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被人譽為晚清時期的“中興第一名臣”，是我國古代有名的理學家、政治家等等，他為人正直，頭腦睿智，他的事蹟流傳至今，而他說過的話甚至都被許多人當成至理名言，作為修心養性的原則。

曾國藩除了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並在理學研究上有一定成就的外，他還是個孝順守禮的人。他曾因至親去世，亦然放下朝堂高位，回家“守喪三年”，又在家國有難，需要他幫助的時候，被君主一道聖旨“借孝”，回到朝堂處理政務。

那麼喪期未滿就被君主請來處理國事的曾國藩，是不是“不孝”呢？

曾國藩此舉不僅沒有冒犯“孝道”，更是側面印證了他是深諳儒家精神的大學者，他亦深刻理解了“三年之喪”背後的人文關懷。如果他無視兵荒馬亂的時局，固守僵化的守喪形式，那才是大大的“不孝”，更稱不上什麼“大學者”。

顏小二是說，“守喪三年”的初衷從來不是讓生者耽誤“生活生產”，而是為了讓生者更好地去“生活生產”。

許多人可能覺得，“三年之喪”之所以設定，是為了慰藉逝者，其實深究其精髓，我們會發現，這“三年之喪”更多是為了給生者一個發洩“傷痛”的出口。於此。儒家之“禮”，才謂深刻。

1、曾國藩“守喪”，又被君主一道聖旨“借孝”

據記載，歷史上的曾國藩“活躍”的時候，時局並不算太平，曾國藩面對的朝堂局勢也十分複雜。

同時，因為與朝堂上別的大臣政見不合，讓當時的君主比較難堪。

為了緩和朝堂氛圍，動亂局勢時期，君主應允了曾國藩的回鄉守喪請求。一般來說，曾國藩這樣的重臣是不可以在這麼緊急的時刻“缺席”。

但是，一來礙於曾國藩回鄉守喪的願望十分“強烈”，二來就當時的文化而言，“三年守喪”是幾千年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喪葬之禮，作為君王，不可違背這個“禮”；三來也為了緩和朝堂氛圍，於此，君主便準了曾國藩“丁憂”請求，讓他回家守孝。

所謂“丁憂”，就是父母去世以後，當官的要暫時“離職”，並在三年內，為人子女者不能婚嫁，不能喝酒作樂、不能夫妻同房等等。而當時的曾國藩，就是回家丁憂。

有的人甚至會在丁憂的三年內住在搭建於父母墳前的小屋子裡，寒來暑往，以近乎“自苦”的方式來盡孝。

而曾國藩的“丁憂”並沒有維繫太久，朝堂紛亂，戰事吃緊，君主不得不以一道聖旨“借孝”，將曾國藩從“守孝期”中“借”回朝堂，以解燃眉之急。

所謂“借孝”，指的就人雖然在守喪期間，但是因為某些原因穿著吉服，或做與守孝規矩相違背的事情。而“借孝”的緣由，往往有“借孝倡忠”、“借孝而仕”、“借孝婚娶”等。

毫無疑問，曾國藩這裡則是“借孝倡忠”。

人人都說忠孝難兩全，而曾國藩本人，則深諳中國“三年之喪”的孝道精髓，不輕視這喪葬之禮，亦不僵化固守，雖違背了守喪規矩，但卻並不違背儒家靈活的中庸精神，這才是對“孝”更高層次的踐行。

為什麼這麼說？我們理解了“三年之喪”中的內涵，大抵便能體會上述含義。

2、“三年之喪”背後的人文關懷

說起“三年之喪”，我們可以追溯到《論語》中孔子與宰我的一段對話。

當時宰我和孔子說，守喪要三年時間太長了，比較耽誤學習，也耽誤勞作生產，對生活影響很大，認為一年就比較合適。

孔子聽了後，一番話說得宰我羞愧得面紅耳赤。孔子說：真正有德行的君主，因為父母去世，即便山珍海味吃在口中，不會覺得香甜；因為他們沉浸在悲傷中，他們聽再美妙的音樂，也不會覺得快樂；在家裡躺著，他們也不會覺得舒服，因此，君子才會去守喪。

也就是說，在孔子眼裡，人們守喪，不是因為有守喪這個規矩，而是因為“心中的切實悲傷”讓人們在家吃不好、睡不好，無法正常生活，被憂慮悲傷困擾。

為了讓失去親人的悲傷得到釋放，就要以和精神上的悲傷相匹敵的“自苦”來緩解。於此，君子才會去“守喪”。

至於為何會有“守喪三年”一說，孔子說：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也就是說，喪期定為三年，是因為人們從出生到完全脫離父母懷抱，需要三年的時間。而這三年，便成了天下通行的喪禮。

也就是說，“三年之喪”不是一個冰冷僵化的“規矩”，其背後蘊含著對父母的“感恩”，以及對至親的“眷戀”之情。而守喪期間的“自苦”行為，更是為了讓生者心中的悲傷有一個發洩口，給自己一個理由在喪期過後重新開始，不再為失去親人而迷茫、痛苦，繼而更好地迎接未來。

3、三年喪期的精神核心

由此我們可總結，我們不能盲目將“守喪三年”看成冰冷的喪禮規矩，更不能完全將其定義為“糟粕”，而是要看到其背後的提倡的精神，即“感恩”與對親人的眷戀，同時“守喪三年”中也有對生者的“慰藉”。

於此，理解了“守喪三年”背後的精神核心，為人正直有原則的曾國潘不會固守“守喪三年”的外在僵化規矩，而是“借孝倡忠”，此舉則是更貼切地踐行了“真”儒家思想的精神核心。因為真正的儒家文化從來不是僵化的，它是靈活的、精妙的，且讓人讚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