實施。

如果你認為杜預只是一位儒生,那就大錯特錯了。他真正令後世之人欽佩的是他的軍事才能。

公元270年,禿髮鮮卑首領禿髮樹機能在隴右侵擾邊境,杜預獲任命為安西軍司,領兵三百和馬匹一百到長安,到後轉任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

當時身為安西將軍和都督秦州諸軍事的石鑑命令杜預領兵進攻禿髮樹機能。石鑑讓杜預出兵有自己的目的,先前杜預在任河南尹時就是石鑑有矛盾,所以石鑑想借助外人之手替自己解決掉杜預。

杜預慷慨陳詞,他卻認為敵軍士氣高漲,馬匹健壯,相反我軍勞師遠征,應該做好備戰準備以及後勤工作,等到明年春季才可進攻。

石鑑以“稽乏軍興”為由,派御史用檻車押送他到廷尉。隨後石鑑討伐禿髮樹機能,都不能攻克。這件事不僅沒有減損杜預的名聲,反而讓朝廷上下都知道了杜預不僅能治理內政,還能運籌帷幄,料事如神。

等到匈奴人劉猛舉兵反叛,迅速波及到幷州的西部乃至河東、平陽。朝廷立刻啟用杜預,讓他參謀軍國大事。很快,他被任命為度支尚書。杜預“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讓人研發新武器。杜預先後向晉武帝提出過五十多項國防政策,包括“興常平倉,定谷價,較鹽運,制課調”等等,晉武帝都給予了採納。

杜預出任度支尚書期間,雖有石鑑從中作梗曾被罷免,仍舊不影響杜預整體的戰略部署。杜預精於刑律、曆法、水利,曾力排眾議修建富平津橋,橋成之後,晉武帝司馬炎對著文武百官誇獎杜預:“沒有你,這座橋修不成啊(非君,此橋不立也)”杜預十分謙虛回答說:“沒有陛下的聖明,我也不能盡力發揮啊(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公元278年,兗州豫州連降暴雨,鬧起了蝗災。司馬炎向天下徵集救災之法。杜預先後兩次上書陳述政策:

······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谷,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氾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

杜預建議食物短缺面前,眼光應該放長遠,真正的考驗在明天開春之際,那個時候國家應該開放糧;水災固然可怕,但是水中食物豐富,若能加以利用,就能解決事物的供給問題。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

天降暴雨雖然不可避免,但是水災的根本原因在於火耕水耨和水利設施的年久失修。而造成救災困難在於官吏的懶惰,他譴責某些官吏只顧自己的利益,有功便去爭奪,遇到問題相互搪塞,致使耽誤了救災進度。

杜預前後擔任度支尚書長達七年,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又提高了國家財政收入,贏得了朝野上下的讚美,因其無所不能,稱之為“杜武庫”。

杜預的一生之中,最輝煌的戰績就是伐吳之戰。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在他的名作《西塞山懷古》中描寫了這場戰爭的經過: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雖然主帥是王濬,但是詳細的進攻計劃基本上出自杜預之手。司馬代魏之後,西蜀早已經併入晉的版圖,晉武帝司馬炎雖然時常想攻滅東吳統一中國,但朝中大臣大多反對,唯有羊祜、杜預和張華支援。因此晉武帝司馬炎躊躇了很久。

原本抵禦孫吳政權的鎮南將軍羊祜在病危之際推薦杜預代替自己的位置。羊祜死後,杜預馬上接任鎮南將軍,並且都督荊州諸軍事。杜預上任後“繕甲兵”,點選精銳部隊,奇襲西陵郡,大破西陵督張政。

張政本是東吳名將,被杜預突襲大敗之後羞愧萬分,因而沒有向當時的吳主孫皓報告。杜預抓住機會實施離間計,將吳國俘虜放回建業向吳主孫皓報告了張政失敗的訊息。這一計策果然奏效,孫皓立刻用劉憲體換杜預為西陵督。這看似毫不起眼的換帥之舉,已經為後來滅吳打下了基礎,史書中稱“成傾蕩之勢”。

孫吳前線的換帥之舉,讓杜預看到了伐吳的時機,他幾次上表請求伐吳,晉武帝司馬炎終於在公元280年下定決心伐吳。杜預陳兵江陵,並且負責調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師。

杜預一面派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兵逆江西上,又派周旨等人率八百人襲擊樂鄉,在巴山放火,這一舉動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令孫吳軍民惶恐不已。隨後不久杜預親自統兵攻克江陵,指揮王濬擊潰孫吳水軍都督陸景,東吳各州郡望風歸降。

杜預鎮守零陵、桂陽等地的時候,雖然一路上屢戰屢勝,但有人認為滅吳還是需要費些周折,特別是春季漲水之後不能長期駐兵,等到冬季再進攻才能一舉吞吳。

杜預認為戰爭不能拖延,自信滿滿地說:

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並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短短的一段話,為後世留下了兩個成語:勢如破竹、迎刃而解。

接著杜預命令大軍攻向建業(南京),吳主孫皓投降。至此,自東漢末年以來的分裂局面又得到了統一。

完成統一之後,杜預認為自己出生於儒學士大夫世家,“武非其功”,請求解除兵權,朝廷不答應,他只好繼續領兵鎮守襄陽。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杜預深諳這個道理。他認為雖然天下統一,但是“忘戰必危”,他一方面繼續講武,另一方面屯兵於要害之處,維持天下穩定的局面。

鎮守襄陽期間,杜預興修水利,繼續造福百姓。他引滍水、淯水灌溉農田,使萬頃農田受益。他又打通揚口到巴陵的運河,解決長江的洩洪問題,改善荊州地區的漕運狀況。他的作為得到了百姓的信賴,大家稱他為“杜父”,歌謠之中唱道:“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杜預身上最讓人驚訝的地方也許是“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作為武將既不會騎馬,也不會射箭,可能會讓人質疑。但是回頭想想,統率軍隊並非是頭腦簡單、孔武有力的莽夫能為,必須由智謀淵博,能出奇制勝的人方可勝任。

公元647年,唐太宗李世民詔令古今二十一人祔祀於文廟之中,其中就有杜預。

公元782年,唐德宗李適詔令古今名將六十四人祔祀在武廟中,其中也也有杜預。

因此杜預成為明朝以前唯一在文廟和武廟中都受到祭祀的賢臣。

四百多年後,杜預的後代之中出了一位聲名顯赫的大詩人,就是家喻戶曉的杜甫。杜甫在文章《祭遠祖當陽君文》中高度概括了自己遠祖杜預的功績:

降及武庫,應乎虯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祲清東吳,建侯於荊,邦於南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樑。洪濤,莽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膏隸躬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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