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父親給他取這個名字,希望他,心有鴻鵠之志,腹有錦繡文章。
李鴻章與其他官員畢竟不同,他是一個想辦事的官。
李鴻章深信:"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做成一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地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他清醒地覺察到此際的大清正處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李鴻章是個美男子,身高一米八,人送外號“雲中鶴”。曾給李鴻章拍照發著名攝影家約翰·湯姆遜回憶說:“他有6英尺高,舉止穩健而高貴,相貌極為英俊,眼睛烏黑而又具洞察力,嘴唇上有兩撇深棕色的鬍子,顯示出堅定的決心。”李鴻章非常自律,高大的深處常常只穿一襲單衣,“非嚴寒冰雪,不御長衣”,別有一番風骨。
李鴻章,晚清軍政重臣,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正當他在官場與商場如日中天之時,一場外來侵略戰爭徹底改變了他和大清王朝的命運,他從“中興名臣”變成了“千古罪人”,大清王朝的復興強國夢也隨著他建立的那支威名遠播的北洋艦隊一起覆滅了。
一個人,一支艦隊,一場戰役和一個世紀的“長恨歌”。
在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李鴻章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大清帝國“危急存亡”之時,他所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而這一切,尤以1894年為最。
當這位已過古稀之年的老人,代表清政府在《馬關條約》上顫巍巍的簽上自己的名字的時候,他的心情何其悲憤!
1840年以後的晚清政府好像一副多米諾骨牌,不堪一擊。當鴉片戰爭碰倒第一張牌的時候,連鎖反應使得清朝這座風雨飄搖的大廈在70年的時間裡轟然倒塌。李鴻章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登上了這個動盪不安的歷史舞臺,他苦心經營,竭盡全力想做好清朝的裱糊匠,可是無奈這所破房子已經危如累卵。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清軍節節失利,清政府被迫簽訂中國近代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南京條約》,英國割佔香港,敲詐鉅額賠款,中國被迫開放門戶,美法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接踵而至,要求利益均沾,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之後,施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的巨大災難導致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全國許多地區農民騷動以聚眾抗糧、持械戕官等各種形式零星爆發,各種不同名目的秘密結社在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十分活躍。”“1847年以後,發生了若干次的農民武裝起義”(參見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其中規模較大的當屬1851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軍進軍南京,北伐,西征,轟轟烈烈,勢如破竹,這給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機,1856年,英法趁機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晚清政府內外交困,山河破碎。
在清廷因內憂外患而焦頭爛額之際,李鴻章受恩師曾國藩賞識,開始在晚清的政治舞臺上顯露頭角,逐漸成長為一名出色的將領和“夷務”專家:1858年,李鴻章受命組織淮軍,聯合外國勢力,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表現出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外交手腕;進入19世紀60年代,李鴻章成為洋務運動中的領軍人物,他“經辦洋務最多,時間也最長”(參見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在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斡旋於列強之間辦理洋務,逐漸認識到“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奏章》)以維護清朝統治為目的,李鴻章等洋務派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發展中國近代工業,相繼創辦一系列軍事民用工業,為中國的近代化開闢了道路。其中由他主持籌建的中國近代最大的軍事工業──江南製造總局(上海江南造船廠前身)和中國最早的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現發展為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歷經滄桑,現在仍在為國人創造價值。
基辛格在其所著的《論中國》裡這樣讚美他:“李鴻章素有大志,舉止儒雅,受辱不行於色,深諳中國文化傳統,但又對中國的險惡處境有不同凡響之認識。”文中肯定了李鴻章在應對清政府由盛而衰的過程中做出的種種努力:“李鴻章在中國境內東奔西走是中國動盪不安的暗淡寫照。在比較有代表性的兩年內:1869~1871年,李鴻章風塵僕僕,從法國代表抗議當地基督教騷亂的大西南,趕至再次爆發一連串騷亂的北方,隨後再次折回中越邊境附近爆發少數民族起義的大西南,繼而趕赴西北處理一次回民叛亂,隨後返回北方因教徒被殺受到法國軍艦威脅的天津,最後前往東南,處理一場正在醞釀中的關於臺灣島的危機。”
不過,“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最終沒有跳出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桎梏,清朝的命運也沒有因為李鴻章的“勞勞車馬未離鞍”(李鴻章臨終之述)而免於終結。
對於日本,李鴻章早就知道它遲早會成為威脅中國安全的首患。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李鴻章在給同治皇帝的奏摺裡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蔑視中國,有窺臺灣之舉。”“日本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之大患。”當歷史的車輪走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再敗,時局終將李鴻章推到了歷史的風口浪尖之上,七十多歲的李鴻章秉承“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原則赴日本與伊藤博文談判,在經歷恐嚇,敲詐,遇刺之後仍然堅韌的躺在病床上與日本據理力爭,無奈羸弱之國無外交,最終他還是恥辱的將自己的名字永遠的簽署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上,自此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
而李鴻章的兩首詩,三件事,實在令人難忘
那些和李鴻章接觸過的外國人,對他的印象大都是:個頭高、儀態威嚴卻平易近人,聲音嘶啞卻充滿飽滿的精神。 “他的儀態舉止和思維方式更像一名戰士,而不是政治家”、“風采中散發出一種高貴的人品”。
第一首詩:“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
寫這首詩時,李鴻章21歲,第一次來京,準備參加第二年的鄉試。年輕時的李鴻章志向宏大,渴望建功立業。
這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萬萬沒想到,52年後,自己73歲時,會代表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李鴻章在談判期間,還被日本特務開槍擊中臉部,隨行的人要找日本政府理論,他卻認為是好事,多了一個談判的籌碼。不出他所料,因為這一槍,伊藤博文允許清政府減少賠償一億兩。談判時,李鴻章的椅子還比伊藤博文的矮半截。弱國無外交,沒有人會同情弱者。
第二件事李鴻章去歐洲訪問時,經常問對方家產多少。同行人告訴他,這樣問不禮貌,李鴻章不管那套,照問不誤。一次,李鴻章去英國訪問一個大企業,問一個工頭一年收入多少錢。對方對只有工資收入,李鴻章又問對方手上戴的鑽石戒指哪裡來的,搞得對方很尷尬。有人說李鴻章是貪官,死後留下很多財產。但當時的大清帝國貪腐盛行,要求李鴻章一人當聖人,實在近乎奢望。
第二首李鴻章的這首遺詩: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熄,請君莫作等閒看。”
從“一萬年來誰讀史,三千里外覓封侯”到“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李鴻章前半生意氣風發,後半生時局艱難,受盡恥辱,卻也一直不卑不亢。
第三件事李鴻章發誓“終日不履日”。簽訂馬關條約後,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怎麼也不肯靠岸。最後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1901年,在義和團被鎮壓,大清遭劫掠,皇帝和太后遠遁西安,他在病危之際簽下《辛丑條約》,不久這位大清的頂樑柱,前後簽了30多個喪權辱國條約的李鴻章,那個“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痛。”的李中堂,悲憤地吐血而亡,諡號“文忠”。
本文部分內容選自祝勇《大師的傷口》之“1894,悲情李鴻章”