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為二十四史之首，是史學書籍經典中的經典。《史記》篇幅適中，紀實性強，文筆儒雅，氣魄巨集大。這部曠世奇作不僅僅是史學家的嗜好，也是眾多偉人和文學家、政治家的瑰寶。而作者司馬遷到底是什麼人，大家又是如何認識這位史學界的大文豪呢？
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納要》中有專篇介紹司馬：“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的作品“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說《史記》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毛澤東同志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的敬佩，顯而易見。
大文豪郭沫若也曾特別讚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並且在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讚語。
如此之多的名家大腕，甚至人民領袖都對司馬遷如此敬重。而司馬遷不但文筆出眾，且內心炙熱，字裡行間透露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史記》文中透露的眾多蛛絲馬跡，讓作者司馬遷蒙上了更神祕的面紗。那司馬遷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乃司馬談之子，於漢朝為官，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同時完成《史記》，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師承於孔安國、董仲舒。自幼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直到元封三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開始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上古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
簡單看來，司馬遷卻有成功之處，但為什麼是司馬遷完成了《史記》？這要從更早談起。西漢景、武年間，在黃河龍門，司馬遷出生了。幸運的是司馬遷的祖父司馬喜，在漢文帝詔入慄米受爵位以實邊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慄米換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於徭役。
年幼的司馬遷在父親司馬談的指導下讀書寫字，十歲時已能熟讀《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漢武帝建元年間，司馬談到京師長安，任太史令一職，而司馬遷則留在龍門老家，繼續過著耕讀放牧的生活。
就在稍稍年長之後，司馬遷離開了龍門故鄉，來到京城（長安）父親的身邊。此時的司馬遷已學有小成，司馬談做出了改變司馬遷一生的決定，讓他遍訪河山，去搜集遺聞古事。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向東南方向走，出武關至宛。再南下襄樊、江陵。渡江之後，溯沅水到湘西，然後又向東南到九疑。之後北上去長沙，到舊羅屈原沉淵處。越洞庭，出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展轉到錢塘。上會稽，探禹家。還吳遊觀春申君宮室。上姑蘇，望五湖。之後，北上渡江，過淮陰，至臨淄、曲阜，考察了齊魯地區文化，觀孔子留下的遺風，曾受困於鄱、薛、彭城，又沿著秦漢之際風起雲湧的歷史人物故鄉，楚漢相爭的戰場，經彭城，歷沛、豐、碭、睢陽，至樑（今河南開封），這才回到了長安司馬談身邊。由此可見，二十歲的司馬遷，隨無官爵，也沒有多大成就，但已然是，讀過完卷書，行過萬里路。成大業的基礎已經非常穩固了。那司馬遷又是如何入朝的呢？
因為父親司馬談的舉薦，司馬遷回京後仕為郎中。
漢武帝元鼎六年，漢武帝東行，巡幸緱氏的司馬遷在繼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之後，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籌劃新郡的建設。隨後又撫定了邛、榨、昆明，到了第二年才回朝覆命。
到了漢武帝元封元年春天，漢武帝在東巡返回的路上，於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作為參與制定封禪禮儀官員的司馬談不幸，因病留滯在周南（今湖北）不能繼續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憤懣以致病情加重。奉命西征的司馬遷在完成任務後，立即趕往泰山參加封禪大典，到洛陽見到了命垂旦夕的父親。
彌留之際的司馬談對司馬遷說：“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你繼為太史，可以接替我們祖先的事業了。現在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到泰山封禪，而我卻不可從行，這也是命中註定啊！我死以後，你一定會做到太史；做了太史，你千萬不要忘記我們要編寫的論著。周幽王和厲王之後，王道開始衰落，禮樂損壞，孔子整理了舊有的文獻典籍，想要振興被廢棄了的王道和禮樂。整理了《詩》、《書》，著作《春秋》。由於諸侯兼併混戰，史書丟散甚多、大部分記載中斷。現在漢朝興起，海內統一，明君義臣的事蹟必須記載，不能中斷了國家的歷史文獻。”司馬遷說：“兒子雖不聰敏，但一定會把編纂歷史的計劃完成，不會有絲毫的缺漏。”
父親去世以後，司馬遷在長安任職，又逢“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漢武盛世，司馬遷結識匯聚於長安的賢能志士：有賈誼之、孫賈嘉，公孫季功（公孫弘），樊噲之孫樊他廣，平原君朱建之子，馮唐之子馮遂，田叔少子田仁，樑人壺遂，杜陵蘇建。其中對司馬遷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董仲舒和孔安國。
司馬遷與壺遂討論文學時曾經說過：“我聽董生說：‘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害他，卿大夫阻撓他。孔子自知意見不被採納，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標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討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而縱觀《史記》，可知董仲舒的公羊學對司馬遷的影響很大。
首先，公羊學頌揚湯武革命，主張以有道伐無道，這與《史記》反暴政的思想大相徑庭；
第二，公羊學"尊王攘夷"，主張"大一統"的思想，這也和《史記》全書的主要觀念不謀而合；
第三，公羊學講究、崇讓、尚恥之義，是《史記》褒貶歷史人物的重要道德標準。
因孔安國是孔子後人，家中有當世失逸的《古文尚書》十餘篇。故而司馬遷亦嘗就《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學習古文經學，以及別擇古文資料的古文學，掌握了大量考信歷史的方法。而《古文尚書》作為整個古文學的核心，司馬遷在寫上古時期三代史作時，在文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雖縱觀史記發現孔夫子只是個一生不得志文人，但司馬遷還是在《史記·孔子世家》給予了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評價。說明司馬遷對於孔子的中庸理念，還是有一定的肯定。《史記》吸收孔子學說和六藝經傳的精華，是繼《春秋》之後的又一大經典。
可是司馬遷和其他偉人一樣，都是經歷過人生低谷的破碎，沒有被生活擊垮，反而是堅定了司馬遷的著書信念。這次劫難，就是著名的宮刑。
漢武帝天漢二年，武帝讓李陵為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的貳師將軍李廣利護送輜重。但是李陵謝絕，並自請步兵五千至單于庭以寡擊眾，武帝讚賞李陵的勇氣所以答應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時卻遭遇匈奴主力部隊，漢軍援兵不到，匈奴軍隊卻越聚越多，糧草丟失之後，李陵只好降敵。武帝得知訊息後非常震怒，群臣看情況不妙，集體聲討李陵的罪過，只有司馬遷說：“李陵侍奉親人孝敬，與士人有信，一向懷著報國之心。他只領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殺敵一萬多，雖然戰敗降敵，其功可以抵過，我看李陵並非真心降敵，他是活下來想找機會回報漢朝的。”可誰知，公孫敖迎李陵未功，謊報李陵為匈奴練兵以期反擊漢朝，武帝再次發怒，誅了李陵全家，而司馬遷也以“欲沮貳師，為陵遊說”被定為誣罔罪名。誣罔之罪為大不敬之罪，按律當斬。
但在當時也可以選擇用贖金來免死，或以宮刑代替死刑。可是司馬遷兩袖清風，哪裡來的重金贖身？面對重大抉擇，雖名節可保，但是大業未成，這一死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之死無異。想那周文王拘於囚室還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春秋》，屈原放逐才賦有《離騷》，左丘失明便有《國語》，孫臏遭臏腳之刑還修兵法，終於，在那個“臧獲婢妾猶能引決”的時代，司馬遷無奈選擇了以宮刑贖身死。至此，司馬遷揹負著父親窮盡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對極刑而無怯色。但還是在忍受長期巨痛與恐懼發作中，完成了屬於太史公的使命。公元前91年，《史記》全書完成。全書一共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其中包含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是二十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鑑》並稱為“史學雙璧”。
雖然當時看來，很多人都難以理解司馬遷的選擇，認為他是貪生怕死的小人。但後世看來，司馬遷的選擇是正確的。
而《史記》的問世也並不是那麼順利的。司馬遷接受宮刑之後自然的不會在朝中得志。所以《史記》在剛剛完成的時候，還沒有大力推行。後來能夠讓這部著作問世，還要感謝司馬遷的女兒。
很多人不知道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了楊敞。而楊敞在漢昭帝時期，曾官至宰相。司馬遷的女兒給楊家生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楊忠，小兒子楊惲。楊惲自幼聰穎好學，他的母親把自己珍藏並且深愛著的《史記》，拿出來給他閱讀。楊惲初讀此書，便被書中的內容吸引住了，愛不釋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讀完。楊惲成年之後還把它讀了好幾遍，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扼腕嘆息。在漢宣帝時期，楊惲被封為平通侯，這時候他想到外祖父司馬遷這部鉅著正是重見天日的時候，於是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從此天下人得以共讀這部偉大的史著。
很多人以為司馬遷言辭激烈，具有反叛思想。其實此言差矣，司馬遷不過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核心，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的思想，體現了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其核心是萬法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所以，司馬遷是為人民服務的真正的文化戰士。
由於《史記》太過優秀。關於司馬遷的介紹與了解，大都來自史記內容，或著書前後。其實能夠完成這樣一部著作，司馬遷絕不可能只有這兩把刷子。能夠知曉古今，對事態判斷如此準確，司馬遷一定是博採眾長之人。
要知道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的，也是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學家決非虛譽。
司馬遷完成“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絡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天文學之應用的最重要範例，在星學歷史上佔有很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總結了戰國以來的天文學的基本原則：“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執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資料。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執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天文學中的‘緯’即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由此可見，司馬遷確實對天文知之甚廣。
除了天文和《史記》。司馬遷對朝中國事也有過極大的貢獻。需要提及的就是改變曆法。
在漢武帝太初元年，漢朝以建立102年了。漢室建立之初，大部分都沿襲了秦朝的製作。曆法則採用了較為貼近的《顓頊歷》。於是時任太史令的司馬遷和大中大夫公孫卿以及壺遂等人向漢武帝進言說：“《顓頊歷》已經不適合現在的情況，因該重新定製曆法。”。而御史大夫懂得經學，漢武帝便命令御史大夫與眾博士商議修改曆法等事情。並於同年，命令公孫卿、壺遂、司馬遷、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討論定製《漢歷》。
司馬遷一生為了史學、文學、天文、奉獻了一生。完善了曆法，留下了曠世奇作《史記》。他對中國文明的推動已經不能單純的用偉大來評價了。他是一個賢臣；是一個文人；是一個熱血青年；也是一個偉人。我們借班固的話來講（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